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在中共历史上的十大贡献

2019-10-21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在陈云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指出:陈云同志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就担任党中央的领导工作,经历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几乎所有重大事件,参与了党中央在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多次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梳理归纳了陈云在中共历史上的一系列突出贡献,以展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人民奋斗一生的光辉形象。

一、重建中央特科,危急时刻开展隐蔽斗争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由于此人掌握很多党内的核心机密,形势万分紧急。陈云在接到情报后立刻上报中央,并全力协助赶在国民党大搜捕前,采取了一切能够采取的应变措施,避免了一场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之后,陈云由于表现突出,开始正式参与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但不幸的是,顾顺章叛变的后遗症并未清除,不久,中共总书记向忠发又被捕叛变,不得不停止工作,转移到中央苏区。危难之际,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落到了陈云的肩上。

为了迅速从顾顺章叛变的致命打击中开辟新的工作局面,陈云首先改变中央特科的工作方式。根据少而精的原则,他将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调离上海,撤销第四科。根据方便、安全、隐蔽的原则,陈云要求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为此,陈云出资由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筹办了多种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就连陈云当时的办事机关也是隐蔽在一个名为“新生”的印刷所内。陈云常常打扮成商人、账房先生,灵活机智地给各秘密联络点下达任务和布置工作。开铺子做买卖,使中央特科有了比较可靠的社会根基,更利于开展斗争,共产国际代表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一个当年的国民党特务在回忆录中感叹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内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

紧接着,陈云又殚精竭虑地重建情报系统。他与潘汉年等人利用敌人对我党进行分化的图谋,将宗益寿、刘鼎通过“自首”方式打入敌特机关;他派鲍文蔚到国民党当局当法文秘书,并由此结识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一个录事;他派一位商务印书馆的同事打入英巡捕房政治部;他争取同乡沈寿亚长期潜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为我党提供情报;他派徐强打入国民党军队;他通过章秋阳任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合法身份收集情报,帮助我党处理大宗外汇兑换等。这些内线联系人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说:“在陈云同志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

长征途中,曾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能活着出来,做情报工作的同志是立了功的。”1981年,在接见原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者座谈会代表时,陈云也深情地指出:“特科是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

二、参加遵义会议,坚决支持的正确主张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黎平会议确定到遵义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当时,参加长征的中央常委只有博古、、和陈云4人。会前,分别与、陈云谈话,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陈云曾回忆说:“我在五军团时总觉得在困难中以团结为是;到黎平会议知道毛、张、王与‘独立房子’的争论内容;团溪时洛甫找我谈过一次,告诉我五次‘围剿’时错误中的损失。所以,遵义会议上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是)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

陈云之前对军事指挥方面的问题和个人并不是非常了解,只是觉得“经验多”。在遵义会议上,陈云听了的长篇发言及、王稼祥等人对博古、李德的批评后,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错误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特别是认为 “在会上讲得很有道理”,“讲,人是要吃饭的,路是人走出来的,子弹是要打死人的,李德他们不懂。”所以,陈云在发言时坚决支持等人的正确主张。他说:“过湘江的历史不能再重演了。‘三人团’的领导必须改变,博古作为党内主要负责人,再领导下去是有困难的,希望大家慎重考虑。”正如会议的参加者所回忆:“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的正确路线的”。在陈云、、、刘少奇等绝大多数与会者的努力下,会议终于决定取消“三人团”,增选为中央常委,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以为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些决定,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为胜利完成长征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9日,陈云同率军委纵队撤离遵义,继续北上。在行军途中,陈云和、一起分头下到部队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他撰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是现今保存下来的反映遵义会议情况最为完整的资料,为后人研究遵义会议留下了既具体又系统的宝贵资料。1935年10月,陈云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会议上,对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进行了详细报告,并称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同志担任领导,明确指出在遵义举行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是长征途中一个重大胜利。通过陈云的报告,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对中共领导的长征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初步认可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三、主持组织工作,为中国革命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

1937年底,陈云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当时,党的力量十分弱小,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大多数党组织被破坏殆尽,许多地区只剩下零散党员。这种状况,显然难以同抗战形势发展和党担负的重要责任相适应。为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指示,“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根据这个形势,指导各地党组织把恢复和发展的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1938年3月,陈云领导并参与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9年12月,他又领导并参与起草了《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要求全党在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和创建敌后革命根据地中大量发展党员,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与此同时,针对不同地区情况各异的复杂形势,陈云主张要制定不同的对策,加强指导。为此,他用相当多的精力对全国的组织工作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并要求中组部建立相应的机构,尽量了解各方面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云提出了多种指导意见,比如,在国统区,发展党员“要反对关门主义,同时要反对拉夫主义”;在敌占区,各省委的中心工作应是在农民和士兵中建立基础;在上海、天津等城市,不要去做可能导致党组织被破坏的宣传和斗争,要用联络感情等方法去团结群众,等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处于国统区内的南方各省逐步恢复和发展了在十年内战后期遭受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截止到1938年9月,中国南部13个省拥有近7万党员;北方先后开创了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全国的中共党员人数也迅猛发展到50余万。

在我们党取得大发展的良好形势下,陈云及时向中央提出要巩固党,要放慢发展速度,边巩固边发展,以提高为主,加强素质教育。1939年8月陈云领导并参与起草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9月他又撰写了一篇文章《巩固党和加强群众工作》。面对党员成分和思想状况更为复杂的情况,陈云对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通过报告、演讲和撰写文章的方式,循循善诱地教育广大党员。1939年5月,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完成的,该文首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衡量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清晰明了,操作性强,初次发表就给广大党员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刊登后,又被印成单行本发行,1943年被中共中央列入22篇全党必读的整风文献。

由于及时把握住了发展与巩固的结合,所以最终促成了我们党发展――巩固――再发展――再巩固的良性循环。1945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国共产党员已经达到121万,陈云为把党建设成“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坚持南满斗争,扭转了东北战局

1946年10月19日,以为首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中优势兵力,对我南满解放区大举进犯,他们采取了“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调动10万大军,兵分两路妄图先吃掉南满,然后北进,实现其独霸东北的梦想。在这种情形下,陈云主动请缨,自告奋勇到南满主持工作。虽然陈云原来从未指挥过军事行动,但他“勇气是有的,现在正鼓起勇气来补十年内战、八年抗战所未上的课”。

坚持南满,事关全局。但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统一干部的思想不容易,实现坚持南满的任务更不容易。在敌人进攻迫在眉睫,时不我待的情况下,12月13日晚陈云冒着暴风雪从临江赶到前线指挥所七道江参加辽东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经过深入调查、听取多方面意见并进行反复比较的基础上,陈云再次重申“坚持南满”的斗争决策,并向辽东军区各级干部耐心细致地分析了坚持南满和向北撤退的利害得失。他形象地说:“东北的敌人好比是一头牛,牛头牛身子是向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牛尾巴。如果我们松开这条牛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如果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此外,针对一些人怕承担历史责任的心理,陈云说:“如果这个决心下错了,责任由我来负,不怨大家,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陈云一席话,高屋建瓴,掷地有声,一下子统一了与会人员的思想。会议确定了“正面坚持长白山,敌后坚持三大块”的军事行动方针,一切打算都放在如何使三、四两纵队坚持南满上面。同时,这一决策被传达到军区县营级干部,并取得了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的同意。

在四次保卫临江战役中,陈云不仅参与正面战场的军事部署,而且密切关注敌后战场的坚持与配合作战情况。在一保临江战役胜利结束后,他及时召开了中共中央南满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阐明了东北的整体形势、坚持南满的意义、面临再次粉碎敌人进攻的任务下我方的应对之策和增加部队给养的计划,并极力争取北满的支持,从人力物力上解决了坚持南满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在三保临江战斗激烈进行之际,他主持召开南满分局会议,专门讨论粮食供应问题,制定每人每天粮食定量标准以及前方部队优先的政策。在四保临江战役开始时,陈云连续起草三份文电――报告南满分局和辽东军区的作战决心、向辽东军区所属各部队下达粉碎国民党军第四次进攻临江的动员令和《关于全党动员起来粉碎敌人第四次进攻的通令》,进行战前动员,做好打大仗、恶仗、硬仗的准备。

经过108天的临江保卫战,陈云等领导和指挥南满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歼敌43000余人,收复城市11座,彻底粉碎了敌人“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扭转了东北战局,为东北战场的战略决战――辽沈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五、创造沈阳经验,为各大解放区接管城市工作提供了借鉴

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辽沈战役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了许多城市。快速而完整地接收城市,迅速恢复城市社会秩序、恢复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等等问题,一时提到了中共中央及东北局的重要议事日程。

1948年10月27日,陈云正式担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及东北局全权代表,集中全力领导接收沈阳及其周围几个城市。接管沈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做好这项工作,对全国有着示范作用。在总结接管哈尔滨等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计划,陈云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使接收沈阳的工作顺利完成,工厂、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房屋、设备器材、仓库物资没有遭到破坏。进入沈阳的第二天就恢复了供电,第三天电话接通,第四天与外地的邮政通信恢复正常,第六天各系统接收工作基本完成,商店开始营业,工厂纷纷开工。

11月28日,陈云初步总结了接收沈阳的经验,并上报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陈云在报告中写道:为了快速而完整地接收大城市,必须遵循“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针,各按系统就是按军、政、市、财、经、公安、铁路、后勤八大系统分头接收;自上而下,按系统找原有各级负责人,正式具报清册;原封不动,原有职工一律上班,重要部门派军事代表;先接后分,各部门只接收,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这些做法既能防止乱又能保证快,否则,就会乱接一通,损失很大,影响很坏。为了迅速恢复秩序,做到比较稳当而无大波动,必须解决好五个关键问题,一是恢复电力供应;二是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三是收缴旧警察枪支,让其徒手服务;四是利用报纸宣传政策,稳定人心;五是妥善解决工资问题;同时,还要处理俘虏和疏散弹药。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生产事业,管理和建设城市,必须依靠群众,保护工厂,首先应该重视沈阳八大战略性工厂的恢复和发展;其次是做好外事工作,慎重对待外国使领馆和外国新闻记者。在陈云的努力下,沈阳解放后二十三天,绝大部分工厂已经开始恢复了生产。最后,陈云强调说“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

、、等人对陈云的总结报告大加称赞,说 “此报告甚好”。很快,陈云总结的接收沈阳经验,被中共中央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对全国新解放城市的接管工作发挥了重要借鉴作用。1949年初,余建亭随陈云先后到天津、北平,“两地同志在谈及这两个城市接管工作时,都谈到他们借鉴了接管沈阳的经验。”

六、稳定经济秩序,为巩固新生政权奠定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接收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期存在通货膨胀,从1937年到1949年,通货增发货币1400多亿倍,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经济秩序极其混乱,严重地影响了新生政权的巩固。

趁着新中国成立初期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投机资本家从中谋取暴利,他们抢购两白(大米、棉纱)一黑(煤),导致全国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物价上涨风。有的评论人士预言“共产党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作为主管全国财经工作的陈云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明确指出:看物价能不能稳定,还饿死人不饿死人,这是对我们的考验。停止通货膨胀,使金融物价稳定下来,这是人民的希望和国家恢复经济的需要,是人民政府的责任,它不仅关系到4.75亿人的命运,而且对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有着重要影响。

当时,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稳住了上海,也就稳住了全国。时任陈云秘书的周太和回忆:陈云“决定从打击投机,稳定物价,抑制恶性通货膨胀入手。用陈云自己的话说,他在上海打了三大仗,给国民党和投机资本家摔了三只手榴弹,最后大获全胜”。

第一仗是控制银元风波。上海解放初期,投机商就大肆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却进不了上海。由于投机资本家的操纵,一开始人民币与银元的比值是10:1,后来猛涨到20:1、30:1,人民币几乎站不住脚。关键时刻,上海市人民政府动用军事力量,查封了投机分子的大本营“证券大楼”,逮捕法办首要投机分子238名,沉重打击了破坏经济秩序的投机商,使得人民币逐步占领了上海市场,对稳定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仗是控制纱布涨价风。上海是全国的棉纱和棉布的生产和交易中心,这时上海的资本家又把目光转向了纱布,大量地买进,一时市场上难寻纱布,纱布价格不断上涨。这一仗陈云用的是增加供给的办法,从1949年11月3日起,陈云给各地密发12道指令,集结了大量的纱布,时机一到,就马上降价抛出,而且越抛价格越低,资本家叫苦连天,大呼上了共产党的当。

第三仗是控制粮食抢购风。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农历新年,资本家兴风作浪,又搞了一次粮食抢购风。对此陈云布置了三道防线,一线是上海周边,二线是东北和华东,三线是西南地区,源源不断地调粮运往上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集中抛售后,粮价下跌,让囤积粮食的资本家又吃了一次亏。

经过这三次较量,不法投机资本遭到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到1950年底,全国物价基本趋于稳定。对陈云领导的上海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七、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为摆脱经济危局做了极大努力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陈云“临危受命”,在“大跃进”运动中尽量减少国家的损失,在“大跃进”运动后,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促使中国经济早日走出困境。在同王任重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在调整经济的过程中,陈云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陈云力主进口粮食,来解决中国粮食不足的问题;动员2000万城镇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出售高价商品,回笼货币资金。陈云还提出要发展农业,增加生产,而增加生产的主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化肥工业。1960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陈云在安徽考察,分别听取了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关于农业、淮河河网化、化肥生产等问题和化工部基建司负责人关于年产八百吨合成氨厂建设问题的汇报;视察了江淮化肥厂,芜湖化肥厂和造船厂。在听取汇报时,陈云明确指出:年产八百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在安徽办得较多较早,虽然出的问题不少,但前景大有希望。

除了提出这些应急的办法,陈云还在思考落实调整方针的一些办法。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八字方针”很难得到贯彻落实。1962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系统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明确指出了全党当前的工作是调整。在这次会议上,陈云是唯一一位没有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之所以没有在会上讲话,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难堪”。但仅仅过了半个月,陈云就在“西楼会议”上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经济的形势以及走出困境的办法。这个讲话也成为了陈云在“”中受到冲击的原因之一。

在困难时期,一些省市出现了“包产到户”现象,来刺激农业生产,尤以安徽省最为突出。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上,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汇报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做法,当时主席表示可以试验。据王光美回忆:曾希圣还向陈云征求了意见,陈云明确表示支持。陈云不但支持包产到户,还进一步提出了用重新分田的方法来刺激农业生产。据姚依林回忆:那段时间陈云同志集中思考如何对付台湾国民党叫嚣的局面,认为农村在这种形势下,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陈云对姚依林说:“分田到户,农民就会保卫自己的土地,现在不如分田到户,可以试试看嘛”,“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陈云为此先后找邓小平、、刘少奇阐述他的意见,都得到支持,最后在那里碰了钉子。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从这时起,陈云在政治上受到了冷落。

八、率先拨乱反正,推动中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这一部分内容,笔者在《陈云与形成始末》(《江淮文史》2011年第2期)一文中做了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阐述。

九、重掌财经大权,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

粉碎“”以后,全国人民都迫切希望中国能够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再加上“”中的“左”倾错误思想没有得到完全肃清,中国经济的发展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冒进”。但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由于十年“”的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如农业和工业的比例、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都严重失调。只有首先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打下基础。

陈云一直密切关注经济形势的走向,他尖锐地指出: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1979年3月上旬,陈云考虑如何调整国民经济以及在国务院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问题,多次同李先念、姚依林商谈。3月14日,陈云、李先念两人联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明确提出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并列出了财政经济委员会12人名单,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还在信中提出了对当前经济工作的六点意见。

这封信阐述了当前经济的基本形势和以后经济工作的总体方针,引起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专门讨论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国民经济实施调整的问题。3月21日下午,陈云做了系统发言,他从经济建设要讲实事求是、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间、2000年钢的指标不能定得太高四个方面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明确支持陈云的正确主张,他说:“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经过调整,会更快地形成新的生产能力。”

为了更好地领导经济调整工作,在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云又明确指出:财经委员会的成员要“协力同心,合作就是了”。在说到调整的方法和目的时,他指出:“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他还提出:找几个四十岁到五十岁、有一点工作经验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

在确定调整方针后,财政经济委员会急需处理的就是上海宝山钢铁厂的问题。当时,有的人认为,宝钢规模太大,不要搞了;有的人认为,宝钢还要继续搞下去。1979年5月31日,陈云亲自前往宝钢,对宝钢建设进行为期一周的调研。6月16日,陈云主持召开财政经济委员会全体会议,专门讨论宝钢建设问题。在会上,陈云讲八点意见,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明确指出:宝钢不存在“下马”问题,而且要“干到底”。陈云后来也回忆说:“宝钢是一个特大项目,有关全局。由于仓促上马,存在一些问题,意见也不一致。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当时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干到底。”

对于这次调整工作,稻山嘉宽(1985年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团长)说:过去我见到中国最高领导干部时常说,中国的三年调整很重要,因为当时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巨额外债问题。而中国有勇气及时地进行调整,并经过调整,积累了1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中国。

十、重组中央纪委,打开党风廉政建设新局面

“”中,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1969年4月党的九大和1973年8月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都取消了关于党的监察机关和党的纪律的条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陈云开始领导中央纪委的重建工作,为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事业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提出一系列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

1979年1月,中央纪委常务书记黄克诚、副书记王鹤寿到陈云家中请示中纪委的工作方针,陈云当即回答:“抓党风。中央纪委的工作指导方针是维护党规党法,整顿党风问题”。陈云的讲话为新时期的纪律检查工作打开了新局面,廓清了思路,指明了方向。1980年,陈云又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这就第一次把党风问题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有力地回答了执政党必须搞好党风建设的重要性。陈云还指出: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会有困难,但是经过统一认识,是可以解决的。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初期面对最大的问题,就是众多的冤假错案。这些积案大多数都是“”留下的恶果。可以说,能否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陈云明确指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方针,为刘少奇、、陶铸、瞿秋白等等平反,从而推动了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

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一时流行的“经济要搞活,纪律要松绑”的观点,陈云明确指出: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对于已经出现的经济违纪问题,陈云也是严惩不贷。据陈云的秘书朱佳木回忆:1982年1月5日,陈云同志要我去他办公室,指着前一天送给他看的中纪委反映广东一些党员干部参与走私、贪污腐化的信访简报,情绪十分激动地说:“告诉王鹤寿,要严办,要杀掉几个。杀几个,可以挽救一大批。解放初期,贪污几千元就杀。”他停下来想了想又说:“干脆,我来批一下。”于是,他拿起铅笔,把这份简报批给了几位中央常委。其中写道:“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几位领导人阅后均表示同意,邓小平还特意在他的评语中间加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于是,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由此拉开了帷幕。

对于新时期的党风廉政建设,陈云不仅是这样要求别人,而且首先做到以身作则,陈云历来以作风简朴、清正廉洁著称。用他的秘书朱佳木的话说,陈云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有时几乎到苛刻的地步。他的党性修养中,坚持不收礼、不请吃、不吃请、不吃“高级菜”、不坐进口车、不迎不送、不请不到;他还给家人定下了“三不准”,即:不准搭乘他的车、不准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烽火鏖战、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跌宕起伏、喜忧交织的建设时期,还是激情澎湃、日新月异的改革岁月,陈云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因此,前面所概括的十大贡献不可能涵盖陈云一生的丰功伟绩,难免会挂一漏万。比如:陈云在中青年干部的培养上;在我国计划与市场的变革上;在经济特区的建设上等等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这些也已经形象地表现了陈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以及他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陈云的历史功绩将永远留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心中,陈云的思想风范将永远激励我们不断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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