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如何言说?

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他们怀揣者摆脱贫困的梦想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却只能在城市中从事着最为卑贱的工作。作为城市最底层的社会阶层，吃最差的饭，住最差的地方，拿最少的钱。然而，即便这样，他们还是城市这袭华美的外衣上的虱子。小说《千家桥》中的千家桥就是这群底层人物的聚居地，就在这片众多农村人用油毛毡、塑料袋等充当建筑材料临时搭建的棚户区，每天都在上演着最为平常也最为真实的底层生活。

千家桥因居住人口众多而得名，在一条蓝河大桥上挤着成百上千家来城市打拼的农民，他们为生计而忙碌，大多依靠捡垃圾维持生活。小说就以弟弟楚金考上重点大学，按照姐姐留下的地址进城到千家桥寻觅姐姐开始。二十出头的刘楚玉已经进城三年了，支持弟弟上学成为她生活唯一的目标。很难想象她对弟弟是一种怎样浓烈的感情，这种感情可以让一个最美好年龄的女孩子干着最卑微的工作，为了给弟弟多赚钱，她可以放弃干净、体面的工作，每天与垃圾为伍，吃饭店中城市人剩下的饭菜。姐弟两人在弟弟考上大学之后重新相逢，随着楚金的到来，两人开始共同经历底层人物的卑微生活。

身为社会底层的进城农民，无论在实际生活还是话语表述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弱势。在很多关于底层人物的写作中，叙述者不免会跳出来为底层来代言，底层的艰难、受歧视等等都被叙述者强化、突出，此类写作中的底层人物都在生活重压下痛不欲生。所以，当前的底层写作似乎只是叙述者一厢情愿的虚张声势。然而《千家桥》这篇小说却给我们带来了底层写作中少见的形式，小说中鲜能寻觅到叙述者的身影，从文体上来看，这篇小说甚至可以被称作对话体，随处可见的对话经由底层人物口中讲述，而且绝少苦难式地煽情。对话平淡无常，但城市随处可见这样的人，他们说着最平常的话，却体验着最艰辛的生活。他们没有表现的痛苦不堪，虽然残酷的城市生活可能随时把他们压垮。

在《千家桥》这部小说中，随处可以体验到向本贵先生对于“声音”的敏感。在弟弟楚金没有进城之前，我们无法听到楚玉的声音，甚至对自己寄予厚望的弟弟，也仍是无声表达自己的情感。当楚金找到了姐姐之后，他们开始彼此对话，似乎这时他们有了自己的“声音”，然而这声音却被诺大的城市所吞噬：他们苦苦哀求保安让他们进小区拾破烂却被当作耳旁风，甚至遭到威胁；楚金花了五十块买到的旧报纸保安认为是偷来的，任凭他如何解释都无济于事，只有城市人出面才为他解围，“要不是他（吴教授）做证明，我是决不让你把这些东西挑走的。”；城管队的要整顿千家桥，任凭住在那里的农民如何求情都被迫限时搬出；楚金、楚玉被诬陷抓入公安局，尽管他们有周姨做时间证人，但他们所说的一切都遭到了质疑。底层人物和城市完全没有对话的可能性，他们所有的“声音”都不过是自言自语，在城市中，底层人物没有任何发言权，“人微言轻”在底层言说达到了极致。小说中底层人物的言说越丰富，越被城市所轻视，二者形成的张力所带来的震撼要比叙述人越俎代庖的代言强烈的多。

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似乎中国传统的大团圆结局主宰了作者的创作，甚至连情节模式上也并未能超越传统小说的巢臼。伍局长这样一个青天大老爷的出现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楚金能按时去大学报到，楚玉也被局长安排了公安局做固定的工作。然而，小说在结尾部分对仍然没有放弃对“声音”的安排：“刘楚玉和刘楚金听到伍局长这么说，嗵地一声跪倒在地，痛哭失声，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刘楚金没有说话，他只是重重地点着头，泪水早就染湿了他的脸面。”城市的力量在这时到达了极致，它可以轻视底层的话语，甚至可以主宰底层的话语，当它以一种恩赐性的力量降临在底层人物的生活中时，就强大到足以湮没一切底层话语的程度。

百年来的文学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农民进城的叙述，农民进城后的命运也随着时生着深刻的变化：阿Q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未庄竟然革命了，连赵老太爷都恭敬的叫声“老Q”；陈奂生进城后，体验了一把旅馆的先进生活，这成为他借以炫耀良久的谈资；然而现时代当楚金、楚玉以及无数的农民进城后，他们却沦为了最底层的人群，他们完全为城市所排斥，但为了微薄的收入却情愿忍受这种排拒。象征着先进、现代的城市已经越来越不能容忍农民的到来，虽然整个城市的运转离不开这些底层人物的努力，但他们却始终不能为城市所接纳，即便他们可以自我言说，在城市仍然缺乏立足之地。向本贵先生的小说《千家桥》有意规避叙述人的代言，而让底层人物自己说话，摆脱了底层写作的代言模式，彰显了底层自我言说的无力感，恰于此深刻地表现了对底层人物的悲悯情怀。

（作者系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