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红利已出尽?

1999～2008年，是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到此次危机肇始的时期，其间，中国经济增长最快、通胀率最低、宏观经济最稳定。仿美国的术语，我称之为中国经济的“大和谐”。随着此次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连续4年不振，连累中国也陷入低迷，人们开始怀疑，中国高增长是否已成过去？

众所周知，三十余年来的中国奇迹，得益于一系列市场化的制度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摧毁了制度，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中国经济后来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比如乡镇企业的崛起，这场“土地革命”的意义还远未被充分认识。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普遍实现了民营化，为中国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2001年以加入WTO为标志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和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集中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这些制度变革，带来了效率、创新和生产率的极大提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制度红利”。

除了“砸锅式”的根本政治体制变化，“经济制度红利”是否已经出尽？ 我以为，中国制度红利仍大有潜力。中国去年按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按照名义汇率也已接近6000美元。现代化和城市化正处在半路，城市人口刚刚达到50%。继续前行，虽道路崎岖，却大有空间。人们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的普遍悲观情绪，显然过于短视了。下面将紧要的制度变化，凑为五项。

一是户籍改革和建设更富活力与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在僵化的户籍制度下，移民成本高昂，当前已有2.5亿农民工，占全部劳动力的30%。这些人完成了“工场化”，却尚未完成城市居民化。逐步放松户籍管制，配合以实际常住人口为基础的财政、教育、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经济活力重现将不期而至。进一步，中国的农业产出占GDP比重只有10%，却仍在使用30%～40%的劳动力。通过制度变化减少移民成本，农村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非农部门，依然大有潜力。

二是金融体系改革，尤其是扩展直接融资。储蓄依赖于金融体系转移到最富有效率的部门和企业。最近两位经济学家关于中国和印度资本误配的论文，受到广泛关注。该论文认为，在不改变技术的情况下，将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到美国水平，让高效率的企业得到更多资本，那么中国的人均GDP会增加将近一倍。所以金融体系改革，潜在收益巨大。

金融如何改？一言蔽之就是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直接融资指的是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融资，我们需要做的是：利率市场化，扩大企业债市场，扩大地方政府债市场，稳妥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这样，资源配置效率会随之改进，经济活力将大增。

三是给小微服务业减压，税收“减二免三”。中国服务业比重只有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5%。同时，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就业压力，服务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是消化的主力。对小微服务业企业，应该采取干脆的政策，那就是税收减二年再免三年，此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对乡镇企业实施过。政策虽糙，却很管用。等它们长大了，再纳税吧。

四是逐步放开和鼓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所谓全球化，一是商品贸易在全球自由流通；二是资本的全球流通；三是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以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中国的企业要学会走出去，我们不仅鼓励它们去发达国家，也鼓励转移产业去越南、缅甸等地区。全球化下，片面追求吸引外资，不允许企业出国投资，“圈养”自己的孩子，没有比这更精神分裂的愚蠢理念了。

五是与时俱进，不断提升法制水平，保护产权，维持市场竞争。这是一日不可废的功课，无此功课，一切休谈，我在此亦不必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