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视角下的“理性”

摘 要：本文分析“理性”与“理性人”所具有的的意义，并在“理性人”的建构中分析“理性”与“人”

关键词：理性；理性人；人

“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重大问题。而自亚里士多德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的命题之始，“理性”就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一关联在“理性人”建构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本文将从“理性”的概念与方法论批判出发，分析“理性人”的建构过程及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人与法律人，从而解析“理性人”中的“理性”意义，并解析其中“理性”与“人”的关系。

一、理性溯源及词源方法批判

理性一词的构成的来源于拉丁文ratio。而其意义则来源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logos）与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nous）。分而论之，逻各斯由海德格尔的词源学考证的基本意义为“有所展示的话语，”而作为本源，其“特点必须本身是有普遍性的，”“最初都从其中产生， 最后又都复归为它。”其首先强调了世界的有序性，无论世界表现出如何明显的混乱与无序，世界存在一种首尾一贯的、恒久的和客观的普遍秩序。逻各斯一方面强调了秩序的客观存在，同时又指出人对于最优先级的秩序的认知的可能。在此意义上，逻各斯较接近于现代所使用的“逻辑。”他们都试图通过具有普适性的秩序预设以达到“确定性”。他代表了适度、规则与语法，抽象同时具有确定性，并对于所有人的遵循有着绝对的要求。

从字面上看，努斯一词原本就是指心灵，也泛指感觉、思想、情感、意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主体。阿那克萨戈拉强调“永存的努斯，确实存在于每一个其他事物存在的地方”，在此基础之上努斯被赋予了知识与运动的源泉的意义。同时又强调“将来会存在的东西， 过去存在过现在已不复存在的东西， 以及现存的东西， 都是努斯 （ Nous） 所安排的。”由此便将努斯定位于一切事物的知识的拥有者与其运动的安排者。由此为理性认知与直接经验的结合创造了条件。而努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便是他将精神从自然物质中脱离，认为“努斯则是无限的、自主的，不与任何事物相混淆，而是单独的、独立的、自为的。”这就为理性的“自由”性质奠定了基础。

一言蔽之，逻各斯与努斯分别作为是“理性”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来源，成为了“理性”内涵的最核心部分。然而，笔者认为词源方法所有问题是当我们追问创造者是否拥有被创造物的全部知识时所面临的困境。如果我们试图通过追溯一个概念的起源与最早的含义以达到了解这一个词的含义时，我们就预设了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就否认了对于概念的批判的可能性，因为概念是创造者的被创造物，作为被创造物，其概念是创造者所创造。在此意义上，我们我能对其他人对于概念的使用做出评价。由此，我们我们可推论不同主体对于同一个词语的使用实际上是借助同一个载体的不同概念，我们不得不通过前缀的方式来区分以同一词语作为载体的不同概念。这种观点割裂了概念的连续性，认为概念之间了联系仅仅是启发性。而这种割裂也就否认了通过追溯词语的历史对于理解具有重要意义观念，也即否认了词源方法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困境与早期启蒙思想的“科学”观念所面临的困境相似。早期启蒙主义认为创造是知识的来源。而人的创造的能力是来自于作为万物的创造者的神的赋予，由此我们获得创造的能力并可以通过创造来获取知识。因此早期启蒙的“科学”观念便成为了被称之为“理想创造”的神学命题。从这历史的角度来看，词源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就有着不乐观的前景。

二、理性的划分

目前最一般意义上的理性具有的两种层面上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目的性的，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 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 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在这一层面上，理性所强调的是对于目标的选择。第二个层面是工具性，如托马斯・阿奎所指出的“理性有从意志发展到行动的能力；因为理性可以依靠某种目的之被希求这一事实，指挥一切必要的力量去达到那个目的。”在这一层面上，理性是在预设了一个确定的目标的情况下对于达成这一目标的方式的选择。这两种层面上的含义皆是在人的行为与理性之间建立联系。

在强调理性为人的特征时，理性一般被划分为“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认知理性是指人把握抽象的能力，他强调人对于抽象的对象的认知与在其之间建立逻辑关系的的能力。而实践理性强调的是对于自身实践活动的导向的能力。

这类二元划分，是社会科学学家基于其对于主客关系与主体间性的理解与辨析以及其研究与解释的需要而对理性的内涵的阐释。也就是对于理性意义的解构的努力。

三、理性人及其哲学预设

虽然社会科学学科的不同领域的研究的具体对象与强调的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但是“人”的问题的核心地位是所有学科所共有的。特定的社会学科的特定的研究对象的特征皆可以归根之“人。”因此，“人”在社会科学学科的重要性便由其作为对象的地位而确定。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差异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于社会科学学科研究的对象持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即这些对象的影响并非遵循某种绝对的因果，而是具有能动性的，因此对其的理论都只是是解释性的。在这一观念之上，人性假说在社会科学学科之中，即是作为建构行为体的基础而成为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方法论基础。

从人性假说当中三个较经典的假说――即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所建立的自私人，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建立的处于战争状态下的人以及康德在《历史哲学》中说建立的互相对抗的人――可见人性假说之间的差异的根本上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科学学科中研究的具体对象以及重视的方面的差异，是人在不同环境的不同方面的表现。然而，这一差异的存在并非意味着不同的学科的理性人具有绝对界限，而是对于人所具有的不同的特性的强调的差异。而对于差异的强调也正是从反面论证了对于各学科理性人在本质上的同一性。这一同一性来源于所指对象的一致，即各学科所建构的各异的理性人所指的对象皆为“一般人。”因此理性人假说面临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判断，而是如何可以最大程度上解释现象。

在此我将分析诸学科理性人因相似性而产生的部分问题，并主要分析理性人建构中较为突出的经纪人与法律人。

许多学科的理性人在基本原理上的相似――直接原因一般是由于对于其他学科的理性人的参考――这一方面导致了部分学科的理性人的通用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导致了部分学科对于独立性的担忧。这两类问题在经济理性人与政治理性人的上格外明显。

在理性人互通问题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对于经济学理性人的继承。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的布坎南就认为通过参照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可以使集体选择的结构特征的到更好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公共选择理论的理性人参照了经济理性人，但将其“自利性”等特征赋予到了政治官僚以及政府组织等其领域内的独特的行为体中。而这一假设在不同领域的体现。但是借鉴其他领域所创造的理性人的特征，极有可能导致对于其领域的行为体的某些特征遭到掩盖。

独立性性问题上的担忧也促使政治学发展政治理性人的发展。独立学科之所以为独立的特质不在于不在于研究领域，而在于其具有独特的方法论。然而经济学通过理性选择等经济学方法论对于包括国家起源等问题的研究取得的巨大成果，使得政治学的独立性遭到了质疑。由此推动了部分政治学家们尝试将政治理性人的构建在精神需求之上，强调“政治人理的实现过程则是一个主要以人的精神性需要满足为根本动力、以国家为最高形式的各种社会公共性组织这一社会政治结构为客观载体、以政治人权力价值理性的自律和权力工具理性的他律二者的相互结合为根本约束条件的过程。” 其后更是有学者尝试将政治理性人建构为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激励为基础，在公共利益、集团利益、自身利益的三元激励之下，追求公共权力，以实现特定利益权威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的复杂的结构。这种复杂的理性人的构建无疑是政治领域问题的复杂性所导致，但是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是出于构独特的的理性人假设从而在方法论上证明自身独特性的需求。

（一）经济理性人。在理性人的建构中，经济人无疑是最富有成果的理性人之一。经济人的建构可追溯至自私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他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以“利己性”为核心的自私人的思想。其后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综合了亚当・斯密的利己性原则西尼尔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理论在《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中首次较为明确的提出早期的经济人理论。其后对于作为经济人的自私人理论的主要批判集中于三个方面，即自私人理论中的自私性、利润最大化与完全理性问题。

以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认为以“利己性”作为经济人的唯一动力忽视了道德、文化与社会等方面的激励，与现实的观察不相符。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也从心理学的角度对于对“自私人”的批判提到的促进作用。关于利润最大化的批判，最典型的便是莱宾斯坦的“X效率理论。”他强调的传统微观经济学将边际效率作为常态的预设与现实不相符合，指出由于内部由于缺乏动力而并未充分利用所有资源而造成的低效率的普遍存在。而关于“完全理性”的批判的代表人物则是赫伯特・西蒙。西蒙指出“理性只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它（ 甲） 适合实现指定目标， （ 乙） 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内。”他指出了决策与分析的成本以及完全理性的无穷无尽的复杂运算的困难。提出了有限理性以及与之相对的“令人满意准则。”需要注意的是，西蒙对于完全理性的批判并非是对于最大化原则的否定，而是对其的可能性的修订。

然而，虽然在其后的经济人假说中，“自私性”与边际效益受到了批判与挑战以至于在研究当中大多对其采取了保守态度，但其作为一种假说因其突出的解释的能力依旧在经济学等多学科中受到重视。具有代表性的便是贝克尔、布坎南、诺思等人推动的以“自私性”理性人概念为核心“新政治经济学运动。”

（二）法律理性人。个人应寻求“以有智识的合理的秩序来引导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态度”是法理的共识，亦是法律上的“理性人”的基石。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理性人”在法律上属于一种舶来品，但却被赋予另一种属于法律领域的独特内涵。法律语境下的理性人分析，重要的一点便是区分欧美化系与大陆法系的差别。

在强调归纳方法的欧美法系中，理性人不是通过理论所构建的一个概念，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以判例为依据所建立的概念。在数量难以统计的判例中，各国法官与学者对于“理性人”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多有出入但都将其基本内涵界定为对行为主体注意能力判断的客观标准。而在强调演绎方法的大陆法系中，理性人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的“善良家父”。而其是内涵为“每为机警之人，其所不注意者，往往不关重要，故怠于为善良家父之注意时只犯轻过失也。”的虚拟的标准人。而“善良家父的勤谨注意”更是在优士丁尼法中成为一般归责标准。而这一思想使得罗马法在某些问题上结束了以事实为唯一标准的二元判断，将更多的关于人的因素纳入考量范畴。

法学语境下的理性人着重强调的是人所拥有并应当拥有的一种“注意”的能力及其使用的义务。其强调的是对于结果的预知的共识。也就是说其理性是指就未发生的可能性达成共识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建立在独立的人之间存在某种共性之上，正是这种共性使得各异的人对于同一事物可能达成共识成为可能。

（三）理性人的哲学预设。理性人的发展历史是在不断地批判论证与实践观察中对于人的特性的发现与确认的过程。对于理性人的构建的尝试，在思想上是对于“人是理性的动物”的逻辑的继承与发展。从传承的角度上看，它继承的其对于各异独立的人的共性以及一致性的强调，与将这种共性加之以抽象的概念予以概括从而形成一个规范性概念。从发展的角度上看，他们又是在具体领域对其的一种具体化，从而进一步构建了这一种形成通过形成预设的人的原型从而解释人的思想。

从对于法学与经济学的理性人的构建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都是对于不同方面的强调，当他们的共性是试图从对于人所共有的特性进行一种高度的概括。试图通过人来对于理性进行规范性的定义。

由此可见，理性人的构建中存在两个的原则，而这两个原则构成了理性人构建的主要依据。其一是抽象，必要的抽象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缺乏高度抽象的概念与推论，而局限于就事论事的理论不具有普适性，因此既无法整合与研究事实，也无法对于实践予以指导。其二为观察，理性人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基石，其任何假设与推论必然需要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而这一要求来源于其作为研究实然现象的科学的定位。

笔者认为，社会科学学科对于理性人构建的强烈执着，实质上是蕴含了一种对于规律的哲学预设。这一种观念类似于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所谓的“规律内在学说。”在这一观念认为“由于他们各种不同的特性中存在着共同的成分，因此在它们的互相的关系里必然存在着相关的共同特性。”

四、理性人之理性

作为人性假说的“理性人”一方面是作为社会科学学科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对于“理性”意义的研究。诸学科对于理性人的构建的同时也是对于理性的建构，而理性的定义也正是对于人的定义。因此，“理性”并非是对于人类某一特征的强调，而是对于人类普遍特性的强调。而这一强调是对于“普遍性”的强调，而非是对于“独特性”的强调。对于“独特性”的强调，亦即对于“人之为人”的提问，实际上是对于人的过分自信而产生的将人特殊化的要求。当我们抛弃这一特殊化要求时，“人性”便是以“人类行为的最优先原则”的形式展现在理论之中，而在“理性人”中，“理性”便是这一“人性”的同义词。

参考文献：

[1] 郝苑，孟建伟.逻各斯与努斯：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02：124-131.

[2] 张建肖.法律上理性人刍论――源流、界定与价值视角的分析[J].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03：9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