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端蒙对朱子学的体认与阐扬*

摘要：朱子学的鼎盛，其门人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们对朱熹学说的承继、发扬、传播，实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同时，历代学者的学术思想，绝非凭空乍起，必是前有所承，后有所启，若是忽略师承的部分，便无法得知其人对师说的阐扬与省思，会造成学术史研究的断裂甚至空阙。因此，特以程端蒙为例论朱子门人对朱子学的接受与阐扬。

关键词：朱子学;朱子门人;程端蒙;体认;阐扬

中图分类号：B24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6-0126-004

在宋学家中，朱熹堪称重要人物，元、明、清各朝，无论是童蒙教育或科举，均深受朱子学的影响。朱熹既殁，是其门人发扬师说，将朱学广传各地，形成不少新兴的朱子学派。这些学派的开创者，以阐扬朱子学为己任，学术脉络皆可上溯朱熹。在以往的研究中，部分学者虽论及朱子门人，但关注的重点不是其理学思想，且常用囿于师说、无有新意来概括。事实是否如此，这些弟子是否真的固守朱说全无己见，本论文欲爬梳相关文献，对照朱门师生的思想，进而破除部分学者的刻板印象。

一、程端蒙及其学术交游

程端蒙（1143―1191年），字正思，号蒙斋，江西德兴人，南宋理学教育家。先师事江介，后受业于朱熹。江介是德兴海口人，与朱熹同辈，都是胡周五传。程端蒙不仅是江介的高徒，而且深得朱熹喜爱，对其甚为器重。这主要是因为其领悟理学要旨，“以求道修身为己任”，著有《性理学训》、《程董二先生学则》。《性理学训》对朱子的《四书集注》作概念上的精要分解，较圆满地实现了朱熹普及理学的愿望，使理学的传播深入民间;《程董二先生学则》不仅能为书院学生所应用，而且能对师长有所借鉴，因此受到朱熹的高度肯定与赞赏，并亲自作跋，称“是书盖有古人小学之遗意焉。凡为庠塾之师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则所谓成人有得，小子有造者，将复见于今日矣。于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岂不美哉”[1]2280。就传播的角度而言，程端蒙对朱子学的发展是有极大功绩的。

程端蒙的学术交往主要集中在师承方面，其中与朱熹的交往颇为密切，具有代表性。其在婺源与朱熹相见后，于淳熙三年（1176年）拜入朱门，“以求道修身为己任”[2]4409。从淳熙四年（1177年）开始，曾与董铢、滕U等人一起协助朱熹从事《四书章句集注》和《或问》等书的修订工作，前后历时十余年，其间，二人往来频繁。淳熙六年（1179年），曾一同游南康庐山，乐之忘归。淳熙七年（1180年），朱熹招程端蒙前来一聚，程端蒙转交汪子卿（生卒年不明）的书信给朱熹。同年，朱熹与诸生同游落星寺、石乳寺，程端蒙亦随侍在侧。之后，曾上书谏议，认为道统之所传，归于二程，后因对策不合，弃官而归。淳熙十三年（1186年）三月，朱熹作《董君景房墓表》。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一月，程端蒙前往武夷精舍问学，朱熹为《程董二先生学则》作跋。程端蒙筑求放心斋，朱熹则为之作《求放心斋铭》，藉此申明“防微谨独”、“切问近思”的重要性。[2]4197由此可见他们师生感情深厚。绍熙二年（1191年）冬天，程端蒙于病中请托朱熹，求识其先大父之墓，隔年九月，朱熹遂作《程君公才墓表》一文。病重之际，程端蒙在信中曾谓：“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终养，而卒业于门，然已无可言。愿先生自爱，蚤就群书，以r来世，不我知，天岂亦不我知也哉！”[2]4410对于此语，朱熹颇为称许。绍熙二年（1191年）十一月一日，程端蒙因病逝世，朱熹听闻消息，恸哭不已，情绪久久无法平复。隔年，朱熹作《程君正思墓表》、《程正思画像赞》。朱熹曾谓：“正思可惜！有骨肋，有志操。若看道理，也粗些子在。”[3]2807程端蒙的优点在于志节，不苟合流俗，“言若不出诸口，而卫道有以摧髡、衍之锋”（1）。缺点则在对义理之体悟未精，“于所谓亭亭当当恰好处，未免不子细也”（2）。虽然其识理稍“粗”，但朱熹对他仍很赞赏，认为程端蒙“笃志勤恳，一有见闻，便肯穷究，此为甚不易得”[2]2309，并说“慨然发愤，以求道修身为己任，讨论探索，功力兼人”[4]，足为学者的典范。

在与朱熹交流交往过程中，程端蒙就许多学术问题向朱熹请教，朱熹对其进行了悉心的指导，并给予确实的帮助。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对其与陆学之间的深辩，朱熹曾数次作书予以劝诫。朱熹《答程正思》十一书云：“异论纷纭，不必深辨，切不可于稠人广坐论说是非，著书立言，肆意排击，徒为竞辩之端。向来盖尝如此今乃悔之故不愿贤者之为之耳。”《答程正思》十二书还云：“世学不明，异端蜂起，大率皆便于私意人欲之实。……然谚有云，是真难灭，是假易除，但当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则彼之邪说如见耳，故不必深与之辩。”

二、程端蒙学术思想概述

程端蒙虽是朱门弟子，但历来学者关注不多，其论著亦不受重视。探究缘故，实因《性理字训》一书，乃是训蒙作品，文字浅显，字句简要。尽管如此，通过对《性理字训》的爬梳，仍可一窥程端蒙的学术思想风貌。

程端蒙的《性理字训》是一部训蒙之书，藉由简短浅显的文字，阐明理学概念，说明道德性命之学，使人明白“圣贤可致”[5]789。虽只是“说个义理大概”，童蒙小儿仍能藉此略窥圣学的要旨。曾被朱子誉为一部“大《尔雅》”。由于《性理字训》面对的是一些刚入学的儿童，所以其深度和思辨性受到了限制，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价值。朱熹非常重视将道德性命之学纳入童蒙教材，并针对童蒙教育而作《训蒙绝句》百首及《童蒙须知》等，将两者进行对比必定会有助于了解程端蒙对朱子学的体认与阐发。

朱熹作《训蒙绝句》亦藉浅显的文句对理学概念加以阐述，解释理学字义，朱熹以为这种做法虽只是“说个义理大概”，童蒙小儿却能藉此略窥圣学的要旨。与此对应，《性理字训》的写作目的正是要“克循其名，深惟其义，以达于长，以会于学，审问明辨，谨思笃行”。可见，程端蒙的训蒙思维，与朱熹颇为接近。实际上，朱熹本人并不反对将道德性命之学纳入童蒙教材，他只是认为“此等文字难做”，《性理字训》终究有不完备之处。[3]2857所以，虽然朱熹认为《性理字训》道理毕竟稍粗，对于理学字词的异义，未能有全面性的阐述，但依然强调该书能使童子能得入道之径，略窥道德性命之学。

程端蒙始终出于一种醇正的理念积极追寻朱子学，不仅积极发展朱子学，而且大力传播朱子学，对新安朱子学的产生、发展贡献甚大，被清人黄百家称为新安朱子学者之首。洛学遭禁时，程端蒙曾持书上谏议大夫，并对主司“阴诋朱子”的行为奋笔驳斥，声言“道统所传，不归之二程，又其谁哉”，且此后不复应举。[6]956-957对此，黄o记道：“然后诸生翕然以定，非其见之明守之刚能若是乎？”[7]又有程珙反时道而行，“愤时宗异学而晦翁反见疏黜，叹曰：吾何以苟禄为哉？遂日从正思讲学，凡所得于晦翁者，悉以指之”。而且，在伪学禁严之时，他始终自持，依然孜孜以求，不舍不弃。“遇有辩难，寓书晦翁，务求真是，晦翁卒，为位哭，朔望必奠居之。”[6]960-961程端蒙对义理之体悟，虽然在朱熹看来“于所谓亭亭当当恰好处，未免不子细也”[2]，但朱熹对他的评价基本可以概括其对于朱子学的看法。

三、程端蒙对朱子学的体认与阐扬

朱熹《训蒙绝句》与程端蒙《性理字训》所论，均与理学相关，但形式、热萑从胁钜臁＞凸程而言，虽然朱熹的童蒙教育思想主张小学应以“事”为先，至于天命义理，则非训蒙的重点，小儿初学者心智尚属懵懂，未必能体悟圣贤精微之道理，是故，朱熹认为，教学应有阶段性的差异，先言“事”（然），再论“理”（所以然），由易而难，由近而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朱熹反对程端蒙的做法。就标目来说，《训蒙绝句》乃是朱熹“病中默诵《四书》，随所思记以绝句”[2]5，其内容或论理学字义，如天、心、命、情等，或论《四书》章句，如不改其乐、吾无隐乎耳、逝者如斯等，热荻喟胗搿端氖椤酚泄亍！缎岳碜盅怠吩蜃论理学字义，或为相对之概念，如天理和人欲、善和恶、公和私等;或为相关之概念，如道与德、忠与恕、中与和等;或为理学相关的作品，如太极图、西铭。同时，由于《性理字训》仅用一个条目来说明一个理学概念，受限于字数，自然无法兼顾同一概念的异义;而《训蒙绝句》则]有这种限制，有分两条来说明者，如命、仁等，有分三条来说明者，如克己。就形式来说，《训蒙绝句》属于绝句，七字一句，《性理字训》则以四字断句，句数不一。就热堇此担《性理字训・心》谓：“主乎吾身，统乎性情，是之谓心。”[5]788《训蒙绝句・心》则谓：“性外初非更有心，只于理内别虚灵，虚灵妙用由斯出，故主吾心统性情。”[2]7程端蒙强调“心”是一身之主宰，统摄“性”、“情”，这与朱熹的看法是相同的。然而，“心”何以能“统”之，程端蒙并未言明，朱熹则较为具体地说明了“心”何以能统“性”。朱熹认为，“心”、“性”并非截然两物。“性”即“理”，“心”是“理”中虚灵的部分，此“心”之虚灵，能契“性”理，能发七“情”。依朱熹思维，“心之未发，则属乎性;既发，则情也”[3]2515。“心”统括了未发（静）、已发（动）两面，当其未发，乃“性”中之虚灵，当其已发，乃“情”之发动处，故可言“心统性情”。《性理字训・性》谓：“人所禀受，莫非至善，是之谓性。”[5]788类似的文字亦出现在《朱子语类》，记录者是程端蒙。[3]1492观此，《性理字训・性》所论，实是依循朱熹的说法。《训蒙绝句・性》则谓：“谓之性者无他义，只是苍天命理名，论性不当唯论理，谈空求理又非真。”[2]10依朱熹看，“性”即是“理”，然而，此“性”是落实于形下世界，不可视作孤悬之“理”，“谈空求理”四字，似乎是针对异端而发。[2]19、28两者的差异在于，程端蒙对“性”的阐释，重在阐明“人所禀受”的“至善”;《训蒙绝句》则先从“天理”论“性”，再由“禀受”论“性”，并且批评异端的说法。《性理字训・情》谓：“感物而动，斯性之欲，是之谓情。”[5]788程端蒙所言，乃是从有善无恶一面论“情”，遇“物”必有感，发而为“情”，“情”是“性”之所欲，故无不善可说。《训蒙绝句・情》则谓：“谓之情者莫他思，只是吾心初动机，又把动时分析出，人当随发察其几。”[2]10朱熹认为，“心”含动静两面，若强加析分，则“情”为“心”之发用，接物则“心”必有动，动者，“情”也。不过，朱熹论“情”，亦强调“随发”之省察，“情”有善恶，不可不慎，工夫便在“察其几”。对四端的阐述，程端蒙在《性理字训・仁》将四端平列作说明，并且套用汉儒之说，乃是以五行比附四端，比附其特性。[5]789对此，朱熹并未反对，此种思维虽出自汉儒，“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学者要体会亲切”[3]90。《训蒙绝句・仁一》谓：“义兼礼智由仁出，接物当先主以仁，方有三端随用发，譬之四序始于春。”[2]13《训蒙绝句・仁二》亦谓：“心无私滓与天同，物我乾坤一本中，随分而施无不爱，方知仁体盖言公。”[2]13朱熹强调“仁”统四端，批评《性理字训・仁》仅论“偏言之仁”，未谈“包四者之仁”[3]2857，《训蒙绝句》所论，重在强调“仁”统括“义”、“礼”、“智”三者。《性理字训》以“物我兼照，扩然无私”解释“公”字。[5]789《训蒙绝句》则将“公”的意涵纳入“仁”中，认为仁者大公无私，视物我为一体。两者对“仁”的阐述，实可相互补足，既知“偏言之仁”，亦晓“包四者之仁”，皆肯认“公”、“仁”有密切关系。《性理字训》以“无所偏倚”论“中和”之“中”[5]789，《训蒙绝句》则以“过兼不及”为“非中”[2]8，此是论“中庸”之“中”。这两个“中”字，概念看似不同，依朱子看，其实一也，即如《朱子语类》所谓：“《中庸章句》以‘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3]1480-1481因此，对于“中庸”之“中”字，朱熹曾谓：“不偏不倚，无过不及。”[8]17朱门弟子黄o曾批评《性理字训》，只谈“无偏”之“中”，未谈“无过与不及”之“中”[3]2857，观黄o此语，仍是依循朱熹思维而发。《性理字训》以“无偏”论“中”，同于程子之说，《训蒙绝句》以“无过不及”论“中”，同于吕大临之说，朱熹在《中庸或问》中，同样肯定程、吕之说，认为两者各见一端，相为体用。[3]1517、1518因此，《性理字训》和《训蒙绝句》对“中”的诠解，虽然略有差异，实可相互参照、补充。

如前文所述，《性理字训》的诠释，未必尽同朱说，某些概念的诠解虽未见《训蒙绝句》，亦可从其他作品中，考察朱熹思维，藉此来对照《性理字训》说法。举例来说，朱熹对“私”的诠释，主要有三种：一是与公相对，带有劣义。二是独处，指“燕居独处，非进见请问之时”[8]56。三是“我之所独”之意，“只他人所不知，虽在众中，便是独也。‘察其所安’，安便是个。”[3]567己之所知、所为，人未发见，唯我独有，此即是”私”。[3]571《性理字训・私》：”蔽于有我，不能大公，是之谓私。”[5]789将”私”与”公”相对，以劣义视之，类似朱熹的第一种诠解。于《训蒙绝句》中，朱熹虽未将“私”字另立标目，考察相关的论述，均是采用第一种诠解，以劣义视之，如“人因形异种私根”[2]6、“才著些私便不安”[2]13等。朱熹论工夫，以“敬”为涵养之根本，只一“敬”字，便是贯动静，彻本末，静时，“敬”于“心”上做，动时，“敬”于“事”上显。[3]213程颐曾谓：“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朱熹则统合二者，以“主一无适”作为“敬”字注脚。[2]2872、2873专主于道，无片刻走作，遇事临深履薄而为之，接物无往而不主一，此即“敬”之工夫。《性理字训・敬》谓：“主一无适，是之谓敬。”[5]789揭出“敬”之大旨，不过，仅偏重在“专一”的部分，并未强调“敬”是通贯动静。朱熹《答徐居甫・一》曾谓：“谓‘主一’兼动静而言，是也。”[2]2837虽只言“主一”，实已包含动、静两面，静则“主一”于心，动则“主一”于事。然而，程端蒙对“主一”的诠释，是否与朱熹相同，单凭《性理字训》的简短字句，难以明确判定。

由上不难看出，程端蒙对朱子学的讲求，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的选择，而非是对其学说有多高深的探究。正如清代的吕留良所说：“从来尊信朱子者，徒以其名而未得其真。”[9]在朱熹看来，《性理字训》一书优点在于使童子能得入道之径，略窥道德性命之学，但缺点在于其中道理毕竟稍粗，对于理学字词的异义，未能有全面性的阐述。

四、结论

程端蒙作为朱子门人，对朱子学的追求虽不是对学说的高深探究，而更多地是一种学术的选择，而且尽管在朱熹看来，程端蒙对义理之体悟未精，“于所谓亭亭当当恰好处，未免不子细也”，但他始终能够以朱子为依归，承学、吸收了不少朱熹的思想主张，有很多唱和、鼓吹朱子学之处，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路，所以其思想仍有可观，值得探究。

注释：

（1）朱熹：《朱子文集・程正思画象赞》，第4212页。朱熹《程君正思墓表》亦谓：“其为人，刚介不苟合，闻人讲学议政，有所未安，辄造门辨质，或移书譬晓，必极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后已。……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专，必能卒究精微之蕴，以广斯道之传者。”《朱子文集》，第4409、4410页。

（2）举例来说，朱熹批评程端蒙对《孟子》的见解，《答程正思・十二》曾谓：“此等处非解释之误，乃是本原处见得未明，无个涵泳存养田地。”《朱子文集》，第2305页。朱熹亦批评程端蒙对“人心”、“道心”的见解，《答程正思・十七》曾谓：“近书虽云无疑，恐亦有未彻处，故q有？善看之说，亦请更察之也。”《朱子文集》，第2309页。

参考文献：

[1]黄宗羲，等.宋元学案・沧洲诸儒学案上（卷六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朱子全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靖德，编.朱子语类[M].

[4]程.新安学系录[M].300页。

[5]程端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程蒙斋性理字训[M].台南：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

[6]同治《德兴县志》卷八《人物志・理学》.

[7]黄o.勉斋集・董县尉墓志铭（卷三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17.

[9]吕留良.吕晚村先生文集[M].木活字刊本，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