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UNESCO:角色变迁40年

11月5日，法国巴黎。中国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3000多名代表、近200位部长以及700多家媒体的见证下，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第37届大会主席。

迄今为止，这是中国人在这个拥有195个会员国的国际组织中获得的最高职位。在随后召开的大会上，郝平将领导各会员国，通过UNESCO未来两年的预算以及未来8年的战略规划，并主持选举产生新一届的总干事和执行局。这被现任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评价为“具有里程碑意义”。

博科娃接受《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中国在UNESCO的事务上发挥了巨大的领导力，郝平此次当选，就是对中国影响力和领导力的认可。

当选之后，郝平告诉《望东方周刊》，UNESCO正“站在十字路口”，面临“当今世界的诸多挑战、会员国的热切期待以及两年来的财政危机”，他表示将在两年任期内力倡改革。

面对新使命，他特别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理念---和，强调对不同思想的包容，认为和谐共处可以创造新事物。

在当选后的讲话中，郝平引用了《魏书》中记载的故事：吐谷浑部落的首领在弥留之际，命令所有的儿子每人拿来一支箭。折断一支箭很容易，但把所有箭捏在一起，任何一个儿子都不能折断。“全世界很多民族都有类似的古老传说。这说明了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人类各个文明所共有的理念。”

在UNESCO谈理念、讲故事，需要十足的自信。这个善于提出前瞻性理念的“思想实验室”，40年前就提出了“学习型社会”、“终生教育”等对人类发展影响至深的理念，并成为诸多国家相关公共政策的指引。

UNESCO可能是除联合国之外中国人最熟悉的国际组织。1988年，正是因其《全球海平面联测计划》，中国在南沙群岛永暑礁建立了海洋观测站，五星红旗第一次飘扬在南沙群岛上空；近二三十年中国各地孜孜以求的世界遗产，也属于其职责范围。

而在近期的UNESCO，中国也成为耀眼元素。

两周前在北京举办的“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即是UNESCO首次将科技、教育、文化三个重要会议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同一地点召开。

42年前的1971年10月，仅仅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席位4天之后，UNESCO成为第一个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联合国专门机构。

与中国的开放历程同步，中国在UNESCO从谨慎观望者变为全面学习者，又成为深度参与者。如此角色变迁，是国家实力与国际地位的直接投影，也呈现出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不断调整。

今天，中国人正期待在这个影响力巨大的国际组织中承担新使命。

体制内的旁观者

和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相同，中国是第一批参加UNESCO的国家，甚至是第一批签字的14个国家之一。当时参加筹备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是胡适。

这一起点的接续，却要等到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

1971年11月，刚从“五七”干校返京的张崇礼被调入国务院教科组，负责与UNESCO的接洽。

“”期间被拆散的教育部、文化部那时还未恢复，由国务院教科组管理相关事务。

“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大成”，42年后，张崇礼还清楚记得当时驻外机构对UNESCO的情况报告。

中国重返UNESCO的决议通过后，时任总干事马厄致信中国政府，中国并没有立刻派出使节。

后来以中国常驻UNESCO代表等职务离休的张崇礼向《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当时虽然由圈阅同意加入这一机构，但是调研成为与UNESCO打交道的第一项工作。“它到底是干什么的，驻外机构发材料过来，它自己也开始给我们发函件。”

1972年，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UNESCO第17届成员国大会。

其实按照当时“有选择地参加一些活动，以后视情况再逐步扩大的原则”，参加这次大会本不在中国人的日程表上。但马厄在大会前访华，拜访了包括、在内的国家领导人。他提出中国应派使团参加会员国大会，否则两年内无法以执行局成员的身份行使权力，于是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同意。

不过，那时中国仍没有打算派出常驻代表，因此时任驻法大使黄镇成为团长，一位学术权威---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外交部的凌青以及国务院科教组、文化组的官员，成为另外4位正式代表。

直到70年代末，都是由大会驻地外交官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团长。

“每个机构都有自己固有的文化传承，UNESCO最初是由一批知识分子组织成立的，因此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左翼传统。”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中心研究员的学者谢平告诉《望东方周刊》。

“由于意识形态原因，新中国重返UNESCO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充当的只是这一体制内的旁观者角色。”谢平说，“当时，我们更多把教科文组织看成是一个开展政治斗争的场所，把反对两霸作为首要任务。”

从一位亲历者的故事，能够看出这一阶段中国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特点。

1974年，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顾明远以教育顾问的身份随我国代表团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多年后，他回忆说：在国内准备的时候，我看了有关教育的一百多条提案，提案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注普及初等教育、扫除文盲，并要求立项援助；第二类是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关注青年的失业问题，为成人教育和终生教育立项。

在会议现场，顾明远严格按照上述思路行事：终生教育既然是发达国家提出来的，肯定是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等到表决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的立项，我就高高举手；对于终身教育的立项，我也不敢反对，因为不了解，只好弃权。当时阿尔巴尼亚还是我们的盟友，他们的代表坐在我的右前方，他常常转过头来看我，看我举手他就举手，看我不举手，他也就不举手。”

他还提到了跟澳大利亚一位代表的交流：在会议期间，法国教育部部长在凡尔赛宫举行隆重的招待会，在互相交流中，有一位澳大利亚代表问我，中国是如何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我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我说：“我们中国没有人失业，中学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中国农村有广阔的天地！”

到“”结束前，中国绝少参与教科文组织的活动，只在自然科学领域选择了少量活动。除了UNESCO下属的两个信息、生态项目外，就是一次地震领域的学术研讨会。当时中国刚刚成功预测了海城地震，专家们以骄傲的姿态前往会议举办地伊朗。

学习者

真正改变中国和UNESCO关系进程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UNESCO任职总干事时间最长的姆博。

熟知改革开放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在1977年复出工作之初，邓小平主抓科技和教育。恢复高考制度、公派留学生出国等重要决定，均是在此阶段作出。

这两个领域，亦是UNESCO最重要的工作领域，而其多边合作的渠道，可为当时尚未建立诸多双边关系的中国提供宝贵的外部资源。

时任总干事姆博1978年到访中国，主动提出要求邓小平接见，而邓小平也在这次会面时发表了著名的“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的谈话。随后的一切水到渠成。

在结束这次访华之前，在首都机场，姆博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长、文化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总干事会谈备忘录》。

“这个备忘录是中国和UNESCO开展合作的真正起点。”谢平说。

3个月后，邓小平亲自批准成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委会），作为国内协调机构。中国与UNESCO的合作自此进入快车道。

从1971年至1978年上半年，双方的合作项目为零，而从1978年下半年起，这一数字迅速飙升，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双方每年合作的项目已经超过300个。

1978年底，中国确立了新的指导原则，“有给有取”，欢迎国际组织提供多边援助。而作为“学习者”的中国人，显然所取更多。

“在这一阶段，中国是个学习者，或者说是知识和技术输入国。”谢平说。

例如，1975年～1983年，中国科技情报所通过向UNESCO派出人员学习和请外国专家来华举办学习班，培养了200多名情报学科人员。

总的来看，科技是双方合作初期进展最为顺畅的领域，涉及计物理、化学、自动化技术、信息情报、海洋学、环境、生物、水文地质、计算机等方面。UNESCO为中国开放旗下六大政府间合作计划（“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国际水文计划”，“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地质对比计划”，“综合信息计划”，“政府间信息学计划”），为中国在科学领域的拓展提供了整体渠道，使渴求科技信息的中国少走了不少弯路。

通过UNESCO的渠道，在多边合作的框架下，中国专家前往欧美国家学习，并且可以接触到当时较为先进的技术和装备。

全委会秘书处原秘书长贾学谦曾撰文提到，UNESCO亚太地区办事处一直资助他们去进行工作访问，每年也能资助各个领域的几十个合作项目。

70年代末中科院要制订科学发展规划，缺乏国外资料。贾学谦回忆说：“如从双边各国搞资料则需要较长时间，而且不一定能搞到。后来利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资料，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我国科学发展的规划。”

这就是后来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亮相的《1978年―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草案）》。

贾学谦还提到，国家海洋局通过与UNESCO一年的合作，就得到了1903-1981年有关中国海区的各种海洋资料，而如果单靠自己力量，需要25年10条船才能得到。

张崇礼认为，在未来的一定时间段内，中国还是需要从UNESCO获得智力和技术的支持，特别是在多边合作的框架内，可以避免双边合作中常见的讨价还价和抵触情绪。

来自“思想库”的种子

UNESCO聚集了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精英，因而成为“思想库”，在文化、教育领域尤其如此。

今年10月22日刚刚逝世的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被媒体称为“中国申遗第一人”，其缘起是因他80年代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学者交流中偶然得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存在，回国后起草提案，并与罗哲文等学者联署提交政协会议，推动了中国加入该公约。

从1987年开始，也就是中国加入公约的第二年，中国的一批文化遗产陆续得到UNESCO确认。UNESCO也主动派出知名专家来华，对中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进行指导培训。

从文物保护理念到对待文化的态度，都因“世界遗产”而深受触动。

而中国教育受UNESCO影响之大，甚至超过文化。

“”后，中国教育不仅缺乏资金、设备，更缺乏先进的思想。仅从宏观的教育理念来看，UNESCO对中国教育影响至深，很多理念后来都化入了国家方略和公共政策。

1972年由法国前总理富尔为主席的国际教育委员会出版的《学会生存---世界教育的今天和明天》，提出了“终生教育”和建立“学习型社会”的思想。

在发展方面，UNESCO近30年来相继提出了“一体化的发展”、“内源发展”、“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的发展”等理念，已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认可，并成为中国梳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借鉴。

可持续发展教育是近年来UNESCO着力推广的一个教育理念。

“可持续发展教育的问题是2002年开始被认识的。人们发觉，可持续发展不仅同社会、经济、环境、文化人类这四大领域有深刻关系，还需要教育的推动。”全国可持续发展教育工作委员会执行主任史根东告诉《望东方周刊》。

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为了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已经着手研究并制定了环境人口与发展教育（EPD）项目。1998年，全委会委托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主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这一项目，目前，全国11个省区市已有1000多所中小学校参与了这一项目。

到2010年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时，“重视可持续发展教育”已被写入纲要的战略主题部分。

“教育研究的最高标准是有没有变成公共教育政策。可持续发展教育已被提升到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高度，当然仍需要配套政策。”史根东说。

早期，UNESCO曾在教育普及项目上拿出资金投向中国。在1981年至1987年间，由贾学谦担任中方组长和主任的两个教育普及项目，资助了1000多名中国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员，参加了120多项教育计划，其中专业会议、出国考察95项。

但事实上，UNESCO及其下属各专门机构，更重要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物质援助，而是智力和技术交流的高级平台，

至少到上世纪90年代时，物质援助还是大多数中国人对UNESCO最大的期待。“建个小学、弄个图书馆。”张崇礼说，即使研究机构也希望得到更实际的援助，比如建办公大楼等基础设施。

这些期望汇集到张崇礼这里，让他哭笑不得。因为UNESCO不是简单提供物质资助的援助者，在联合国专业机构中的角色也与世界银行、开发计划署等完全不同。

到张崇礼离职的新世纪初期，UNESCO的年度预算仅为5亿多美元，其中约60%用于支付薪水、行政开支等，剩下约2亿美元要面对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

“它的资金主要作为一个‘种子钱’，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张崇礼解释说，UNESCO就其本身来说，最大的资源是智力合作，除了自己聘用具有深厚背景的各领域专家，还可以组织国际合作和交流。

深度参与者

1993年10月，在UNESCO第27届大会上，184个会员国全体一致表决同意由中国政府提出的在中国建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建议，并通过了159号决议。

这个中心的副主任王力告诉《望东方周刊》：“当年，正是北京首次申奥失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得知此消息后曾指示：奥运会我们费了很大的力量没有争取下来，很遗憾！‘中心’我们没有费太大的力量，争取下来了。希望一定努力，只许办好，不许办坏！”

当时，UNESCO在世界上共有四个类似的研究机构，即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教育局，设在法国巴黎的教育规划研究所，设在德国汉堡的终身教育研究所，以及设在中国保定的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后者也是当时UNESCO唯一设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机构。

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促进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以及农村教育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开发，这对于旨在推进全民教育的UNESCO来说举足轻重。原UNESCO总干事马约尔曾说：“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82%；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农村人口占67%。”世界上还有“一亿多（学龄）儿童没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最不发达国家接受初等以上教育人口的比例为37%，发展中国家为60%，工业国家为98%。农村文盲率是城市的一倍。”

这一中心的成立，为中国在教育领域从输入转向输出奠定了基础。

中心成立后，多次邀请亚太和非洲地区的教育官员和专家出席培训研讨班，如1996年的“国际农村教育促进发展培训班”，1998年的“亚非国家地区间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班”等。

2003年，时任中国教育部长周济与时任UNESCO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在法国巴黎签署了双方教育合作备忘录，一致表示将“进一步提高‘中心’的地位和影响，发挥中心的作用”。随后，这一中心由保定迁至北京。

2009年，中心组织召开UNESCO教育部门5个二类中心主任联席会议，这在UNESCO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时任UNESCO教育助理总干事评价说：“中国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援助，我们将乐见非洲从中受益并获得进一步发展。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让国际社会分享中国的成功经验。”

谢平认为，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和UNESCO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旁观者到学习者，再到一个真正的深度参与者。“合作才称得上真正的参与。”

教科文组织中的中国官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UNESCO的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教育发展的成果显现出来，参与国际合作的人才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质的提高。我国已经具备开展大规模国际合作的能力。”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秘书长杜越告诉《望东方周刊》。

中国对UNESCO的深度参与，另一个集中表现是竞选其高层职位。

中科院院士、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名誉所长苏纪兰，曾于1999年和2001年两次当选UNESCO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主席，这是中国籍科学家首次在UNESCO的重要机构中连任主席职务。

2005年，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当选UNESCO执行局主席，更是一次重大突破。

“与联合国副秘书长等职位的政治分配不同，这是中国首次在联合国系统中以竞选方式赢得高层职位。”谢平说，“这一结果，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重返UNESCO30多年工作水平的检验。”

“UNESCO的语言文化司中文处，以前只负责将重大文件译成中文，章新胜就任后，则必须为所有的执行局主席必须过目的文件准备中文文本。中文处工作量的变化，几乎可以视为中国对UNESCO参与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谢平告诉本刊。

与章新胜不同，唐虔则代表了中国人在UNESCO中深度参与的另一条路径。

2010年唐虔获得UNESCO教育助理总干事一职，负责分管教育部门。这一部门是UNESCO最大的业务部门，其经费总额占比高达47%。因此，这一职位一般被视为列在总干事、副总干事之后的“三把手”。当时，竞选这一职位者多达400余人。

细观唐虔的履历，就不难理解他何以脱颖而出。

1991年，中国政府向UNESCO总部提出了一份包括唐虔在内的五人名单，推荐他们去该组织教育部门任职。

“当时在UNESCO中国人很少，而且主要是翻译、打字的职员。”唐虔告诉《望东方周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对外招聘，国家可以推荐，但一定要通过招聘程序。”

当时，他的身份是陕西省科委副主任。在此之前，他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大学获得了运动生理学硕士学位和生物学博士学位，并曾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工作。归国后，他先后在国家教委和陕西省科委工作。拥有国外学历、英语好、任职国家机关，以及管理过世界银行项目，这样的经历使得他顺利通过考试。

1993年春天，中国政府获得UNESCO正式通知，任命唐虔为职业教育处高级项目专家。他从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开始了国际组织公务员的生涯。

此后，唐虔用了20年时间，从只有临时合同的高级项目专家，一路升任职业技术教育处处长、中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司司长、教育部门办公厅主任、教育副助理总干事、教育助理总干事，直到获得现职。

有人才有发言权

中国在UNESCO中的角色日渐吃重，另一个显性指标是会费的增加。

由于中国对UNESCO的会费缴纳与对联合国的会费缴纳实行同比例联动，和承担联合国会费的情况相同，中国承担的UNESCO会费亦经过几个阶段的变化。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因素，当时中国承担的会费比例达到历史最高值，如1975～1976年这一数据为5.46%。随着改革开放后重新回到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客观水平为缴纳标准后，这一数据大幅下降。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综合国力提升，再次推升了会费比例。

2012年12月24日，联合国大会就2013～2015年间联合国成员国会费负担方案达成决议，“金砖四国”会费比例大幅增加。中国承担的会费超过加拿大和意大利，由目前的3.2%升至5.15%，成为第六大缴纳国。中国在UNESCO的会费比例亦同步增长。

而相比中国对UNESCO的会费缴纳及日渐深入的参与程度，一个迫在眉睫的尴尬是，中国一直派不出国际职员到UNESCO任职。

按照规定，中国人在UNESCO的任职比例参考会费比例，因此，目前国际职员的额度相比过去有大幅增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的一位专家说，按照目前中国缴纳的会费，我们可以派遣的官员应该有40多个，但是实际上只派了10人左右。

“我们在UNESCO高层担任的职务不断上升，而在中层骨干力量却大量欠缺。不是不派，而是因为我们达不到对方的录取标准。”这位专家说。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专家都建议，应从顶层设计开始建立体系，针对UNESCO这类国际组织培养专业人才，“有人才有发言权。”

（本文参考了《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关于国际组织对会员国影响的一项经验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