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大陆台湾文学研究二十年

一

20年前,当1979年2月在北京出版的大型文学杂志《当代》率先发表白先勇的短篇小说 《永远的尹雪艳》时,谁也未曾料到,它会成为两岸文学汇流的一只报春的燕子(注: 据手头资料统计,1979年最早发表台湾文学作品的大陆刊物共有9家,它们是《当代》( 第1期、第2期、第3期)、《上海文学》(3月号、4月号)、《长江》(第2期)、《清明》( 第2期)、《十月》(第3期)、《新苑》(第3期2篇)、《收获》(第5期、第6期各2篇)、《 作品》(9月号)、《安徽文学》(11月号),共刊登5位作家的16篇小说,他们是:聂华苓 7篇、白先勇3篇、於梨华2篇、李黎2篇、杨青矗2篇、5人中除杨青矗是台湾本土作家外 ,其余4人均为大陆至台湾再移民海外的作家。),并且带来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结 构性的变化。

这并非“微”言耸听。因为在此之前,两岸的分隔和对峙,不仅使分立的两岸文坛彼 此陌生,而且互存偏见。就文学研究而言,大陆所有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实际上 只是对于大陆文学状况的研究,台湾文学从未进入大陆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据此在近 几十年来出版的多种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大部分还只能说是大陆地区的文学发展史 。只有随着对台湾文学(以及同时进入大陆研究者视野的香港、澳门文学)的介绍与研究 日益深入广泛,读者和研究者才逐渐意识到,缺少台湾、香港、澳门文学的当代中国文 学,还不是全部的中国文学。尽管大陆文坛拥有如此庞大的读者群体和作家阵容,在当 代中国文学进程上占有如此重要的甚至主导的地位,但仅此一端,依然不能涵括当代中 国文学的全部进程和所取得的全部历史性经验与经典性成果,还不是一幅完整的当代中 国文学的图景。

这样一种学术视野和观念的变化,相信在台湾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身上,也同样发生过 。

因此,如果说近20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发展上,有着许多重要的突破, 那么这一学术视野和观念的调整,应该是它诸多重要收获的一个意义深长的方面。

二

从1979年迄今大陆对于台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历时20年。其中前10年,大部分是在 台湾的政治“解严”之前,后10年则在“解严”之后。由于这20年两岸社会急骤的变化 和发展,前后两个10年的历史语境也有所不同。因此可以把大陆这20年对台湾文学的介 绍和研究,也大致地划分为承递发展的前后两个时期。

关于前一个时期,我在1989年发表的《大陆台湾文学研究十年》(注:该文最初发表于 《台湾文学观察杂志》创刊号,后收入作者的论文集《台湾文学隔海观》(1995年3月台 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第1版)和《文学薪火的传承与变异——台湾文学论集》(1994年11 月,海峡文艺出版社第1版)。)一文中曾经指出,影响大陆最初台湾文学研究的有两个 不可忽略的背景。其一是1979年元旦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 》。海峡两岸持续30年的严峻对峙由此开始松动;两岸几乎完全隔绝的血缘文化,也由 此有所交流。台湾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是在这一松动的政治背景下才得以进行(当然从 更深层的背景看,它既是走向开放的政治、经济所必然推动的文化走向,也是分久必合 的民族文化所必然呼唤的历史趋势)。因此,在初期,这一研究便不能不寓蕴着一定的 政治意味,使它有着超乎研究自身以外的其他价值和意义,在价值取向上也难以完全摆 脱特定的政治尺度的影响。其二,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起步之日,恰是台湾乡土文学论 争的结束之时。这场深刻影响台湾文学、台湾文化乃至社会进程的思想论争,同时也成 为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思潮背景。台湾乡土文学论争作为一个有着广泛意义 的政治文化运动,其所弘扬的民族文化、本土意识和对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机制的批判 ,对于扭转台湾自50年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改变文学的历史进程 和文坛的现实构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场论争所观照的,主要是作为政治层面的文 学,而不是本位意义上的文学;它在价值取向上的政治判断,一定程度上取代了艺术多 元的审美评价;它出于弘扬现实精神和本土文化的良好愿望,在后来被推向极端而表现 出某种观念上的偏狭和排它性。但就整体而言,台湾乡土文学论争所弘扬的民族意识和 关心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思潮,与大陆自5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观念有许多契合之处。 因此,尽管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早带来台湾文坛信息的,是一批由台湾旅居海外,在 艺术观念和创作实践上比较倾向于现代的海外作家,使台湾的现代派作家和作品拥有大 陆最早的一批读者。但随着对台湾乡土文学论争的介绍,研究的重点便很快转向乡土文 学,甚至以之作为“正统”和“主潮”,来概括、评价台湾作家与作品,描述台湾文学 的发展脉络(注:这一变化可以由大陆对台湾文学的出版看到。1980年前后,最早在大 陆出版的台湾作家作品集,计有聂华苓的《台湾轶事》、《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 铃子》,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白先勇小说选》等,都是台湾 旅居海外的作家带有现代倾向的作品。1981年以后的情况开始有了较大的变化。据厦门 大学台湾研究所1984年3月编写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介绍,1981年大陆报刊介绍的4 0位台湾作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乡土作家,同年出版的《台湾中青年作家小说选》和 《望君早归》(中短篇小说选),入选的29位作家中,只有6人不是乡土派。最近两年出 版的2部台湾长篇小说和6部中短篇小说集,有5部为乡土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写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专条介绍了赖和、杨逵 、钟理和、吴浊流、钟肇政5位作家,也均是乡土作家。与此同时,对乡土文学的研究 ,也相应地得到加强。1982年大陆报刊发表的30多篇学术论文,绝大多数是评论台湾乡 土文学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第一届(1982年)香港台湾文学研讨会的论文集, 所收17篇论文,有11篇是对乡土文学的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的大陆第一 部研究台湾文学的专着《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封祖盛),就明显有着把乡土小说视 为主流的褒乡土、贬现代的倾向。)

。 来自大陆的现实政治背景,和来自台湾的文化思潮背景,都共同地突出了大陆台湾文 学研究的政治意蕴。评价最初10年大陆对台湾文学介绍与研究,我曾指出这是一场最初 受益于政治、最终又局囿于政治的要求回到文学和文学研究自身的学术进程。

事实上,最初台湾文学研究这种对于政治过分倚重的倾向,与同期大陆文学观念的变 革趋势是完全相背的。80年代大陆文学观念的变化,是由摆脱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工具 ”说开始的,力图使文学和对它的研究回到文学自身上来。这一认识的发展,也极大地 影响着同样作为当代文学范畴的台湾文学研究,使之在选择和评价上逐渐地从政治尺度 转向审美尺度,并重新审视最初的结论。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政治的进一步改革和 经济的大幅度开放,使研究者在文化上拥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学术上更为独立、自由 的空间。这就构成了90年代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文化环境。

从台湾社会和文坛的发展来看,90年代比之80年代也有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解严” 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给文坛带来很大的震撼。一方面是台湾文学摆脱 了自50年代以来被绑在“”战车上的泛政治化倾向以后,又在党外政治的浪潮中卷 入了另一种形态的泛政治化,甚至推出了以“”为纲领的“国家主义”形态的文学 ,进一步加剧了自乡土文学论争以来台湾文坛的分化。但同时,政治和经济的多元化存 在,也推动了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化走向。多种不同形态的文学都在台湾找到自己生存和 发展的土壤。现代都市社会的发展,使消费性的文学依凭庞大的文化工业和文化消费市 场,覆盖着整个都市社会乃至它的神经末梢,成为拥有最多文化消费群体的一种流行性 的文学现象;与此相对应的是承续传统情怀而融入现代思绪的新的人文关怀,搞起了另 一面文化写作的大旗;而“文学新世代”、“更新世代”和诸多名目的“新人类”、“ 新新人类”的登场,超过曾经一度主导文坛而在乡土文学论争之后进入省思和调整的现 代主义,以认同和介入都市的“后现代”立场与艺术手段,揭橥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病变 ,开拓另类空间;一直默默无闻的台湾先住民在世界性的原住民文化浪潮中,也推出自 己的作家,以极富文化特色的语言和想象,喊出弱势族群的声音。这一切繁富多样的文 学存在,都使人强烈地感到,进入90年代的台湾文学,并不是简单地沿着乡土文学论争 中“西化/乡土”“现代/写实”这二元对立和转换的轨道向前发展,而是呈现出多元的 广阔空间,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文学现象供研究者进行分析,从而也将研究者携入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时期另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事件是台湾开放探亲所产生的文学效应。一方面是 在探亲潮中大批台湾作家(不管是“外省”的还是“本土”的)履足大陆,或者访亲祭祖 ,或者参观旅游,母土恢宏的文化气度和现实发展,消解着他们因数十年疏隔和宣传所 积存下来的偏见与疑虑,对其创作的潜在影响将远远超过热闹一时的“探亲文学”而深 长存在。另一方面开放探亲提供了两岸作家和学者直接交流的契机,不仅在大陆,而且 在岛内。它使研究者从隔岸观花的朦胧揣测进入了实地考察的互相碰撞,其结果使大陆 研究者对台湾文学获得了实地了解的更为全面和深入的印象,从而开拓了进行整合研究 的新思路。

在分析90年代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新背景时,还不能忽略了80年代研究所提供的基础 ,我曾经把80年代开始大陆所作的台湾文学研究,比喻成为一种经济学上的“卖方市场 ”。由于资料的匮乏和缺少对台湾文学的全面了解,研究者常常是“瞎子摸象”式地拿 到什么资料就做什么研究,其选择的自由度是极其有限的。80年代研究最重要的收获是 对台湾文学的发展进行了基本的材料积累和脉络梳理,对重要作家和作品进行了初步的 分析和定位。于八九十年代之交大陆学者出版的多种台湾文学概观、台湾文学史以及文 体史等,实际上都是对80年代研究成果的一种总结,从而为后来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资 料准备和初步分析的基础。没有80年代的资料积累和初步分析,90年代更有成效的研究 将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都为90年代的台湾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背景和基础。

三

在论及90年代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发展时,我想先引述南京大学刘俊博士的一份抽样 调查资料(注:刘俊:《台湾文学研究在大陆:1979-1999》,载《台湾研究集刊》1999 年第4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刘俊以在大陆颇具代表性的“人大复印资料”为视 角,对20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进行了总体检视与分析。根据刘俊的统计,从最早发 表台湾文学研究论文的1979年3月起到1999年7月止,被收进《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 》中的台湾文学的论文,共计320篇。其中,属于前10年的77篇,占24.1;属于后10年 的243篇,占75.9。这个数字表明:一、后10年的研究成果远多于前10年;后10年的研 究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得到学界的重视而获得较多入选的机会。从刘俊开列的12种论文 类型前后10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分析看,“作家作品研究”、“综合研究”和“文类研究 ”始终位居其他类型研究的前列。在这三类研究中,其入选论文后10年也比前10年分别 增长了75.4、85和81.8。而类似“两岸文学比较研究”、“文学史研究”等专题, 则是在后10年才出现的。因此刘俊说:“数字的背后,显示的其实是大陆的台湾文学研 究在后10年里学术兴趣的着重和学术重点的转移。在将这种‘兴趣’和‘重点’与前10 年研究状况进行比较后,不难发现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轨迹,那就是:以10年 为界,在后10年里,作家作品研究全面深入地展开;思潮、流派、社团研究、研究之研 究呈稳步增长之势;两岸文学比较研究、关于台湾文学的分期和文学史研究从无到有; 综合研究、文类研究、8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研究成为‘热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研 究等有所进展,但仍然属于‘冷门’。”

这是一个从数字分析中就可以看到的显着的变化:无论在研究层面的扩展,或者研究 成果的数量上,后10年都远远超过了前10年。

这种外在形态上的变化,还表现在研究的布局上。前10年得风气之先的主要是广东、 福建,以及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后10年已明显地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发展。包括 江西、上海、江苏、安徽、辽宁、四川、陕西,乃至遥远的新疆,都有从事这一领域教 学和研究的人员与机构存在。特别是台湾开放探亲以后,文化人进入大陆的旅行路线, 除了故乡,首先便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以及在两岸关系中具有重要意 义的大城市,如南京、上海、重庆等以及一些文化旅游大省。因此,两岸直接的文化、 文学交流的重心也移向北京,并向全国一些中心城市扩散;闽粤两省以语言和地域之利 的研究优势,正在退居次要。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形成了北部、 中部和南部三个中心点。首先当之无愧的是北京。作为全国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与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都设有相关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它们汇同北 京以及北方一些大学和机构,集合了一批深有影响的资深学者,在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 中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其次是中部的南京,集合了江苏、上海、安徽、山东等省的一批 学者,后来居上地在近年的台湾文学研究中提供了许多重要成果。南部则以闽粤赣为主 ,继续发挥着先行的优势,仍是大陆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与研究布局发生变化的同时,是研究人员构成的调整。最初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 大都是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可能接触和占有这方面研究资料的人。在大陆早期的台湾文学 的研究中,并不是谁想研究就可以研究的。由于资料的不易获得,它存在着一个与其他 领域不尽相同的,由研究对象来选择研究者的现象。后10年的变化首先在于资料的获得 较为便易之后,就有可能使更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一>

:请记住我站域名/ 在回眸大陆台湾文学研究历程时,还不能忽略在这20年里逐渐完善的把科研、教学、 出版三者联成一体而形成的学术“网络”,在这一“网络”中,科研是核心。前10年开 始,就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大学,都先后成立了一批与台湾文学相关的 研究机构,近10年来又有所增加。除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的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的海外华人文化研究中心外,在广 东的社会科学院、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深圳大学、汕头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福建的 社会科学院、厦门大学、华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私立 邦德学院,江苏的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湖北的中南财经大学,江西的南 昌大学,山东的山东大学等,或以研究中心、研究所、研究会等不同名义,成立了相关 的专业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他们除了单独举办各种小型的研讨会之外,还联合举办两 年一届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自1982年在广东暨南大学首开以来,迄今已连续举办十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