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了,英雄归来

世界已经变了，这是一种感觉，也是趋势。

2017年及其之后，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并且存在多种可能性的政治、社会、经济格局。未来处在一种神秘的雾境之中。

特朗普即将就任美国总统，其“用美国，雇美国人”的“执政方针”正在和即将刮起经济社会的风暴，并会传导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软银集团、富士康集团承诺将分别在美国投资500亿美元和70亿美元。而早在2016年10月，著名中国企业家曹德旺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所建的工厂已正式竣工。曹德旺之所以在美国建厂是因为“中国除了人便宜，啥都比美国贵”。

“除了人便宜，啥都比美国贵”确实是一个极具写实意义的隐喻。中国在变化的意义上会放大它的多种可能性―已经存在的固有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逻辑或会强化，或会释放出它潜伏的社会效应。2017年可能不仅仅会遇到传说中的“经济困难”，也会成为某些分水岭的时间节点。

在这个背景中，我捕捉到了两种并存（它们反映的只是人的心理挣扎而并不冲突）的社会心态：一方面感到焦虑，不安；另一方面又感到需要充满希望和期待―他们希望有个能在心理上逃生或改变的门被打开，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它们对应于未来可能会发生些什么，避免发生些什么，都有充足的理由―用弗洛伊德在《文明与不满》这本书里的话说，这两种社会心态是未来社会结构的“心理基础”。

在对这两种社会心态进行心理分析式的推理时我吓了一跳：人们在骨子里，渴望着出现一些能够带着自己在心理上离开此地处境的“英雄”。这些英雄有力量、有担当、有智慧、有魄力，而且可以亲近。他们将承受人们的心理投射，或者，让人们在心理上可以寄生。

“英雄”正在从历史里，从人们的内心深处，从广义的社会结构各处走来。他们有过去的气质，但更多的是一些新面孔。

土 壤

观察社会心态在这几年的演变轨迹，有些东西还是比较清楚的。

从逻辑上说，当社会结构的整体没有外部威胁，没有内部风险，大众英雄就不会在场。换句话说，在一个纯粹的生活世界里，英雄的功能无法发挥，其存在属于多余。一个生活和娱乐氛围极浓的世俗社会，恰恰是消解英雄的场域，正是这个逻辑。

它是一种理想的情况，不是现实。

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确实具有“消解英雄”的心理基础。社会不是没有风险，但它被一种压抑机制给压抑了。在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疲惫中，大家的心理出口就是消费性的娱乐，以及回到私人化的生活世界，去探索它别的可能性。英雄并不好玩，被追捧的，只能是韩版“长腿欧巴”们，“TFboy”这样的“小鲜肉”们，以及宋小宝等能哄人开心的喜剧人物。

这是“关起门来在心理上娱乐”。它的前提是，生活没有遭受因为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的变化具有威胁性，或会带来别的可能性的影响。

但这一影响在2017年正在来临，至少它已经被很多人感受到了。

在一个需要用理性，用胆识、用智慧来托起安全的秩序，来消除危机的情境中，小鲜肉们、能哄人开心的娱乐明星们，能干些什么呢？他们还有什么用呢？

社会心理的变化，在这些年来大致遵循这个轨迹：人们曾经弥漫着一种不满，比如过去的微博，打开一看很不“正能量”。这种不满在碰到压抑机制之后，转化成了沉闷，个人从公共领域，向自我世界和娱乐、生活领域撤离。但沉闷只是情绪的郁积，它终要转化为别的东西并获得出口。这个出口在2016年找到了，它就是直播和对明星的过度关注、娱乐。大家确实挺爽的。可问题是，政治、社会、经济环境已经变化，娱乐和直播背后的生活根基在动摇。沉闷很自然地演化为焦虑、不安，以及感到有希望，有期待这样的心理。大家需要解决问题，需要解决自我面对这个已变得具有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世界时，有一种力量感的问题―至少需要在心理上，把解决问题的希望投射到某些在能力和勇气上好像可以这样做的人身上。

记忆中的孙悟空、超人、哈利波特、蜘蛛侠、铁臂阿童木等复活。历史上的各路英雄也在走来。马云、任正非、《湄公河行动》中的硬汉、《血战钢锯岭》中英勇的信仰者，也加入了这个英雄的合唱。他们共同组成了现在所需要的“英雄”的多元面貌。

面 孔

那么，谁是现在所需要的英雄？

我想到了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时的情境。

那一天，曹丞相问刘皇叔，“老弟你知道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吗？”刘皇叔装了一下后，列举了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漳、张绣、张鲁、韩遂等人。曹丞相听后都表示鄙视：“这些人算什么英雄啊亲！”皇叔很无辜地说，“那我不知道啦！”

于是曹操说出了关于英雄的经典定义：“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按照关于英雄的这个定义，这个世界上英雄真的很少，而且，只局限于争战杀伐这些领域。在东汉末年那个乱世，理应是英雄辈出的时代，曹操先生也只认定自己和刘玄德是英雄，连孙策这种“小霸王”都不被放在眼里。

不过，在这里，曹操还是说到了英雄的几个特点：头脑很厉害；心理很强大；相对于大多数人有超越性，在对宇宙规律、社会规律的洞察中，属于人中龙凤。

从古至今，真正的英雄，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标准，也不只是在争战杀伐这些领域。

按照“英雄”的经典解释，无非就是聪明、胆识、担当方面出众。它不需要阶层身份的限定，不需要事迹的限定，更不需要领域的限定。岳飞是英雄，是英雄，在街头见义勇为和歹徒搏斗的普通人当然也是英雄。

当一个社会的命题变为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的转型，需要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注入智慧和担当，那些有气魄和担当，做出探索和引领的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是不是英雄？当然是，也必须是。

我对人的存在，从功能上列有一个公式：人的存在=头脑+心理+人格+身体。优秀的人，就是在这四巨头中，至少有一方面远比别人厉害。而英雄既涉及到聪明，涉及到胆识，也涉及到担当，因此至少在头脑、心理、人格、身体中，同时有三巨头比一般出色。比如，一个官员、企业家，可能是头脑+心理+人格厉害，而一个类似于《湄公河行动》中张涵予所扮演的硬汉警察，则是头脑+心理+身体很厉害，当然人格上也不差。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英雄跟“偶像”的区别。偶像主要是个人在审美上、心理上、价值趣味上所认同的对象，一个人把自我，寄生在了偶像那儿，反过来进行自我认同。它更多地具有私人性，经过商业化操作之后，偶像当然变成了大众偶像，无数人去崇拜这些经过文化工业所包装过的人。换句话说，偶像解决的仅仅是一个人在心理上自我认同的问题，他们在头脑上、人格上，似乎不需要格外的超越常人。

因此，粉丝谈不上对偶像的敬佩，更不可能期待偶像能解决诸如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系统所面临的麻烦问题。但与英雄对应的，不是粉丝，而是无力的群体。面对这些人，英雄不能只像偶像那样中看不中用。

弗洛伊德曾经揭破过一点：人们对上帝的需要，就像是一个小孩子对父亲的需要。毕竟成年人在心理上，面对这个世界，其实也只是个孩子。

对英雄的需要呢？

命 运

翻开人类历史，英雄不绝如缕。而从各国的影视文化上看，英雄主义几乎都是当仁不让的主旋律。人这种动物，无论是从历史学、人类学，还是心理学去考察，都具有根深蒂固的英雄情结，这种情结与种族、民族、社会制度、文化、生活方式无关，无论是住在原始草棚的人，还是住在中世纪的欧洲，住在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住在今天的中国，皆是如此。套用霍弗的话说，无论一个人是多田，约翰，史密斯，还是亚里科夫，张三，都是英雄主义的信徒。

但英雄和偶像、领袖不同。偶像、领袖遮蔽了粉丝、群众身上的缺陷，但英雄恰恰对照出了大众身上的缺陷。因为个人没有这样的能力，没有这样的勇气，没有这样的担当，所以，才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出来帮自己挡子弹。因为这种对照，也因为英雄的角色，使他们不可能出现在日常生活里，而只能出现在更多地由心理需要以及想象力所编织的情境里，比如电影里面，比如社会结构中的某一个位置。

英雄和世俗生活无法共存，而只可能在世俗生活遭受威胁时，或人们暂时超越世俗生活时存在。

英雄同样也对照出了制度、规则的不尽完美或功能缺失之处。正因为制度、规则搞不定很多问题，所以，才需要有一种特殊的人格―英雄。英雄也只会出现在制度和规则尚不能完美地发挥其功能的地方。

似乎正因为如此，世俗生活中的很多因素，会构成英雄的腐蚀剂。

比如“精致利己主义者”的大量存在。北大的钱理群老师说大学正在培养这类人，其实从社会风气上看，这类人还相当有市场。这些人在头脑上确实精于算计，心理上对于利益也相当敏感，但在人格上，不可能对超出个人利益之外的社会系统的命运有所担当。恰恰相反，他们正是要消解这一担当。他们不仅仅是做不了英雄，而且，嘲笑英雄。

比如世故、功利、圆滑。这是有悠久历史的生存哲学。这一生存哲学把人假定为只是纯粹的利益动物，不具备任何超越性，不会对心理的强大、人格的担当提出任何要求。而且，它正是以压抑心理和扭曲人格为获取利益的代价，英雄主义的氛围只会对照出他们的猥琐。

比如心灵的原子化。一个人如果被社会压抑机制切割成孤立无援的个人，并压抑自己自由自发的活力，心理结构和人格结构都会萎缩。他们会变成懦弱、明哲保身的心理动物，不可能唤发出对抗邪恶的勇气。我们所熟悉的一车人在公交车上都不敢呵斥歹徒，就是这种情况。

比如戏谑、犬儒主义。一种喜欢戏谑的社会风气，释放的是一种退化了的攻击性，会让一个人变得不严肃，并倾向于消解很多价值―包括英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些超越性。

比如“娱乐至死”。一个沉浸在娱乐里的社会具有很强烈的心理上消费一切事物的特征。但英雄恰恰不是用来消费的。

说起来让人感慨。中国社会早就品尝到了这些社会风气和价值观的苦果。而从现在来看，它们虽然没有耗尽自己的能量，但也激起了社会规律的反弹：大家从内心里，尽管感到无力，但还是认为不能这样下去；而当情况进一步恶化，未来变得不可预期时，就期待有什么超越性的力量能够扭转这样的局面。

2017年，还有未来，其实命运掌握在每个人的手里。英雄是一种期待，但最好每个人都变成自己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