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中共一大南湖之行

关于中共一大的一些细节

关于中共一大以及生平中与之有关的内容，虽然研究成果甚多，但仍有一些带有争议的细节。如是否在上海的中共一大前期会议之后，又有后续的嘉兴南湖会议之行？也就是说，是否全程参加了中共一大？本来这是不存在问题的，然而由于一些新的说法，相应的各种结论就出现了。

围绕中共一大后续的南湖会议，在当事人回忆的某些细节方面一直存有争议。如赴南湖开会的原因，陈潭秋1936年的回忆是一大会场被上海租界的侦探发现后，不仅会期缩短了（原定7天，后改为5天），会址也改变了，即“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到了上火车之前又想到西湖游人太多，遂中途变计，到离上海约三百里之嘉兴城下车，嘉兴有一个南湖，也时常有人雇船游览。我们借游湖为名，雇了一只大船，并预备酒食，在船上开会”。那么，是谁建议赴南湖开会的？周佛海回忆是在侦探闯入和部分代表入住的大东旅社发生命案之后，“我忽然想起李鹤鸣（李达）的夫人是嘉兴人，何不去嘉兴开会”。包惠僧则回忆：“经商量，李达提出到嘉兴南湖去开”，而且是去了12人（除了陈公博）。此外，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回忆称代表们赴南湖开会是她的建议。而根据浙江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邵力子传》引述邵力子生前的说法，称中共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是他的建议。

再如代表所乘的游船，1991年《新民晚报》曾刊登过一篇报道，据称嘉兴有一位老太太说当年代表们在南湖开会，是褚家差人雇了她家的船。但根据王会悟1959年的回忆，则是由鸳湖旅馆的账房代为雇船的，是一只中号船，当时南湖共有5条船。又有人称所谓“褚家”，就是当地名绅褚辅成。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嘉兴名绅褚辅成、沈钧儒一直来往于杭州、嘉兴之间，而褚辅成与陈独秀等交好。1921年10月4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也是由褚辅成和张继联名保释出来的。由此看来，由褚家雇船供代表开会，也存在可能。

当然了，关于南湖会议，最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中共一大代表之一的是否到嘉兴参加过会议。此前许多回忆和书籍都对此没有怀疑，而自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女儿董良翚发表《听父亲董必武谈党的一大》之后，引起了许多争议。

董必武女儿的回忆

董良翚在《听父亲董必武谈党的一大》中称：“1956年春节，我随父亲董必武、母亲何连芝在上海过春节。由于父亲是党的一大代表，2月22日，上海市有关方面邀请他到一大会址陈列馆视察。他当场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句题词出自《庄子》，是说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句富有哲理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大约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还在上中学，有一次聊天时父亲告诉我，在上海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并不是7月1日这一天开幕的，但会议确实是在7月召开的；7月1日这一天是在延安定的，是个象征性的纪念日。在我上高中时，父亲还告诉过我，第一次党代会形成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父亲执笔写的。因为没有留下底稿，也因为当时的文字已上报给共产国际了。现在想起来，父亲说起这件事情，除感叹时世匆忙外，并没有在意去不去寻找那篇报告，或者找人证明什么的。父亲告诉我这件事情，他是不是还跟别人说过，我不知道；他和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说说‘古’，也许只是想告诉我：被历史湮没的事情会很多，不要去计较，也不必去计较那一件两件事情。父亲的豁达和胸怀坦荡似乎可见一斑。

“‘’刚开始不久，我们家还住在中南海。像往常一样，晚饭前，我到父亲办公室去和他聊天。那时，我还不知道要父亲主持写党史的事。聊着聊着，我们就聊到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事情。父亲告诉我：关于代表人数问题，回忆不大一致。父亲说：‘记忆有差异是正常现象，有记忆力的因素，也有当时的注意力的因素。主席年轻些，我相信他比我记忆得更准确些。’父亲接着说：‘就像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壶。’父亲指着他一直使用的宜兴小茶壶，‘因为这个壶嘴朝向我，在你那个位置，就看不全；将来你的记忆里一定会有缺欠。所以记忆未必客观和全面。’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不是有可能：关于第一次党代会代表的有关问题有人询问过父亲；而父亲的回忆，非常不巧与有的人的回忆不同。父亲知道这个结果后，明确表示不坚持自己的记忆。对父亲不坚持自己记忆一事，有人十分有看法。这看法，我猜测父亲也可能有耳闻。父亲和我说的这一番话，是对他不坚持自己记忆的解释吧。这是多年以后，我听到了各种说法，再回过头去想，去分析，揣测的。否则，我想，父亲不会对我说记忆全面不全面的事儿。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父亲只是想告诫我：即使是亲历者，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缘由，看问题不一定全面，反映问题也就可能存在着片面和主观；多听多看，兼听则明。我觉得记忆全面不全面是一回事儿，而回忆本身是另外一回事儿。回忆为回忆者带来的，更多的是回忆者曾经拥有过的青春、事业、愉悦以及过五关斩六将，也许还有走麦城，等等。……

“我记得，比前面叙述的事情在时间上略晚些，相距却不远，父亲和我又一次聊到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的事情。这次聊的有的是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的，也见诸文字的；也有一点新的，从未听到过的事情。这次聊天，父亲除了叙述有人闯进会场，称来找球，眼睛却四下扫看在座所有的人。这个人走后，当时与会人员决定迅速转换会场外，他还说：会议一边安排组织如何继续开会，另一边安排人员撤离。有的人撤离会场，有的人撤离会议。撤离会议首先考虑到的是年轻人。父亲说：‘是我提议让主席走的，不继续参加会议了。’听到这儿，我非常震惊，不禁脱口惊呼：‘啊？！’父亲淡淡地笑着说：‘保存实力嘛。他年轻，不能让反动派一网打尽啊！’我突然感受到父亲的大气、豪气和勇气。在紧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是事业的存亡，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危。同时，又觉得：这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这可是大事，千万别说出去，千万不能让别人误读了这件事。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这样被刻意地留在我的心底里。许多事情被有意无意地留在心里，而且真的想把它们作为永久的秘密埋在心底。但是，绝想不到，有时候，往事会像鱼一样，一旦有饵，就会被钓起来，会猝不及防地跃出来，鲜活地在心里慢慢地展现开来。我就是这样，被一个饵料，钓出了我本来不想触动的‘鱼’。

“前些年，我回湖北红安老家，参观重新布展的董必武纪念馆。当看到一个展位用蜡像表现1921年嘉兴南湖船内开会的景象，我没有来得及想一想，脱口向展览馆的有关同志说了父亲告诉过我的情况。展览馆的同志告诉我：这个展位经过研究党史的同志审定。我一根筋地坚持。展览馆的同志只是朝我礼貌地笑笑。尽管我的感觉十分迟钝，还是读懂了她的笑容的含意：你不是党史专家，你的话不足为凭。

“其实我认为对而言，他参加了上海的那一段会议，是党的重要创始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建树；以他的伟大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思想，并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三座大山’；人民当了家、做了主。没有他的正确领导，没有自愿与他休戚与共的一大批把国家存亡、民族兴衰担当起来的仁人志士，中国的苦难还将要延续。这是毋庸置疑的。

“父亲跟我讲这件事，我想，并不是想在他将要主持的党史编写工作里记载这件事，只是他在回忆整理自己的记忆时，把内心翻腾时带出来的这一滴小水珠、一个小细节、一件小趣事、一段小故事讲给自己的女儿听听而已。他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重要，如果他认为重要，一定不会对我说。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明显地感觉得到，父亲对当年的这个建议并不后悔。”

董良翚的回忆文章，由董必武生前的党史回忆反思到了党史研究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应该说是出于实事求是的用心，并且填补了中共一大史实的一些重要缺漏。当然，如人所知，当事人的回忆如果是多年之后并不牢靠的记忆，也不免会失真，这需要研究者进行分析比对。

其他当事人的回忆

关于中共一大，在回忆中（主要是1936年在陕北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没有提及细节性的东西，只提到参加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无一字提及南湖之行。又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传1893—1949》一书，称完整地参加了中共一大，并称在会议上由“和周佛海做记录”，“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如果如董良翚回忆所称的当年董必武提议不再继续参加会议，那么，这毕竟是提议，未必就等于就没有去嘉兴，后来由于时间间隔太长，人的记忆也有限，董必武年纪较大，回忆失真也是有可能的。

关于是否参加了南湖会议，当事人中回忆参加了的，有刘仁静、，以及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当时负责会务）等。刘仁静说：“嘉兴南湖会议结束后，曾对我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他对我讲这句话，可能与他当时是搞实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研究马列主义有关系，也可能是认为我在一大的发言有点夸夸其谈。”则在《我的回忆》中称：“代表中只有陈公博未来，他早一天坦率的向我和李达表示请假不出席，因为他太太对于在李家所发生的事尤有余悸。其他的代表却不将这件事放在心上，身当其冲的李汉俊也满不在乎，大家仍然兴高采烈地继续工作，并笑陈公博是个弱不禁风的花花公子。”

对于一大中的，说得很少，这大概符合当时初出茅庐时的情况，正如《传1893—1949》中所说：“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他“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又称“也脱不了湖南的土气，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的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的时候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这似乎又与上述的说法略有矛盾了。）当事人之一的包惠僧也回忆说：“在一大会上，只是代表湖南作了一次简短的发言，其他没谈什么。”

王会悟1959年的回忆，说随众人来到了嘉兴。她说，“到南湖，部分代表如、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云云。包惠僧也回忆说：南湖，“只有陈公博没有去”。当然，没有去的，还有共产国际的马林、尼克尔斯基两人，因为他们太引人注目了。包惠僧还回忆：“记得开会时，何叔衡和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

据《年谱1893—1949》称，于1921年8月上旬“到杭州、南京一带游历”，这当然是参加了在上海和嘉兴的中共一大之后的事了。

刘仁静回忆：“参加一大后，我和高尚德（即高君宇）二人去游西湖，在西湖碰到了。他当时穿着长衫，拿把雨伞，看见我们时，向我们点头。当时有没有同他一起去上海，我记不清了。”

的发小萧瑜的回忆

当年离开上海赴嘉兴，还有一个同行者没有被人提起和重视过。他就是的同乡和青年友人萧瑜。在广为流传的由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写的《传》中，记录了萧瑜的一个回忆。当年萧瑜与一同坐火车来到嘉兴，并且共住一间房，而一大的会议则在南湖的游船上继续进行，“那天晚上很迟才回到旅店，他打开蚊帐爬到双人床上与萧瑜睡在一起，他热的满身是汗但没有洗澡。……第二天早晨，没有去参加会议。他起得很迟，这是他的习惯。他起来后便与萧瑜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中度过了整整一天”。

这个回忆，证实了确实参加了南湖会议，至于有人以为翌日“没有去参加会议”是缺席，则是因为没能读完全书而误读的，因为南湖会议仅仅一天，并没有什么第二天的会议。

萧瑜的回忆，出自他所著的《我与行乞记》一书，林语堂为之写了序言，称是书“全然可信”，而书中确实提及作者与在中共一大前后的许多往事。

萧瑜，湖南湘乡人，字子升，号书同，其弟即萧三（字子暲）。萧瑜与是同乡又是发小（所谓“总角之交”），当年出韶山冲而赴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此后又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同学之一即是萧瑜。的父亲杨昌济在日记中说：在他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有三人，即是萧瑜、和蔡和森（所谓“湘江三友”）。萧瑜也是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据其所称，他曾对有过影响，如1918年游学北京，就是他策动和援助的；至于彼时开展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他更是积极倡导人之一，也是主要的活动分子。

萧瑜自谓为“自由主义者”，于是与最终分道扬镳，后来他做了官。1949年后他前往法国、瑞士，曾任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馆长等，同时开展中文教学。晚年的萧瑜移居乌拉圭，从事编纂中国百科全书等。

《我与行乞记》一书的第41章“中国共产党之诞生”，讲述了萧瑜在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议时一些所见所闻，由于是亲历的文字，虽然不排除有后来夸张的表述，然而在史实上还是可以予以征信的。

萧瑜回忆说：两人在长沙时，曾劝其与之同行赴上海，既可“与同道见面”，也可听取意见。当时萧瑜拟赴北京开展旅法运动，为赴法国做准备，途中也要在上海访问湖北教育会主席和江西省主席，遂与同行赴沪。不过，萧瑜自称自己服膺“人道主义”，无意预备参与成立中国共产党。而坚称如果大家戮力以赴，可在30至50年实现理想。萧瑜却以老子的一句“治大国若烹小鲜”回敬之。途中，萧瑜看到在阅读一本《资本主义制度大纲》。到了汉口，两人分手，又相约在上海相会，还告诉了萧瑜自己在上海的“秘密地址”。

萧瑜到了上海之后，果然按地址找到了。当时正值中共一大开会遇到巡捕闯入事件之后，对萧瑜说：“我们想了一个新计划，有一位代表的女友是浙江嘉兴人，她说我们可以扮作游客由上海去西湖，行经嘉兴时，就在嘉兴城外的南湖的船上开会。为了要避开巡捕的耳目，我们要加倍慎重，必须假装买火车票去杭州西湖，火车上有很多游客，到嘉兴时，我们便落月台下车去也。然后混在人群里，直至火车驶离。倘若巡捕由上海跟踪我们，也不会想到这一点的。而且，他们对上海市外的情形，也不大了解。”对萧瑜又说：“你同到嘉兴吧，会后，我们可以到西湖逛逛。我自出娘胎以来便听说西湖景色甲天下，现在，多谢上海的巡捕，我可以去游西湖了。”

翌日9时，他们持了三等票，在上海上了火车，按计划在嘉兴下车，两人住进横街的一个小旅馆。后来去开会，萧瑜就在南湖散步，打发时间。等到深夜，才回来。又向萧瑜讲了开会时的一些情形，如解释中国共产党要在中国打造“第二个俄国”，具体步骤则是先成立核心小组，开展宣传工作，准备实行特别的行动计划，策动劳动阶级和青年学生，然后建立充裕的经济基础，为此又需“归属于第三国际”，等等。萧瑜以为这并非中国之福，又以为应组织“第四国际”云云，两人谈不拢，乃至终夜辩论，到了东方发白，方才入睡。

翌日之晨，两人乘车赴杭州，车上两人又进行了长谈。萧瑜以为所谈“言不及义”，如认为陈独秀“太书呆子气，外貌相当布尔乔亚”，则“更适合我们脾胃”，但“俄国人喜欢陈独秀”等。下午，两人到了杭州，游玩了西湖，也许是信仰不同，虽是面对名胜古迹，彼此却是落落寡欢。第二天，两人即匆匆返回上海，折回长沙，萧瑜则继续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