无需设立老年人犯罪免责年龄

【摘要】将达到一定年龄作为免除刑事责任的法定条件，无疑是刑事立法上的倒退。我国刑法无需专门对老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年龄加以规定，对老年人的特殊关照，完全可以在现行刑法的制度范围内解决，可以在量刑时或服刑时给予老年人必要的优待条件，而完全免除其责任则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关键词】老年人 刑事责任年龄 免责上限 争议

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就是指自然人一旦达到某一年龄就可以像未成年人那样在实施了危害行为后无需承担刑事责任，其实质也就是老年人犯罪的问题。所谓老年人犯罪，概括起来说，就是指60周岁及60周岁以上的人所实施的犯罪。多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界对是否有必要确定刑事责任年龄上限这一问题争论不休，越来越多的学者撰文指出：“我国刑法中应当明文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甚至有人明确提出了这个刑事责任的年龄上限，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一般认为，自然人只有在具备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并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时，才需要对其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在婴儿到儿童时期甚至是少年时期，由于人体各种机能尚不成熟，缺乏社会交往能力和社会经验，不能完全了解自己行为的性质和意义，其辨别是非的能力就非常薄弱，故对其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视为犯罪予以惩罚，而应当坚持教育的方针；只有当人达到一定年龄，具备一定社会经验、能够区分是非善恶、能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控制和支配时，才能要求他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由此，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种年龄与刑事责任的实质性关系，即一定的年龄是承担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

中国历史上有关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

古代刑事法律中有关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中国法律制度史上，从很早的时期就有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通说认为最早的规定是西周的“三赦”制度。《礼记・曲礼上》记载：“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战国时期《法经》中也规定：“罪人……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汉律也直接按年龄确定刑事责任，并有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的区别，将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基本规定为不满八岁和八十岁以上，并限制刑具和部分重刑对特殊年龄犯人的适用。曹魏、两晋时期沿袭了汉代的规定，在具体内容上并未进行实质性变更，主要是扩大了已满八十岁的人的刑事责任范围，并在对一些特殊犯罪的处理上略有不同。唐代是我国封建法律空前完备的历史阶段，唐律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无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不满七岁和年满九十岁）；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八十至九十岁，七至十岁）；减轻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七十至八十岁，十至十五岁）以及完全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十五岁至七十岁）。宋、元、明、清各朝代的刑罚制度基本上承继了唐律的有关规定。

近现代刑法中有关老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虽然，清朝末年草拟《大清新刑律》时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刑事立法，结束了以结果责任论为基础的有关刑事责任年龄和刑事责任能力的立法传统，①但保留了对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减免的传统制度。统治时期继续沿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并依传统规定对老年者犯罪不适用死刑。我们革命根据地政权所颁行的刑事法规中亦借鉴我国刑法史规定的老年人犯罪从轻处罚的内容。

新中国的刑法没有限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尽管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几乎都对老年人犯罪问题有特殊的规定，限定了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但新中国成立后的各项法律中都没有关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不论是实施行了近20年的1979年刑法，还是现行的1997年刑法，均未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而且在单行刑法及附属刑法中也没有规定。

刑事责任年龄上限规定之争

支持在刑法中规定刑事责任年龄上限的观点。综合起来，要求在刑法中确立刑事责任年龄上限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我国的历史传统和国外的法律规定。从历史上看，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对老年人犯罪及其刑事责任问题的特殊规定，对于老年人犯罪，我国古代刑法基于“矜老恤幼”的传统，对其多规定不处罚或者减轻处罚。从国外的法律制度来看，许多国家都在刑法中明文规定了老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如墨西哥刑法、荷兰刑法和蒙古刑法。

二、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原因。从生物学角度看，老年人犯罪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成年人进入老年阶段后，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弱，直至衰竭，因此，老年人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面，老年人心理上容易产生孤独感和失落感，进而表现出固执、偏狭、自我中心、易被激怒的心理特点，因而有时会因琐事而感情突然爆发并实施犯罪，相对而言，我国刑法在立法中仅考虑到了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殊性，对未成年人犯罪规定了从轻从宽原则，却没有规定老年人犯罪的特殊刑事责任，似有不完善之处。

三、刑法谦抑性原则和刑罚人道主义的要求。刑法的谦抑性，也叫刑法的谦抑原则，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预防和控制犯罪。无论从功利还是从正义的角度来看，“刑法是一种拘束自由的重大痛苦，其自身并非理想，而是不得已的统治手段。”刑罚非制裁方式的至上性，决定了刑法的谦抑性。②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不是惩罚犯罪。而人至老年，劳动能力丧失，神智模糊，此种情况下，对其适用某些刑罚，不仅没有改造的意义，还不能创造社会价值，反而成为社会的累赘，需要国家无偿供养。同时，让身体状况不好的老年人去接受难以承受的司法审判，其实质也是对人权的践踏，反而使社会公众因刑法的不人道而产生反感，而不利于社会的和谐。若对其从宽处理，即使不适用刑罚，犯罪的老年人也往往不会继续再犯罪，不仅刑罚适用的特殊预防目的达到了，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法律内涵，还可以减轻政府的经济负担，又有利于监狱的管理。

反对在刑法中规定刑事责任年龄上限的观点。反对在刑法中对刑事责任年龄加以上限规定的人则认为“高龄免责是司法倒退”，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设定最高刑事责任年龄可能导致“犯罪”增加。这种观点认为，以立法的形式对老年人减免刑事责任的做法在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将会导致老年人危害行为的激增。从司法实践来看，我国老年人犯罪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可以说，现行的刑罚制度对年老者适用的机率是相当少的。加之我国已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一旦刑法中增加了刑事责任年龄上限的规定，那么达到这个年龄上限的老年人就很可能会放纵自己去实施一些危害行为。此时，刑罚不但达不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反会刺激人们去犯罪，体现出一种负效益。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稳定，目前不宜在刑法中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

二、立法中设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并不具有操作性。年龄的这个上限应如何确定？“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并非客观存在，刑事责任年龄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上的推定，对于老年人犯罪如何去确定一个比较客观可靠的衡量标准？我国刑法对无刑事责任能力和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界定，是基于一个随着年龄增长逐步进化的过程，且这个年龄受自然环境、文化程度、社会经历、物质条件等主客观因素影响相对较小。立法者很难确切地规定达到某一年龄的老年人不具备“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因此在确定刑事责任年龄上限的问题上缺少合理的科学依据。

三、对老年人犯罪的宽宥完全可以在现行刑法的制度范围内解决。尽管老年人由于生理心理因素的影响导致身体机能逐渐衰退，行动力、记忆力、思维力、自我控制力等有所衰减，但刑法规定的自首、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法定从宽情节和犯罪手段是否恶劣、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是否严重、犯罪后能否真诚坦白、有无前科等酌定从宽情节，都能在处理老年人案件时一一适用。法官处理案件时，完全能在现有的刑法制度中考虑到“年老”这一因素而对老年人进行较轻缓的刑罚处罚。

立法无需设定最高刑事责任年龄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对于达到一定年龄就可以免除责任的刑罚条款，一般都是对老年人犯罪量刑的从宽规定。如果将达到一定年龄作为免除刑事责任的法定条件，无疑是刑事立法上的倒退。

一般情况下，对那些社会危害性不大、主观恶性小的老年人犯罪，完全可以由法官根据刑法第十三条关于犯罪的但书的规定，来确认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对那些精神状况不佳的老年犯罪人，可以根据刑法中的有关规定由司法机关确定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以及如何承担刑事责任；对那些已经构成犯罪的老年人，可以在量刑时根据刑法规定的量刑情节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宽处理；对于高龄的或者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老年人，法院甚至可以在具体执行刑罚的过程中根据其实际身体条件和精神状况决定是否变更执行措施，如果确实不适合羁押、执行对其生命有危险的，从法律以及人道主义的角度，可以考虑采取监外执行等实际执行方式。（作者单位：上海市普陀区业余大学）

注释

①宁汉林，魏克家：《中国刑法简史》，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

②[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转引自李海东主编：《日本刑事法学者》，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