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美丽中国助推器

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帮助身处自然中的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国际NGO带给中国的好的经验。

国际NGO的好经验

2013年3月23日是个周六。晚上八点半，韩雯（化名）关掉了家里的灯和电视，打开手机，播放一曲《What a Wonderful World（美好世界）》。“这是我第三次参加‘地球一小时’了。放这首歌，很有仪式感。”

“地球一小时”也称“关灯一小时”，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在2007年向全球发出的一项倡议：呼吁个人、社区、企业和政府在每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六20：30～21：30期间熄灯1小时，以此来激发人们对保护地球的责任感，以及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的思考，表明对全球共同抵御气候变暖行动的支持。时至今日，北京、上海等诸多城市都开始参与“地球一小时”的活动，明星李冰冰、李宇春等纷纷成为“地球一小时”中国区活动推广大使，更多像韩雯这样的普通公众都以实际行动参与其中。“这项活动据说并不能节约太多电能，更大程度上说，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契机，让我觉得环保并不那么遥不可及，也会提高我日常生活中的节能意识。”韩雯如是说。

对普通公众而言，“地球一小时”可能是他们对世界自然基金会这个国际环保NGO的唯一认识。但事实上，作为全球最大的独立性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之一，1980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为起点启动了大熊猫保护研究，是第一个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自然保护工作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至今，项目领域由大熊猫保护扩大到物种保护、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可持续发展教育、气候变化与能源、野生物贸易、科学发展与国际政策等领域。

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帮助身处自然中的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让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是国际NGO带给中国的好的经验。自然保护区的可替代生计项目即是如此。

2009年，世界自然基金会成都项目办公室在四川黑竹沟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开展了试点养蜂项目。

黑竹沟自然保护区周边甲挖村的曲比刮虎，就来自一个养蜂世家。但传统的养蜂方法也有弊端，比如蜂桶的设计，就不够科学。小蜜蜂（蜂蛹）、蜜蜂的粪便和死了的蜜蜂都一起留在桶里，因为害怕蜜蜂会弃窝飞走，人们又不敢打开蜂桶清理。这样，蜂桶就会很脏，蜜蜂很容易生病，病了之后蜂农不懂怎样医治，一桶蜂很容易就会死光。冬天的时候，圆蜂桶保温效果也不好，蜜蜂很容易冻死。“像我家，最多的时候养过40桶蜂，但现在只有几箱了。”

有着丰富养蜂经验的曲比刮虎，被村民选为甲挖村项目管理小组组长，与世界自然基金会项目官员和养蜂专家们一起选受益农户，开展技术培训，分发蜂箱和蜂种，指导受益农户蜜蜂分箱、割蜂蜜，与保护区工作人员一起向村民宣传环境保护。2009年年底，刮虎的10箱蜜蜂，已发展到26箱，产出了900多斤蜂蜜，卖了近3万元。在自身受益的同时，刮虎履行着自己的承诺，每年分出两桶蜂种给其他的农户，以传递的方式，带动社区一起养蜂。

“以前因为每家都穷，砍柴、挖药、打竹笋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看着一片片林子变得光秃秃的，我们也心疼，但是没办法，我们要生活。保护区的人经常来我们这儿宣传保护环境，保护大熊猫，但一直觉得这些事儿离我们很远，是保护区这些有工资的人做的活路（工作）。项目开展后，我们自己受益了，同时也开始注意到，保护好环境，少砍点柴，少挖点药，蜜蜂才有花儿可以采，我们才能摇到更多的蜂蜜。”

有着丰富的保护区工作经验的陈雪峰感触颇深：“开展养蜂项目前，保护区的主要工作就是上山巡护监测。时间久了，连自己都不知道这些工作到底有多大意义，能不能真的达到保护的目的。工作人员在保护，社区在破坏，工作人员到社区宣传环境保护知识，村民都会躲得远远的。现在不同了，通过社区养蜂活动项目开展，村民受益了，保护意识也在随之改变。以前大熊猫进到社区，从来没有村民联系我们。项目开展后，大熊猫多次下山，每次都有村民给我们打电话报告，还帮我们守着大熊猫，怕大熊猫受伤或者生病。”

与此同时，学者杨东平也认为：“他们的工作每个方向都有专业团队和人才，不断拿出高度专业化的调查报告，与决策部门沟通。这些带来的影响和示范作用越来越大。”

本土NGO的现代化成长

1990年代诞生于知识分子中间的中国本土环保NGO，经过20多年的发展，注册机构已逾3000家。初期的民间环保行动，可以概括为“观鸟、种树、捡垃圾”，而现在，工作更专业，分类更细化，用环保界的话说，就是从“浅绿”逐步向“深绿”前进中。在这个过程中，本土环保NGO也逐步摆脱了草根、悲壮、苦哈哈的姿态――这不仅源于环保意识的改变，更来源于他们的运营者正试图用现代企业管理的方式推动NGO的可持续发展。

2007年，封曙历创办了非营利机构上海仁渡。仁渡将目光集中于一点：海滩清洁。

“一开始我们没有租办公场地，也没有专职人员，除去3000元的注册费，只要解决400元一年的网站费用，资金方面就没有太大问题。我们一直倡导的是赔时间不赔钱，有幸找到了强生作为第一个合作对象，他们出活动经费，也出志愿者。举办一次净滩的志愿活动，经核算费用在两万，用这第一笔经费，我们成功举办了第一次净滩活动，同时解决了净滩所需工具和装备的购置问题。更重要的是，跟强生这样的大企业合作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企业负责出人和经费，我们负责出方案和执行，成了最主要的持续运作模式。”

自2007年创办起，简称“净滩”的上海滩涂垃圾来源科普调查及清理暨湿地生态体验营连续举办。“组织净滩，就是想让更多人群认识海洋垃圾分类，深入了解垃圾对湿地的危害，唤起公众对海洋环境保护的关注。”

净滩活动已成为国际海滩清洁活动等国际垃圾清洁活动的中国部分，2008年仁渡还成为东亚海洋清洁运动（CUW）的核准会员机构。“我们每次净滩监测出的数据同时提供给全球监测活动，与全球6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一起组成全球海滩垃圾监测网络，为最终减少垃圾的产生，还一个净蓝的海洋而努力。”

当中国的很多富人被斥为“慈善事业吝啬鬼”之时，一群知名得屡屡登上报刊娱乐版的顶级企业家，却悄悄开始了他们的环保之旅。

2004年6月，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阿拉善旗位于内蒙古西端，境内的三大沙漠是北京沙尘暴的源头。首创集团董事长刘晓光联合企业家们发起了行动，希望解决北京的沙尘暴问题。企业家每年缴纳10万元即可入会，连续十年即可成为终身会员。协会采取直选，上百位企业大佬拉票、竞选、演说，在争论和争吵中团结一致做环保。

他们启动了梭梭林（一种防风固沙灌木）保护计划，完成了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梭梭林科学调查及保护行动计划，促进了政府对乌兰布和沙漠梭梭林保护的意识和政策完善；在阿拉善社区支持了村民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促进了社区自治和公共资源管理能力提高。通过SEE生态奖、创绿家环保公益创业资助计划等，在全国资助民间环保组织和环保人士从事环保项目，支持中国公民的环保参与行动。

2009年，SEE成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咨商会员，这意味着SEE有权利代表中国的NGO参与国际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