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乡土小说儒家文化论文

一、“耻感”丧失

羞耻感的产生，源于个体在自我反省中体察到自身的行为与社会普遍价值的差距，然而，若一度庄严的价值都已经失去了对于个体的感召力，不择手段地追逐利益业已成为个体处世的基本原则，那么，丧失对于羞耻的感知就是必然的文化后果。事实上，前述在“”失守、“伦常”崩溃的生存状况中安之若泰的个体，本身就体现出对于羞耻感的无知无觉。不过，在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叙事中，“耻感”丧失存在于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就此而言，阎连科富于象征意味的长篇小说《受活》具备高度的概括力———因为，“象征”的修辞手法，往往将特定个体、特定群体的日常生活上升到人类生存境遇的高度。在小说中，受活村的残疾村民组成“绝术团”四处表演，用自己残缺不全、惨不忍睹的身体进行奇观展示以赚取钞票。在一个隐喻性的情境中，受活村人身体的“残疾”可以理解为精神、价值、文化的病态，即便不能迅速矫正，也应当予以匿藏，如此洋洋得意于自身“残疾”的资源价值，果然称得上丧失了对于羞耻的感知能力。“”、“伦常”、“耻感”，其实都是儒家文化的关键概念，因此，上述批判言路可以宏观归纳为叙事主体对于儒家文化价值失落的叹惋。不可否认，批判之中本也蕴含着对于价值建构的方向性思考，但就此思维方向而言，更具实际意义的应当是那些以儒家价值正面主导叙事的作品，尽管为数不多，意义却难能可贵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何种价值被正面引入乡土叙事之中？

二、依托亲情佑护人性的纯良

儒家文化最关键的价值是“仁”，这一价值建立在亲情感知的基础上：“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4］对于每一个体而言，人生在世，总是处于父母长辈、兄弟姐妹的关爱之下，亲爱之心油然而生，因此，只要能够“反求诸己”、“发明本心”，就可以佑护人性的纯良。当然，作为儒家的核心价值，“仁”不能仅仅局限于家庭亲族的狭隘范围之内，必须经由“忠恕之道”所要求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道德推演，方能达到“仁者，爱人”的阔大境界，这是“仁”的最高要求，也是亲情的最高升华，不过，无论如何，亲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价值来源的基础意义。上述道德实践的逻辑过程在孙惠芬的短篇佳作《狗皮袖筒》中得到了集中的展示，该作同时也体现了当代乡土作家在此一儒家命题上已经达到的深度。小说的主人公吉宽最初作为乡土社会传统伦理价值坚守者的形象出场，他本能地拒绝着市场交换逻辑对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袭与“殖民”，这就不免造成主体意识与当代社会存在的紧张状态，所以，吉宽性格暴躁，“一说话就是发火”。［5］小酒馆兼营的美貌女老板二妹子以色相引诱吉宽，立刻遭到吉宽的怒斥，裸的肉体交换是对于人的情感的亵渎，这是吉宽无法宽恕的来自于时代逻辑的罪恶。但是，在整体性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变迁背景中，个体的价值坚守势必难以持久。吉宽外出打工的弟弟吉久杀了工头连夜潜逃回家，犯罪原因是工头不让民工们在寒冷的工棚里烤火，可是他“自己还在轿车里开着暖风”。［6］以性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性不公，激发了主体对于自身价值坚守的怀疑与否定，特别是吉宽因为始终拒绝任何带有金钱交换性质的男女关系，从而一直处于严重的性匮乏、性压抑状况。因此，吉宽迅速认可了弟弟的行为，并以破釜沉舟的姿态准备与自己视之有罪的社会同流合污。他在二妹子的小酒馆中为弟弟叫了一个小姐，并将自己多年积蓄全部交给弟弟，暗示弟弟赶快连夜潜逃，此时此刻，吉宽其实已经陷入了深深的价值迷失之中。然而，恰恰是吉宽的行为所蕴含的亲情意义唤醒了弟弟的良知，吉久投案自首，“俺知足，是你暖了俺的心，像妈一样……这些年，俺最想要的，就是像妈那样的温暖”，［7］良知一经发现，立刻使主体摆脱了怨恨、暴戾与恐惧，平静而勇敢地承担起源于自身过失的责任，即便以生命为代价，也要以认罪伏法的方式还公道于世界———因为工头毕竟罪不至死，倘若自己如渴求生命的甘霖那样渴求亲情，那么，自己的暴行给工头的亲人造成了何种致命的亲情伤害?进而，因为亲情的消毒使得吉久能够勇敢地认同正义，此种事实转而又完成了对于正处在价值迷失状态的吉宽的精神救赎，他由衷地理解并赞同弟弟的抉择：“你是个男人啦!”［8］最终，兄弟二人在派出所握紧了对方的手，此时，母亲的遗物(亲情的象征)———“狗皮袖筒”———正温暖地罩在两个人的手上。可以看到，亲情不但救赎人性，同时也不违于现代法制的要求，甚至可以说，它正是现代法制要求得以实现的前提。将亲情作为价值支点的作品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不胜枚举，胡学文《谎役》中赵全的女儿秀秀在城里发廊打工，遭受后跳下高塔自杀，而他的儿子却因邻村村民李文玉的女儿被判入狱。这又是一个在亲情体验的基础上将心比心的情节，赵全在痛失爱女的悲怆中，自然能够明澈了解李文玉的伤痛之深，便在儿子入狱后依然签下了巨额赔付协议，尽管收入微薄，却终于逐年偿清，以真诚的赎罪之心渐渐化解李文玉的怨恨、敌视、哀痛，重建彼此面对未来漫长岁月的价值与信念。王祥夫《西风破》的亲情叙事更其令人唏嘘不已，尽管小说未曾从价值论的高度升华亲情，但是，因为着重墨于情感强度的表达，反而更加突出了亲情之于人性本质的构成性意义。在小说中，因为过失杀人被判入狱十五年的老周，为了不影响儿子的成长，就让妻子在儿子懂事后编造生身之父已死的故事。刑满释放后，老周被诊断出已是胃癌晚期，老周于是请求妻子、知情亲友安排酒席，让自己以“继父”的身份与儿子见面。在落日余晖未尽的西风楼头，儿子刚一进入包厢，目光便越过众人凝固在全然陌生的“继父”的脸上，而此前一再嘱咐别人宴席之间不要说漏了嘴的老周，却在顷刻间之失声痛哭、嚎啕大哭。哭声中，儿子恍如梦醒，同样无法抑制地大放悲声、不可断绝。此时此刻，亲情展现了超越一切话语直达人性神髓的力量。有此慧心印照、如醉如痴的父子相认，老周死而无憾矣!小说在情感爆发的瞬间豹收全文，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相得益彰，真可谓“赋到沧桑句便工”。

三、民俗文化的价值教化功能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哲学、主导性思想，不过，其于民间社会特别是乡土社会的影响方式，主要是将自身的价值内涵浸润于种种民俗文化之中，从而通过赋予日常生活以丰赡意义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并深刻作用于个体意识，最终奠定民间社会、乡土社会的价值基础。通过对于民俗文化的精细叙述，表达儒家文化之于乡土社会价值重建的意义，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重要创作维度，特别是郭文斌的“节日”系列，在这一脉书写中就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中国社会自来儒、道、释三教并存，某些传统节日富含多样化文化意义也属正常，但是，无论如何，就像主导着官方思想一样，在民俗文化中，儒家思想价值也居于主导性地位。尽管众多论者往往瞩目于郭文斌的禅、道思想，其实，构成其作品文化价值基础的依然是儒家文化，这与来自乡土社会的郭文斌原初性文化记忆有关。在散文《大年是一出中国文化的全本戏》中，郭文斌强调大年是“孝”的演义、“敬”的演义、“和合”的演义、“天人合一”的演义，云云，演义内容，无不来自儒家价值。不过，在此命题上，郭文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创作是一系列基于童年经验体察节日文化意蕴的中、短篇小说，诸如《节日》、《中秋》、《清明》、《重阳》、《寒衣》、《吉祥如意》、《点灯十分》，等等，述及儒家文化不同层面在日常生活中对于个体意识的塑造意义。例如，短篇小说《寒衣》对于北方地区农历十月初一为祖先送“冥衣”之俗的叙述。在飘雪的清晨，已经出嫁的大姐按习俗回到娘家，与爹、娘以及童蒙未开的妹妹五月、弟弟六月一起守度“冥节”。娘和大姐用彩纸剪衣样、铺棉花、缝制冥衣、烙麻麸馍馍作祭祀贡品。一切准备完毕，天色已经黑透，随后，一家人同去村头燃焚寒衣、寄送祖先。小说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地描述一家人从早晨到晚上的每一个生活细节，从而营造出仪式般隆重的文化氛围，正符合儒家于祭祀祖先之际“慎终追远”的文化要求。郭文斌的节日系列小说都具有此种叙事特点，便如《中秋》、《清明》、《重阳》以及《吉祥如意》所述端午节、《点灯十分》所述元宵节，等等，既通过仔细的巡礼式的习俗描摹唤醒读者对于节日的文化回忆，同时，也正是在此种特殊的仪式性氛围中，特定的文化价值方才能够深刻作用于个体意识，特别是对于正处于社会化初始阶段的儿童而言。进而，父母长辈对于孩童就节日习俗种种典仪意义的提问所作出的回答，更显示了节日体验所具有的文化教化功能。在《寒衣》中，娘和大姐正沉浸在寒衣制作的工序中时，童蒙未开的六月突然发问：“谁能保证这些寒衣能到爷爷奶奶的手里?”［9］爹回答：“当你用心做时，你爷爷你奶奶已经穿在身上了”，［10］寒衣节本身即在于传达对于祖先的“孝”心，其意在通过仪式化的参与，将“孝”的观念深刻地写入个体的内心，所以，“当你想着给一个人缝寒衣时，那个人已经从想生了，当你不想时，他又从不想灭了”。［11］个体正是在体验节日内涵的心理过程中，成为认同特定价值的文化主体，由此，小说深刻揭示了节日此种民俗文化形式所具有的价值教化意义。刘庆邦的《黄花绣》叙述另一种乡土民俗：老奶奶将逝之时，需穿上一双由十四至十六岁、父母双全的女孩绣花的布鞋。村里三奶奶“不中了”，三奶奶的儿女委托十四岁的格明为三奶奶绣花鞋。格明可从来没拿过绣花针!但是，近乎神圣的氛围促使她硬着头皮开始绣花，在穿针引线的过程中，三奶奶的种种“好”在格明心头一一浮现。事后，格明总是懊恼于自己手艺拙劣对不住三奶奶，因而能够一改过去处处与娘闹别扭的小性儿和整天“东跑跑，西跑跑”、没一点“闺女样儿”［12］的性格，闲暇时，温顺地拿起丝线绣花。一次绣花的经历，竟然如此由内而外地深刻改写、塑造了个体的意识与行为，足见民俗文化的价值意义。此外，陈世旭的《立冬•立春》、贾平凹的《秦腔》、徐则臣的《夜歌》，等等，则事关民间戏剧、戏曲艺术的文化功能，不可否认，将核心价值附着于种种地方戏所铺演的忠臣义士、才子佳人的故事之中，通过审美途径作用于个体意识，正是儒家文化价值在民间社会的重要传播方式之一，上述作品或正面阐释民间戏护佑乡土的价值意义，或将时代性的价值混乱与民间戏的衰落相映照，在叹惋中暗示乡土价值重建的途径，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四、“民本”观念与乡土社会现代民主实践的融会

作为重“群治”的价值体系，儒家文化历来具有强烈的政治关切意识，并提出“德治”、“仁政”等强调“民本”观念的政治主张，所谓“为政以德”、［13］“施仁政于民”、［14］“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15］等等。但是，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批判思路中，儒家文化常常被不假思索地当作专制主义的思想工具而成为全盘否定的对象，从而使其暗合于现代性要求的价值内涵难以彰显。新世纪乡土小说在此命题上的突出成绩，就是展示了儒家文化的政治维度对于当代乡土社会现代性政治实践的正面意义。杨少衡的长篇小说《村选》在当代中国活色生香的乡土政治实践中，深刻透视了儒家文化价值诉求与现代性政治运作的接榫与互补，在同类叙事的价值表达中堪称翘楚。《村选》围绕达坂村村主任选举风波展开叙事。“选举”自然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实践形式，其理念前提在于将政治运作建立在广泛民意的基础上。不过，强调民意之于政治的重要性其实也是儒家的核心关切，“德治”、“仁政”都在于赢得民意支持，所以“民惟邦本”。［16］不可否认，儒家认可君主世袭的政治前提的确不可见容于现代政治，但是，就遵从民意以确保执政者及其施政方略能够有益民生、有益公正而言，其暗合于现代政治运作的价值内涵也历历在目，所欠缺者主要在于缺乏制度化的实践形式。由此，引入来自异域的“选举”实践恰恰可以补救不足。与此同时，儒家民本观念作为深厚的民族潜意识其实也可以为来自异域的“选举”实践奠定坚实的价值认同基础。当前有关《村选》的种种讨论，往往认为作品表达了现代民主进入乡土社会之时，因遭遇宗法制度、伦理文化、封建思想的阻碍而步履维艰，［17］此种见解在把握作品特定维度真相的同时，也未免失之片面，从而将作品贴上了简单化的传统文化批判标签。此种偏差的出现，往往因为言说者对于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简单化批判性认识，从而无法洞见作品在现代政治实践中正面引入的儒家文化价值。张茂发主导达坂村村政长达四十年，这种依靠儒家价值无法矫正的弊端，自然凸显了现代民主实践形式进入乡土社会的迫切需要。进而，张茂发利用担任副市长的胞弟的影响和县乡两级领导的支持，试图在当前迫不得已展开的村主任选举中让自己的女婿张贵生当选，此种情节最外显的价值判断当然是对于传统人治政治的否定，然而，必须格外指出的是，违背民意的举措在不见容于现代政治的同时，其实也不为儒家所认可。因此，身负“指导选举”重任的县民政局副局长罗炳泉耐心“指导”张贵生，必须顺应民意，公布被张家把持多年的“大水窟”承包收支账目以赢得民心，此种价值逻辑非但不能导致对于儒家文化的批判，反而体现了儒家民本政治的基本要求。不过，作品对于儒家文化的正面表述，还是在于下述情节事实：少年时代曾负顽劣之名的汤金水，之所以能够踏上达坂村的政治舞台，获得足够的民意支持与张二贵一决高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一次勇斗歹徒负伤，并为媒体报道的经历，正是此事使之成为道德楷模。他初次竞选败北，直接原因在于面对张氏子弟的挑衅失去控制大打出手，正是此事使得自身德者形象大打折扣，并失去了村民的信任。张贵生当选后又遭罢免，也因为与一起案件有涉，虽不至于加罪在身，但是，作为政治人物的道德基础已然崩坏。由此可以看到，作品对于政治人物的要求，实在不离个体道德，而这正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政治关切。进而，强调道德之于“选举”政治的前提性意义，正体现出以儒家民本思想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价值认同基础的表达主旨。透视儒家文化价值与现代民主政治实践在乡土社会的崭新互动已经成为新世纪乡土小说的重要写作内容，诸如徐承伦的《村经》、阎刚的《乡选》、陈世旭的《立冬•立春》、老藤的《换届》，等等，民主“选举”实践与儒家道德诉求互为表里方能确保政治清明，成为上述作品共同遵循的判断。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提供了一个反例，因为缺乏儒家道德价值的介入，围绕官庄村委会主任选举而展开的政治斗争，释放出了种种人性之恶，最后当选者小红是能够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令人胆寒的权术家，此种民选结果令人无言以对，真可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果然是“石榴树上结樱桃”!毫无疑问，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基于不同价值立场的乡土小说对于儒家文化的态度或批判、或疏离，可是，若我们已经摆脱了特定历史背景中方才产生的“亡国灭种”的极端焦虑意识，认识到所谓传统文化价值对于人性的意义只在于束缚的说法本为偏颇，并且能够突破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势必就能承认以“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眼光审视儒家文化，自能发掘出可以纳入当代乡土价值重建乃至于文化价值重建的资源性价值。就此而言，新世纪乡土小说在痛惜儒家文化价值失落的前提下，注目于亲情伦理与现代法制的内在契合、民俗文化塑造个体意识的正面作用、民本观念对于现代民主实践的价值支撑，等等，毫无疑问具备与二十世纪乡土小说对话的特定文学史意义。当然，儒家文化体系庞大、意义繁复，精华与糟粕同时存在，在去粗取精的原则之下将之引入当代文学乃至当代文化的建设中，以重建乡土社会的文化价值、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自然是个浩大的文化工程，但是，脚步既已迈出，达成目标之日，虽远亦必可期。

作者：邵明 单位：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科学文化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