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庸官从完善制度开始

时间:2022-10-23 02:09:42

治理庸官从完善制度开始

建设服务型责任政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代中国行政改革的价值诉求。近年来,我国加快了责任政府建设的步伐,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不负责任的现象频频曝光,从“贪污寻租、重大决策失误”到“庸政懒政怠政”,从“乱作为”到“不作为”。

国家审计署2015年9月的审计报告显示:在全国保障房建设审计过程中,发现有的省存在大量保障房闲置问题,其中贵阳市有30855套已建成的保障房由于供电、排污、市政道路配套建设滞后等原因,未及时投入使用。11月14日起,央视新闻频道在《朝闻天下》《新闻30分》《新闻直播间》等多个栏目中对此进行了报道。11月20日,央视记者就此问题前往贵阳市住建局采访。贵阳市原住建局局长刘朱竟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辩称“你们搞错了”,声称自己并非局长,“只是在这看(规划)图的。”真是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局长如此为官不为,只能是无官可为,前不久,刘朱已被免去了局长职务。该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全国上下的关注和热议。

应该说,党的十以来,中央通过出台八项规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反腐倡廉等多种措施,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已有了明显改观。但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个别领导干部感到官不好做了,日子不好过了,感到“为官不易”,进而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

随着“八项规定”、“反”的深入推进,为了守住自己的命门,一些官员收回了权力寻租的黑手,腐败现象减少了,但“庸官懒政”现象却日益凸显。

诚如著名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言:“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公务人员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组织和管理方面承担着重大责任,如果“仕而不优”、“仕而不勤”则“众必受弊”。有人说,如果把比作体制的“硬伤”,那么庸官懒政则是体制的“暗伤”。以至于总理也曾痛斥他们是“尸位素餐”,强调不作为也是一种腐败。除了“不作为”,官员胡作非为一样是不能容忍的,治理官员不作为的同时也要坚决治理官员胡作非为。

当前,庸官懒政已成为干部队伍中的一大顽疾,成为建设服务型责任政府的“绊脚石”和“拦路虎”,必须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治理。笔者认为,治理官员不作为和治理官员胡乱作为,需要在五项制度建设方面做出实质性进展。

完善和发展人大质询制度及其公开机制

人大质询是各级人大代表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监督和问责的一种方式。质询权的正常行使,能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恪尽职守、依法履职、规范执法、公正司法、保障民权起到促进作用。许多国家一般都将质询问题及政府对质询的答复公布在议会议事记录上,除涉及国家机密的,均允许公民自由查阅,且质询过程还要由公共媒体全程直播。我国质询案主要是在人大会议内部通过信息、简报、通报等形式对人大代表、常委会成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公开,透明度不高。借鉴国外质询制度的经验,我国可以考虑运用电视或网络现场直播人大质询实况,提高质询的公开程度。以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监督,既能够充分激活质询,促使人大代表积极履行质询职责;又迫于舆论的压力,使政府官员们直观地感受到民意的力量,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敢懈怠。

促进政府财务报告与政府绩效报告的融合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本身是一个闭环过程。从目标确定、权力分配、资源流动到服务实现,应该得到完整的反映,如果能将绩效报告与财务报告的内容集成在一起,将更有利于回溯责任政府受托的形成路径。发达国家推行的政府绩效报告制度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类是以英国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方式,即将有关重要公共部门主体的绩效信息作为其广泛财务信息的一部分,进行补充报告;另一种途径是以美国、芬兰和瑞典等国为代表,倡导编制专门的政府绩效报告。相对而言,我国更适宜采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做法,应该努力促进政府财务报告与政府绩效报告的融合。扩展原有政府财务报告,通过增加反映政府绩效的相关报表、附表和附注说明等形式,形成基于财务视角的政府绩效报告。这样的改革路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利用政府会计技术系统运作的成果,同时也能够以“财务资源”流动为主线,建立起政府决策、资源流动、服务支出与效用实现之间的有机联系,为持续改革改善政府绩效明确方向。

建立健全职业年金廉政绩效报告制度

在治理官员不作为与庸官懒政的同时,我们也要防止官员胡乱作为,这就需要建立健全公务员职业年金廉政绩效报告制度。廉洁年金是公务员职业年金的本质,它较好地回答了为什么公务员养老金高于一般私营部门是合理的,因为公共部门职业年金不仅起到补充养老的作用,同时还是“廉洁年金”。我国的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制度也有对违法犯纪公务员依法剥夺或削减养老金权益的惩罚措施,具备“廉洁年金”的雏形但尚需制度化。应借助公务员养老改革这一契机把廉洁年金制度嵌入到未来的公共部门职业年金,并通过对养老金的廉政绩效的记录和报告来解除政府的公共资源受托责任。

设立国家公共服务奖

治理官员不作为与庸官懒政,需要借鉴国际经验设立国家公共服务奖,建立以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公务员激励机制。美国行政学会和美国行政科学研究院, 为奖励工作优秀、成绩显著的公务管理人员, 于1982年共同设立了“国家公共服务奖”。该奖记录并反映了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动人事迹,在推动职业化, 倡导优质服务和提高人们对公共行政的认识等方面发挥了有益作用。国家公共服务奖每年评选一次, 旨在奖励把个人事业奉献于政府服务的实际管理人员。受奖者都是从政府各阶层、州、联邦政府和国际组织中精选产生的, 都是在平凡岗位上做出杰出贡献的公共服务人员。

建立健全监管影响评估制度

防止官员胡乱作为还需要建立健全监管影响评估制度。20世纪70年代监管绩效评估在美国最先建立, 至今已为一半以上的经合组织国家不同程度地采用, 用以改善本国监管决策行为。监管绩效评估即监管影响评估是对拟议中的新监管政策的可能影响以及对已有监管方案的效果(包括正面和负面的) 的一种系统评价方法, 其目的是以经验调查的方式协助决策者了解与分析政府监管政策方案的效果, 使其建立有效的监管相关措施的优先顺序, 并且对政策资源做适当的分配与调整,以使监管政策的成本最低、效果最大。如果对于所面临的问题和政府行为的间接后果没有很好的理解, 将会影响监管的效果, 甚至导致监管失败。监管绩效评估是用于确定问题所在, 并确保政府行为是正当和适宜的。为了确保监管政策的绩效与质量, 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管评估制度刻不容缓, 这也正是世界各主要先进国家都已先后引进监管影响评估制度的原因。科学化与系统化的政策评估是政府提升监管政策绩效的重要前提及关键,而中国尚未建立系统化的监管绩效评估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中国监管改革的困难。因此,中国应及早引人监管绩效评估的理念, 设计出符合实际国情的监管绩效评估制度,以规范和加快中国正在进行的监管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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