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齐鲁文化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齐鲁文化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地域文化，是因为它和周公旦、姜太公、管子、孔子、孙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一大批文化巨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些文化巨人的思想和学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化的走向，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来源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齐鲁文化的前身是史前至夏商时期山东地区的东夷文化。东夷族中的太吴、少吴、虞舜等族群，在当时的华夏各族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他们创造的原始文化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至前2500年)和山东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至前1900年)，一般认为就是东夷族的文化遗存。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所反映的物质文明及社会发展水平，不低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在骨角牙器雕刻技术、制陶工艺、玉器制作、文字创制等方面，还要领先于中原地区。史前至夏商时期的山东地区还逐渐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一个在今山东曲阜，这里曾是少昊族的故地和商朝中期的都城；一个在今山东临淄，它是少昊族的分支爽鸠氏的故地，以后成为商朝方国蒲姑氏的都邑。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和两个核心城邑的形成，为周代齐、鲁两国的建立和齐鲁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初年齐国、鲁国的建立，标志着齐鲁文化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周王朝为加强对山东地区的统治，分封姜太公于蒲姑故地，建立齐国，定都营丘(临淄附近，后迁都临淄)；分封周公旦至鲁，定都“少吴之虚”(曲阜)，建立鲁国，由其长子伯禽代为治理。齐鲁两国大致以泰山为界，分别控制山东的北部和南部地区。

齐、鲁两国一开始就确立了不同的治国方针。姜太公对齐地逐利求富的风气采取了宽容态度，“因其俗，简其礼”，大力发展工商渔盐事业；政治上“尊贤商功”，重视有才干的异姓贵族和低级贵族，追求效益和功利。周公为鲁国制定的政治方针则是“变其俗，革其礼”和“亲亲尚恩”，即在鲁国强力推行周朝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和道德观念，注重维护姬姓周族的统治地位，主张通过亲情和恩惠来加强贵族内部的团结。这两种治国方针，对后来齐鲁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鲁国的文化发展水平已超越其他地区，两国文化各自的特点也表现得更加突出。

齐文化随着齐国的强大率先崛起。春秋初期，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这时的齐国事实上已取代周王室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管仲继承了姜太公的治国理念，认为政令要顺从人民的求利之心和致富愿望，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管仲还主张强化社会纲纪，有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等名言。

在齐国霸业的推动下，齐文化特别是齐国的功利主义思想得以广泛传播。春秋末期，齐国的晏婴以推崇礼制、倡导节俭而著称，他提出的“和而不同”思想充满辩证精神。同时期的齐国还诞生了两位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司马穰苴和孙武，前者有《司马兵法》传世，后者被世人尊为“兵圣”，所著《孙子兵法》成为千古流传的军事经典。姜太公曾在周王朝担任负责军事的太师之职，管仲也是出色的战略家，司马穰苴、孙武以及后来的孙膑都传承了齐国这种悠久的军事学传统。

战国时代，齐国的都城临淄极其繁华，城中居民多达七万户，人人喜欢“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文化气氛十分浓厚。齐威王、齐宣王礼贤下士，广招人才，众多一流的思想家和学者汇聚于临淄的稷下学宫，著书立说，自由辩论，齐国学术事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稷下学宫前后延续了一个世纪，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成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策源地和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中心。“滑稽多辩”的淳于髡，主张“性无善恶”的告子，融合墨家和道家学说的宋妍、尹文，黄老道家的代表田骈、慎到，儒学大师荀子，阴阳家的创始人邹衍，都是中国思想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其中，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直接影响了秦朝的礼仪制度，田骈、慎到等人的黄老道家学说成为汉初七十年的主导思想，荀子的礼法结合的理论更是对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齐文化相比，鲁文化则展现出另一种风貌。春秋时期的鲁国号称是保留“周礼”最多的国家，周公提倡的“明德慎罚”、“亲亲尚恩”等思想在这里有深厚的历史基础。春秋末期，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创立了儒家学派。他在继承周公思想的同时，总结了春秋“礼治”思潮的理论成果，提出了以“礼”和“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礼”强调等级秩序，“仁”强调以亲情为基础的相互友爱和同情，两者各有侧重而又相辅相成。孔子提倡道德教化，反对过度依赖行政强制和刑罚手段，要求通过“仁”和“礼”的统一来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些观点都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孔子晚年还系统地整理了西周以来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传统经典，为后世提供了全面系统的国民教育读本。

孔子之后，子思(孔子之孙)著有《中庸》等作品，从天命和心性角度发挥了孔子学说。子思的再传弟子孟子提出“性善说”，把儒家的道德教化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孔子、子思、孟子的学说，都是鲁文化的结晶，带有鲁文化重视亲情、强调友爱和倡导德治的一贯特点。

此外，稍晚于孔子的鲁国人墨子，提倡普遍的无差别的“兼爱”，创立了具有平民色彩的墨家学派。墨子的“兼爱”是对孔子仁爱学说的发挥和改造，同样也带有鲁文化的特点。

战国时代的鲁国没有出现齐国那种“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但鲁国的儒家学说比稷下学术具有更持久的影响力。到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最终取得思想战线上的胜利，成为此后两千多年占统治地位的学说。

先秦时期齐、鲁两国的文化各有千秋，难分伯仲。齐文化追求国家的富强和发展，鲁文化更侧重谋求社会的稳定与安宁。齐文化以开放的姿态兼收并蓄，气象雄浑博大；鲁文化则坚守宗周礼乐传统，注重维护文化的专一和精醇。齐文化崇尚功利和实用，军事学、工商学等实用性学术高度发达；鲁文化更注重道德名节，注重研究传统文献和阐发宗法伦理观念。齐文化是中国传统学术中“子学”的源头，鲁文化则是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学”的摇篮。齐文化和鲁文化虽然风格不同，但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补充，仍然属于同一种地域文化。

齐鲁文化到汉代以后已成为中国社会广泛接受的主流文化。人们在读“四书五经”、先秦诸子的时候，大多不再注意这些经典产生和形成的地域范围，而是把它们看成古代圣人创造的、中国人共享的文化成果。

齐鲁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继续发展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齐鲁文化所包含的丰富的思想和高超的智慧，将不断给人以深刻的启迪，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