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瑰宝敦煌遗书

一百多年前的光绪二十六年夏至（1900年6月22日），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为了修建自己的太清宫，带人清理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一个洞窟（第16窟）中的流沙时，在甬道的北侧洞壁上发现了一个重重叠叠堆满经卷和文书的密室。这个无意中的发现打开了一座尘封了近千年的文化宝藏，使5万余件后来被称为敦煌遗书的文化瑰宝重见天日。

敦煌遗书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收藏最丰富的古代文献庋藏，其意义和价值堪与任何一次文化发现相媲美。然而，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和腐败昏聩的清朝各级官员有眼不识金镶玉，都没有认识到这些遗书的价值所在，将其视若敝履。即使时任甘肃提学使的学者叶昌炽已经意识到了这批遗书的文化价值，也没有尽到应有的监管责任，致使后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鄂登堡、美国人华尔纳、日本人桔瑞超等东西方文化强盗以探险的名义，从王圆箓手中盗买走大量的敦煌经卷。据不完全统计，至今流散至海外的敦煌遗书达3.5万件，约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敦煌遗书的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其中以宗教典籍最多，约占整个庋藏的80%以上，除了大量的佛教典籍，还有数百件道教典籍、景教典籍和摩尼教典籍，内容包括经、律、论、疏释、伪经、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经藏目录等。宗教典籍以外的世俗文书，虽然总量不大，但内容却很丰富，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社会、民族、语言、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体育等诸多方面。

从近千件有纪年的汉文写本所知，敦煌遗书所存文献的年代上起魏晋，下至元代，其间两晋、梁、陈、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沙州回鹃、西夏、元朝等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时间跨度达600多年。年代最早的是公元393年（后凉麟嘉五年）后凉王相高所写的《维摩诘经》，最晚的是公元1002年（北宋咸平五年）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的写经题记，绝大部分汉文写本写于中唐至宋初。汉文典籍经、史、子、集中，除一部分是极为罕见的古写本，更有不少佚失千年以上的古书，如《隶古定尚书》、郑玄《论语注》、皇侃《论语义疏》、刘向《说苑》第二十卷及属于小学类的韵书、字书等。大量的官私档案文书，是研究中古历史、社会生活、风习民俗、寺院经济等的第一手资料，如唐代的《律疏》《公式令》《神龙散颁刑部格》《水部式》等，使人们对唐代法令及其在古代现实生活中的运用，获得了全新的认识。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多是古代官府的原始档案。大批户籍、计帐、手实文书的发现，反映出北魏至唐中叶实行近300年之久的“均田制”以及相关的户籍、赋役制度的实际情况。各种各样的租佃、借贷契约，放良文等，使人们对中古时代的社会和阶级关系认识得更加深切。寺院文书反映着寺庙的生产和生活。各种社约则从不同侧面展示了中古社会的民间社团、教团组织及其活动。张、曹二氏归义军政权时代的各种遗书，可了解敦煌地方史，敦煌石窟的凿建与发展，敦煌同邻近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敦煌和河西诸郡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种地志、官私谱书也是稀世之珍。文学作品中，既有中原文人传世佳作的抄本和佚作，如韦庄《秦妇吟》，300余首王梵志诗等，更有不曾传世的地方性俗文学作品，如诗词、赋、变文、讲经文、押座文、俚曲、因缘、儿郎伟等。科技史方面的天文历算、医药术数价值极高。如《全天星图》，是现知全世界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医药文献中则有久佚的医书和医方。

敦煌遗书的文本形态多数为手写文本，也有少量雕版印刷文本和拓本，其中数十件雕版印刷品，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最著名的当数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 印刷的《金刚经》，是世界上现存最早标有年代的印刷品。敦煌遗书的装帧形态也多种多样，除了大量的卷轴装外，还有梵夹装、经折装、旋风装、早期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几乎包括了古书装帧中的各种装帧形式。敦煌遗书的文字形态以汉文为主，还有用吐蕃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回鹘文、梵文、粟特文等多种古代少数民族和西域文字写成的典籍和文件，这些都对于研究古代西域民族史、各种语言文字和中西交通史有着重要作用。

总之，敦煌遗书以其内容广博、弥足珍贵而闻名于世，推进了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等各个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