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21 03:27:05
民间借贷风波甚嚣尘上
对于高利贷,相信人们都不陌生。在我国,古已有之,它伴随社会经济发展一路走来:国外也有,只不过它是被规范监管的民间金融。而我国这种不受监管的地下金融究竟已达到何种规模,至今仍是一种迷乱状态,金融主管、专业机构、相关学者以及社会,各执一词,差距甚大。2010年,有专业机构的学者经过调研,得出的概数是,民间借贷宽泛分布在1万亿~2万亿之间。若以此不确切数据的高限换算,差不多相当于我国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的近1/4、GDP的近1/20,接近去年新增贷款规模的1/4。而央行的调查统计表明,到2011年3月末,民间借贷余额约为2.4万亿。去年8月份,招商证券的罗毅、肖立强的报告《流动性不平均下的民同融资盛宴》估计,全国民间融资规模约为6万亿~7万亿元。中金公司的估数为4万亿左右。银监会的估数大约有3万亿元左右。尽管版本很多,但都提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黑金动向。
挂羊头卖狗肉的各式“钱庄”。有统计显示,截至2011年三季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366家,其中400多家是2010年新开业的。分布在全国的各类担保公司和典当公司,数量更是高达上万家。尤以我国东南沿海和江浙一带为甚,各类改头换面的钱庄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据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已达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据《中国经济周刊》采访调查,浙江民间短期借贷的利率多为月息5分、6分,甚至高达8分、1角。截至2010年底,温州的融资性中介机构数量已达1879家,包括186家担保公司、1088家投资(咨询)公司等。在民间,这些机构被称为“地下钱庄”,也被概称为“担保公司”。江苏射阳是个贫困县,而在该县长荡镇不到100米长的一条中心街道上,就有6家挂着“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的“山寨银行”,全县约有近200家。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民间高利贷同样严重泛滥,外界称为“户户典当行”,超50%的居民都参与了放贷与借贷的资本运作游戏。在这里,300平方米商品房被称为“小户型”,人均拥有房产约3至4套,因多栋楼盘夜晚无灯火,曾有媒体称康巴什新区为“鬼城”。
和借贷相伴的非法集资。由于受贷款难和民间借贷的影响,非法集资案件居高不下,据《人民法院报》报道,2005年至2010年6月,非法集资案件超过1万起,涉案金额1000多亿元,而且每年还在以2000起、集资额200亿元以上规模快速增加。2010年全国开展了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公布了一批近年来非法集资大案,数额大都在几十亿元。江苏扬州地下钱庄非法吸储85亿元,温总理批示严查,南京润在生物有限公司吸收公众存款40多亿元,最终造成涉储14822人、6.5亿元资金无法偿还,安徽毫州兴邦公司以经营蚂蚁、土元、仙人掌等项目为名,承诺高利返还,吸储37亿多元,涉及安徽、江西等27个省、市、区的4万多人,辽宁营口市东华“蚂蚁”集资案,涉案30亿元,天津天凯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在2010年7月注册后的4个月,就从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近9000人手中吸储10余亿元,等等。这些集资的共同特点就是高利率、高回报。因民间非法集资猖獗,一跃成为“主马乡”的内幕被曝光后,江苏泗洪县迅速对非法集资违法犯罪进行了专项治理,截至2010年9月13日,警方共接待1700多名群众报警,涉案金额达3.5亿多元,有17人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可数千民众却还在焦急中等待,何时能拿回本钱仍是未知数。
不堪借贷重负的自杀事件。自去年4月起,温州私企老板就因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而不断“跑路”,到了9月份,“跑路”升级为跳楼,10天内发生了3起因债务危机老板被逼上绝路而跳楼自杀事件,造成两死一伤。9月23日,温州市一中年女子吸纳了亲友近2000万元,投入担保公司欲牟取暴利,但由于担保公司资金崩盘,这名女子多日联系不上担保公司老板,情急之下,该女子跑到公司,见已人去屋空,顿时瘫软在地。众亲友又紧追不合,这名女子被逼之下,就从26层楼跳了下去,当场身亡。9月27日下午,温州市鹿城区双屿鞋都正德利公司董事长沈奎正,因背负几亿元高利贷无力偿还而从22楼跳下。9月24目,鄂尔多斯市中富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王福金在厕所上吊自杀,民间借贷2.63亿元,月息高达3%,每月需支付789万元利息,不得不选择“以死谢罪”。此前的4月13日,鄂尔多斯惠龙集团法人金立彬不堪14.6亿元债务重负,在车内自焚,结束了自己44岁的生命。尽管如此,民间借贷的疯狂还依然在上演。
民间借贷官司急速增加。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统计,该院审理的非法融资案件,涉案金额已从过去每天1000多万元,增长到现在的每天4000多万元。在2011年3~5月短短三个月内,全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628件,比去年同期多出474件,也就是说,温州全市平均每天有近30起民间借贷纠纷产生,案件总标的额高达9 3135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出3.15亿元。温州借贷官司在全国并非个案,全国各地近年来的借贷官司也在快速增加。2010年广州市人民法院二审的民间借贷纠纷高达408件,较上年同期增加三成多。2010年9月24日,福建省龙岩警方破获了一起高利贷命案,蛟佯乡达理村村王任丘某,因借贷60万元无力支付每月6万元利息,而将放贷人杀死。
民间借贷崩盘后的业主外逃。截至2011年9月底,全国约有2820多人因民间借贷而外逃。8月初,浙江丰华木业有限公司老板封庆华被警方押回浙江衡州。一周前,封庆华因上亿元高利贷无法归还而潜逃至江苏丹阳,其名下的多家企业遭遇债主堵门。8月27日,曾有着18年历史和“唐鹰”等多个自王品牌、国内规模最大的裤装研发和生产基地之一的宁波市唐鹰服饰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胡绪儿出走,至今下落不明。经初步调查,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共计负债1.52亿元。2011年9YJ被人们称为温州老板“跑路月”,负债20亿的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逃跑了,蓝天药房老总“蒸发”了,年总产值10亿的温州东特不锈钢制造有限公司老板姜国元开溜了。温州水嘉人施晓店担保公司,以为当地龙头民企顺吉集团融资名义,高息向社会筹集资金约13亿元,9月21日,夫妇俩卷款潜逃。仅9月22日一天,温州就有9个老板“跑路”。这股“跑路”风潮也很快蔓延到了江苏,以及国内其他一些地方。对此,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忧心忡忡地说“民间借贷危机或处爆发前夜!”
民间借贷乱局背后的原委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任何经济行为都不是孤立的现象,疯狂的民间借贷也一样,它都会有相应的载体企业来承载。事实上,高利贷最危险之处,就在于它极近似传销。数以亿计的资金通过银行、担保公司、小额信贷机构乃至个人,向一个或几个方向大量集中。举例说,原始的底层参与者拿出10万元,高一点利率卖给上一层传销
者,拿到这钱的人再对上面融资,利息可能就再高几分,很快地,一个上亿资金的倒金字塔就这样形成了,而巨大的风险也蕴藏其中。从风波到风险,背后有诸多原委,乃至一只只看不见的“黑手”在推波助澜。
银行借贷收紧银根。微观层面的严峻形势,是宏观政策发力的结果。20lO年信贷资金为什么会这么紧?从信贷总盘子看,2009年信贷规模是7.95万亿元,20lO年初步定的全年信贷盘子是7.5万亿元,仅这一项就净下降4500亿元。而2009年银行、地产商和信托联手绕过信贷规模,体外循环膨胀出的1.66万亿信托资产,按监管要求要并入2010年的贷款总盘子中,前三个季度为此缩减了1.2万亿的信贷规模。商业银行热衷的票据业务2010年被规范,加之2010年以来连续6次上调准备金率,而最近一次的扩大准备金率缴存范围又冻结了近万亿元,导致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几近枯竭。在持续负利率的状态下,民间高利贷猖獗,存款加速流出银行体系,货币政策和民间借贷“两头抽血”,导致全国银行间的流动资金全面告急。浙江光宗集团董事长、浙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冯光站在绍兴县人民法院被告席上,被指控在2005年至2009年高息揽金47.978亿元。冯光辩护说,信贷宽松时银行一天放贷26亿元,吃紧时一天收款24亿元,有谁见过这样放贷收贷的’政府说借高利贷是饮鸩止渴,那么银行不肯放贷,而我们又要维持公司正常运营和员工生存,你告诉我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吗?温州老板阿根因贷不到款而关掉经营多年的企业,他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银行是“追着企业的屁股”给贷款,可现在,当基础设施基本完成,需要资金投入生产、产生效益时,银根却收紧不贷了,等于把企业“吊在半空”,上不去又下不来,无奈之下一些企业只能向民间借贷。
掮客投机者乘虚而入。各种资金都涌人民间信贷市场,其目的无非是赚取高利贷的收益。据《羊城晚报》的调查报告指出,近来民间借贷利率已普遍涨至月息6分到8分,换算成年息就是72%~96%,个别民间借贷公司年息甚至上升到120%。而当前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才只有6 65%。广州民间借贷利率最高可达银行贷款利率的18倍。正是因为这种高利贷引起各路不同的资金纷纷涌人民间信贷市场。近年国内股市十分低迷,进人证券市场不仅收益低,甚至于多数投资者都是负收益。能够承担这样高利率的除了暴利的房地产业,别无他选。市场知道,国内房地产业经过近十年的暴利后,泡沫越吹越大,信贷风险也越聚越高。因此,政府开始对银行信贷大规模流入房地产市场有所限制。作为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业,当银行信贷流入房地产开始收紧后,其资金链就可能面临紧张,乃至断裂。于是暴利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纷纷进入民间信贷市场融资,以便让高企的房价一直顶在天花板上。这不仅迅速助推了民间信贷市场的利率,而且也造就了民间信贷的高利贷眨监。有研究表明,当前民间高利贷80%以上的资金都进入了房地产市场。掮客投机者正是抓住民间资本求升值保值和资金密集型企业求生存发展的“双求”机遇、心理,才来玩转这一投机生意的。
部分公司不务主业。据来自Wind资讯的数据,去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含有“委托贷款”字样的公告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2.3%。截至7月底,在上市公司的对外委托贷款公告中,年利率最低为12%,最高竟达到了21.6%。有的公司来自委托贷款的收益甚至超过了主业,因此被评论为“做高利贷倒爷,掏空实体经济”。2010年1月14日,钱江生化宣布对外委托贷款1.4亿元,年利率为12%,每年利息收入高达1680万元,比其一季度1369万元的净利润还高。2月18日,武汉健民宣布对外委托贷款1.5亿元,年利率为20%,一年利息收入将达3000万元,而武汉健民上半年的净利润也不过3620万元。3月26日,京山轻机宣布对外委托贷款6000万元,年利率15%,贷款时间半年。京山轻机一季度的净利润仅为174万元,同比下滑12%。与此相比,半年期的委托贷款就能为主业不振的京山轻机轻松赚回450万元的利息收入。ST波导公司2010年一季度显示其净利润为1896.96万元,而中报则显示对外委托贷款所得收益1773.83万元,占其净利润的比例高达50.47%。委托贷款的收益占据了利润的半壁江山,难怪上市公司都纷纷利用委托贷款争放高利贷,于是中小企业成了苦王,上市公司成了债主。
银行巨量信贷推波助澜。目前,我国金融市场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定价机制,国内银行业竞争也仅限于信贷规模扩张的竞争,严重的负利率就是通过利率管制把财富由债权人转移给债务人。一旦货币政策出现表面上紧缩时,银行信贷人员便会相应得到较大的获利空间。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信贷人员或是把贷款利率迅速上升,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或是把低成本资金融资给关系人而从中获利。再加上银行贷款指标是掌握在银行少数管理者手上,这也为他们寻租创造了条件。
当南京一家担保公司老总何某死的心都有时,圈走何某巨款的蔡磊,却早已不知去向。原浙商银行南京分行秦准支行信贷员的蔡磊,其实是一名隐匿于银行系统内的高利贷操盘手。初步调查显示,其涉及金额已数以亿计。为了织就这张地下资金网络,蔡磊旃走于银行体系和灰色金融之间,这引发了业内对于金融机构内部风控的反思。蔡磊案背后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部分银行内部人员利用自己的信息和专业优势,与外面的各种担保公司、投资公司联手搞垫资牟取暴利。而一些拓展新市场的银行急于做量,对员工的小动作也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近3万亿的银行信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涌人民间信贷市场的,如果没有3万亿银行信贷流人民间借贷市场,这个市场也掀不起太大的波澜。同时,大量银行资金的涉入,也会让银行资金蒙受巨大风险,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官员与放高利贷者权钱交易。无论是去年影响较大的施晓店担保公司案,还是前几年震惊全国的吴英案,以及闽北、苏北、皖北、豫北等地被曝光高利贷崩盘案件和携款潜逃案件,无一没有“官银”身影浮现,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官银”是官员放贷资金在长三角一带流行的俗称。据温州当地政法界人士介绍,官员私人资金进入民间高利贷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些因为高利贷崩盘‘跑路’的老板或者担保公司,一般都和当地公务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有些人就是靠这个发财。”施晓洁案13亿元中就有8亿“官银”。去年年初,媪州市龙湾公安局在侦查周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时,发现债主名单中的人均为当地司法机构人士,牵涉的受害人资金从1500万到8000万不等。这些钱掺杂着不少见不得光的黑金,因民间拆借的隐蔽性刚好适合了这些“官银”不见光的需求,民间拆借利息高回报大,这部分黑钱又不太在乎风险。实际上,不少公务员资金进入高利贷的通道是一条“权力寻租”途径,我帮你办事,你帮我放贷,互相利用,形同一种变相的行贿行为。
同时公务员由于地位、声誉较高,往往能够募集到较多的民间资金,某些公务员甚至还会成为一个个民间资金募集的集结点。
普通平民多有盲目跟风。其实,支撑民间高利贷火爆市场的王体还是中小投资者乃至普通平民。为求安全,他们平时把钱存入银行,一旦有更好钱生钱的机会,就会从众而动,盲目跟风,携款而入。据统计,前一时期,温州80%以上的人都有参与放贷行为,江苏泗阳几乎家家热衷。有的甚至把“压箱底”的养老钱都拿了出来,泗供县石集乡就有几十名老人把“棺材本”拿出来去赚利息。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高利贷市场同样搅得让人们乱了分寸。一名70多岁的刁女士,在高利率诱惑下,自作王张,把留给孩子结婚用的一套房子给卖了。参与放贷者中竟然还有一名拾荒老人,他把自己仅有的一万元钱也拿了出来,结果因集资人消失都血本无归。
监管部门未能及时阻止打击。民间借贷并不是什么新问题。相关监管部门也曾发文和打击非法集资,但每次都是虎头蛇尾,风头一过又卷土重来。在去年社会资金整体偏紧的情况下,资金供需矛盾催生了各类借道理财和所谓创新的“影子银行”、“网络银行”,以及种种监管套利行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银行在成为全球最赚钱行业的背后,就有一条隐形的吸金管道,少数银行也变着法子参与其中。央行和银监会的监管失灵,未能实施及时有效地打击,也是导致此次民间借贷泛褴的一个重要原因。
治乱猛药当尽快出手
民间借贷乱局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先后亲自率领职能部门一把手深入浙江和广东调研座谈,听取中小企业主和外资企业意见建议,接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一系列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措施。这对于负担沉重、经营困难的微小企业来说,确实是一场“及时雨”。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天津等地也相继出台了扶持政策,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作为民营经济“标杆地”的温州,其企业生存景象,更集中反映了国内中小企业在每次经济起伏中的命运,这次只不过是相对集中爆发而已,问题积重难返,是挖肉补疮,还是壮士断臂,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再次被推上了风口很尖。
1、切实为中小企业减负。据有关统计资料,非国有部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60%,提供了80%的就业岗位。中小企业能否健康成长,将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当下和未来,这一点不容置疑。在货币政策持续收紧的同时,一些专家建言要下决心降低宏观税负。国务院新出台了扶持微小企业的金融和财税政策,与当前小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矛盾相比,一些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实际效果有待商榷。江苏省国税局的一位负责同志表示,目前1%的大企业缴了80%的税,下决心减轻微小企业税负,不会对国家财政造成太大影响。目前中国宏观总体税负水平,已远超企业和居民可以承受的范围,超过了目前经济的发展阶段,税负的高增长已成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最大制度阻力。
2、抓紧厘清民间借贷法律边界。民间借贷其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在哪里?市场经济条件下,民间资本从供给流向需求,其本身是无罪的。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划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一个直观标准是资金的用途是否合法,如果将筹集资金作、贩毒等不法用途,那就是非法的。从法律角度看,如果集资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民间借贷进行合同诈骗,或者虚构事实集资诈骗,那就是非法的。还可以看放贷、收贷的手段是否合法,如果是扰乱金融秩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是通过利诱、恫吓、人身威胁等方式进行追偿,以不法手段操作放贷,强迫对方付出高额利息,那就是非法的。同时,国家规定民间借贷的利息超过法定利率4倍以上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也可以认定其超出部分是非法的。而现实生活中,契约自由之下,“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人们还是很难分清非法集资与合法融资的政策法律边界。同时国家政策也缺位,即使4倍以内怎么规范监管,超出如何查处打击等等,都是“盲区”,很多民间借贷问题也由于无法可依而陷入尴尬。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在2008年就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可一直难产至今。
3、给予民间金融更多的“阳光”。不少企业人士认为,中国民间金融或地下金融现象的愈演愈烈,这本身就说明目前对于民间金融的限制已经远远滞后于现实经济。既然中国现有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实体经济的要求,那就应该放开对中小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断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认为,浙江的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存在所有制和规模的不对称,金融滞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评论人叶檀在《温州需要二次市场化改革》中认为――“高利贷盛行,显示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管制的双重困境。”期待民间借贷阳光化,拓宽融资渠道,不仅实现了民间资本和中小企业的规范与无缝对接,同时也解决了民间资本的投资出路。我国香港地区《放债人条例》和南非《高利贷豁免法》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或规定,都可以借鉴,让其由地下转到地上,这样将更有利于监管和风险防范。
4、大力开拓发展“低利贷”市场。民间借贷是商品经济和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堵则溢,流则通。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可以实施定向量化宽松的货币金融政策,让实体生产企业融资变得容易,特别是可以考虑允许中小企业发行公司债,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还应当允许让公司债证券化处理。要支持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型企业到创业板上市,让风险投资家有退出机制,使金融市场真正发挥为企业融资的功能。依据市场供需法则,只有大力开拓、发展“低利贷”市场,才能有效扼制“高利贷”市场,办理银行不能做、不愿做、不敢做的业务。相信如果面前有阳光大道,没有人会愿意走阴森小路。国家要想办法使民间资金进入“体内循环”,以趋利避害,为我所用。
5、及时打击非法投融资行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就是培植财源和公平市场,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应负起责任,充分运用行政、金融、法律等手段,及时化解高利贷危机,引导民间金融走向规范化、合法化、机构化,教育人们对非法集资和高利贷保持警踢,不要贪图眼前之利,陷入借贷陷阱。对从事洗钱、高利贷、炒卖外汇等非法活动的民间金融组织也要予以坚决打击,保护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2011年上半年,在广东、福建、深圳等省市开展系列打击地下钱庄专项行动中,共捣毁16个非法交易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37名,涉案逾百亿元。正如一些中小企业老板所言民间借贷不借等死,借了找死。
余波未平的美国次贷危机仍在用其惨重损失警醒世人,脱离恰当监管的资金流动一旦超出合理限度,很容易陷入自强化的怪圈最终导致系统崩塌。这一教训套用到中国渐呈常态化的高利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哪怕是仅仅为了守住金融安全底线,以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为双重目标的金融改革也绝不应该裹足徘徊。但愿血与利交织的民间借贷乱局,能给国人敲响中国式次贷危机的警钟。
(责编 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