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救球”20年

在足球的市场化改革20年后，中国足球其实始终没有离开过政府的怀抱。但党管国爱加上市场化改革，都没有令中国足球像其他运动一样成为金牌高产大户，甚至成为最令国人失望的体育项目。

就在中国男足进军2014年巴西世界杯之旅遭遇两连败之际，北京小学以0比15惨败给远道而来的俄罗斯少年队的消息，再次引起了内地关于中国足球发展的反思。

2002年出线成功进军世界杯的瞬间“辉煌”后，中国男足已连续两次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小组赛阶段被淘汰、两次亚洲杯小组赛未出线。中国球迷绝望地戏称，只有国际足联给南极洲一个世界杯参赛名额，且中国队到南极洲参赛并战胜企鹅方能出线。

2011年10月底，分管中国足球的体育总局副局长蔡振华率领的足球考察团赴日本考察，考察团成员除了足协官员外，还包括国务院研究室、教育部、发改委等部委官员。官方媒体称，体育总局向国务院建议，由国务院牵头成立并协调包括发改委、财政部等多部委参与的、级别更高的足球办公室。

不出意外，中国足球将迎来1992年中国足球走上市场化职业化之路以来的第二次重大改革。这次的“救球者”不再是市场，而是政府。

来自中南海的关心

2011年7月4日，一个带有韩国著名球星朴智星签名的足球送到中国国家副主席手里。这是会见韩国代表孙鹤圭后得到的礼物。

“中国世界杯出线、举办世界杯比赛及获得世界杯冠军，是我的三个愿望。”对韩国客人说。专业体育报纸《足球报》的评论称，这公布了关于中国足球发展的近期、中期、长期发展目标和方向。

这不是第一次表达对中国足球的关注。

2009年10月，访问足球强国德国时表示，中国有一流的球迷和全世界可观的足球市场，但足球目前水平比较低，“既然其他运动中国可以获得金牌，那么我们也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足球搞上去。”他同时也笑着说，但这个时间会很长。

访德期间，得到两件礼物，一是德甲冠军勒沃库森队的球衣，还有他正在访问的拜耳先灵集团生产的材料制成的世界杯专用足球。这件印有英文“XIJINPING”红色球衣是10号，这是球队核心才能享有的号码。

同样在这个月，中国国家主席接见国足原核心球员容志行，并对这名上世纪70年代的球星说：“中国足球还要继续发扬‘志行风格’。”“志行风格”曾是与“女排精神”齐名的口号。

2011年4R，国家总理亲自邀战新科世界杯冠军西班牙，希望两国每年都能举行交流比赛，以帮助中国足球提高水平。

在高层纷纷对中国足球表现关注的同时，2009年，公安部掀起了一场足坛“抓赌打假”风暴，最终，南勇、谢亚龙、杨一民三位曾担任过足协副主席的司局级官员落马。

中国领导人的爱好，往往会直接影响某项事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官方投入。久而不振的中国足球，在高层的关注下，正在获得政策支持，甚至社会资本的回归。

目前，沿海城市青岛已经在筹建独一无二的“中国足球大学”，并已拿到批文，他们将在淄博等多个地级市筹建专门的足球基地，培养更多足球人才。

而央视将于2012年全面恢复转播中超联赛――这是体育总局与央视协调后的结果，此前国家电视台坚持不转播本国最顶级的足球联赛。央视曾给来电咨询的足协一个很简单的回复：“由于已知的原因，央视体育频道暂不转播中超联赛。”

2011年7月，一个曾宣布“永远退出中国足坛”的企业家回来了――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带着5亿人民币，前来支持中国足球的振兴计划，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大的单笔赞助资金。 2001年10月7日，中国队以1比0战胜阿曼队。在这轮小组赛中的胜利，让中国队历史性获得了进军世界决赛圈的资格。

10年前，王健林拥有的大连万达足球俱乐部曾创造了中国足球史上的辉煌，四次扶得联赛冠军，并多次杀入亚洲俱乐部顶级赛事决赛。但在目睹了一场多次明显误判导致三个点球发生的比赛后，王怒发冲冠，写公开信向全中国宣布他的理想受伤了，从此退出中国足球。

10年后，他拿出巨资“救球”时坦言，投资给中国足球除了自己喜欢足球外，“领导有指示，要求我赞助。”

2011年1月28日，国务委员刘延东主持召开振兴足球工作座谈会。王健林当场表态：如果中国足球需要，他愿意支持。半年后，王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签字仪式后，国务委员刘延东握着他的手说：“你做了件好事，特别是在中国足球低迷时，更有意义。”

举国体制下的市场化

这不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关心足球。中国足球也总能在最低谷获得中国政府的关注。

中国足球第一次改革的动力来自党中央“各行各业深化改革”的指示，时值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1992年，在北京西郊红山口召开的会议上，官方宣布中国足球成为体育行业市场化改革的试验田。这个会议被视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开端。

会上，中国足协制定了《中国足球十年发展规划》。

此后，中国足球迎来了最快乐的时光，郝海东、范志毅等中国球员家喻户晓，甲A联赛空前火爆，观看职业联赛几乎是中国男人的集体周末娱乐方式，女足也获得奥运会银牌和世界杯亚军。足球成为第一个聘请外籍主教练的体育项目，几乎每支顶级联赛球队都有外援。

不过，如同中国其他改革一样，中国足球的改革充满了中国特色：高层的重视让每个城市都希望本市能有一个顶级联赛的足球俱乐部，足球成为很多市长眼中的名片。与此同时，赛事成绩而非市场，成为中国职业化的最终目的――1995年和1997年，中国男足分别与奥运会和世界杯失之交臂后，中国球迷尚未失望，体育局高管却先失去了耐心，认为职业化解决不了举国体制时代足球无法出线的尴尬，足球“要降温”、“稳定压倒一切”。

曾供职多家体育媒体的作家李承鹏认为，中国足球搞职业化的初衷是为了刺激国足打进世界杯，而不是建立职业体制，一切都是围绕着“出线”计划来制订的，因此中国足球职业化只不过是一次行政命令下的“职业足球样板戏”。

2001年，中国男足成功进军韩日世界杯，中国足球再次获得关注。国有资本开始看上这个舞台，政府和国企主导的俱乐部开始占据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主导地位，一些地方体育局直接向俱乐部注资换来官方代表介入俱乐部运营，足球成为政绩。而中国男足此后十年的成绩跌到了谷底，甚至连举国体制时代都不如，更名为“中超”的顶级联赛的看台上经常空无一人。

职业足球市场和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迅速被开辟出权力设租寻租的空间。那些曾经立志要改革中国足球的掌门人们一个个都因为腐败而被“”调查，甚至国家队球员的资格都可以成为他们创收点，更别提由其一手主导和经营的职业联赛。

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分管体育和教育的国务委员刘延东自2009年足球打黑至今，在多个场合提到改革中国足球的决心。“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关心足球运动的发展。”这位前统战系统高官说。

而她在2009年10月出席校园足球工作的座谈会时发表了有关中国足球的谈话被足球相关人士奉为中国足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国足球的发展之路应该立足国情……吸收中国其他优势运动项目的成功做法，积极探索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此后，有关中国足球的最新人事任命完全体现了对这一指示的落实：在奥运会兵乓球项目无数金牌的得主蔡振华以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身份分管足球，而在前任谢亚龙被“”带走后，足管中心管理主任由同样是夺金大户的跳水运动管理者韦迪接任。

韦迪和他的前任一样，还有另一个身份，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

包括落马的三位前足协副主席在内，这一职务在中国足坛的真实分量是不为外界了解的。这是为了遵守国际足联和亚足联的规则：根据国际足联的相关章程，政府只能支持足球发展，但绝不能干预足球，体现在人事上就是足协主席既不能由政府任命也不能由政府强行去职――伊朗足球就曾因足协主席被政府勒令下课，而被全球禁赛。于是，中国政府再次展现了本国特色的智慧：足协与体育总局足管中心是两个牌子，一套班子，足协主席由足代会选举产生，但它只是一个虚职，由足管中心主任兼任的专职副主席才是实际上的“一把手”。

韦迪上任之初曾希望将其在夺金大户上的经验复制到足球上。为了能获得伦敦奥运会参赛资格，韦迪一度想让国家奥运足球队参加中超联赛，以此练兵。由于争议声太大，计划才被终止。如果韦迪真的实现自己的愿望，中国足球或许会开创世界足球史的先例：职业化联赛中出现了国家足球队，这比以“主体思想”为主导、配备政委的朝鲜国足更能给世界球迷留下深刻印象。

足协的去体制之梦

虽然官方至今仍未主动回应国务院是否会成立足球办公室，但足球管理者称，对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思路已逐渐明晰，尤其是此次日本考察之后。 2010年10月25日，2010中甲第25轮，武汉球迷打出了“还我中超”的标语。“砍”“杀”“剁”的助威语言直指当前足协贪官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当年，正是足协的昏庸，直接导致了湖北队一气之下退出中超。

有内地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希望能像日本足协一样，真正成为足球的专业协会，而不是官僚机构。因此改革的尝试之一是“小中心大协会”模式，即官方的足管中心逐渐弱化，足协走向台前，人事制度实行全员聘任制，使其成为自主管理的法人团体。

听起来，这是一个美好的发展方向，但很难想象，体育总局里分管足球的官员们会愿意放弃司局级待遇，让自己的工作单位变成一个纯粹的专业性体育协会。如果新足协与体制拉开距离的姿态，最终只是停留在姿态而已，那么无论有多少个部委介入、无论足球办公室能否成立或级别有多高，中国足球恐怕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中国领导人的三个愿望。

在王健林的理想中，他的大部分赞助将用于青少年联赛。把宝押在青少年身上，对中国球迷来说也不陌生，邓小平说过的“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体育回归教育”也―直被认为是中国足球的必由之路，只是从未被认真执行――身背成绩任务的洋教练总是抱怨中国有13亿人口，但可挑选适龄球员却少得可怜。最新的数字是，中国大陆青少年注册球员只有8000人，而近邻日本青少年注册球员为50万。

大多数足球发展强国的青少年踢球纯粹出于兴趣，他们在课余参加各种校园联赛，优秀者此后会被俱乐部吸收为职业球员。与这些国家相比，王健林即将赞助的中国青少年联赛的年龄段划分，俨然就是为奥运做准备，这个赞助计划几乎也可以称为“奥运战略”。谁也不清楚，在三年赞助计划后，王健林会不会像当年一样再次向全世界宣布自己的理想受伤了。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的足球记者依然会是最幸福的媒体人，除了他们的报道永远会有大批读者以外，足球是大陆迄今批评相对最自由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