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焦虑”与“媒体焦虑”

中国正在步入“公众焦虑”时代，随着社会转型深入推进，中国人还将经历一次次“重压”，未来的焦虑会更多。在政府一个时期只能解决公众一部分焦虑的情况下，公众期待媒体“解心愁”。媒体成为纾解“公众焦虑”的重要角色。

但是，中国媒体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比较脆弱，在为公众“解心愁”过程中屡屡“失灵”，招来社会不少微词。媒体也陷入焦虑之中。

媒体可以化解或制造 “公众焦虑”

中国青年报2012年11月20日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63.1%受访者感觉媒体炒作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了大多数人的焦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传播效果？

“公众焦虑”是一种在大规模社会经济转型中，大多数人感到压力、压抑、不满、担忧等，普遍具有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和无助感的社会心理状态。它源于社会体制转型及其负面效应：经济领域里的收入不公、贫富差距过大是根本原因；政治领域存在的民主法制制度不健全、部分官员不廉洁等是直接原因；文化领域出现的价值观混乱、道德滑坡是基本原因。

公众期待媒体“答疑解惑”，为什么又对媒体炒作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等题材感到“添堵”呢？原因是，这些问题是病态现象，一些媒体却当作常态现象反复爆炒，且多数报道游走于社会表层，无助问题解决，公众对此产生厌烦心理。

媒体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是叩开受众心灵的一把钥匙。但是，笔者尚未见到新闻学者给予其定义。从新闻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它是媒体根据受众心理活动规律，通过传播信息和意见报道，使受众发生心理反应并转化成与信息异质的心理能量，进而改变态度和行为的能力。

在“公众焦虑”时代，媒体社会心理引导功能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主要表现在：发现公众心理危机征兆；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引导公众情绪；影响政府决策；塑造政府形象。

公众心理是公众生活的隐秘部分， 法律、舆论等外在控制往往难以奏效。媒体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则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帮助公众内化社会规范， 自觉调节心理预期和约束行为，从而实现内在控制―――

描绘“社会面貌全景”，推动公众对社会的全面认知。有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公众从“媒介现实”中，既能看到社会积极的一面，又能了解面临的问题和风险，从而调整好心态，做好应对各种情况的准备；

建立和谐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帮助公众形成价值认同。媒体介入公众生活，树立符合和谐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解读和剖析公众关注的问题，能够逐渐创造出被公众接受的文化语境，并形成社会价值的认同。在对问题的理解上，公众会依照媒介提供的价值尺度进行衡量，并作为认知和行动的参照；

传输精神文明，引导公众建立和巩固信仰。媒体通过塑造典型， 倡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理想；通过对意识形态的培养和灌输，引导公众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传播支持现行体制的政治文化，培养公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和能力，提高公众对现行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

发挥信息占有优势，对公众心理形成社会暗示。媒体通过宣传报道，赋予组织或个人高于一般性的荣誉和地位，以此奖励那些突出遵守规范并协助群体达到目标的成员，从正面肯定规范的意义；通过公开揭露违反规范的行为，惩戒犯规者并威慑尚未造成事实的潜在犯规者，从反面校正人们行为的偏差；

广泛参与公众教育，促进公众建立合理的心理预期。媒体传播社会科学知识，引导人们正确看待各种社会现象，明白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判断，校正过高的角色预期；传播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规范，促进道德社会化，使公众形成“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

媒体引导社会心理是一个以改变受众认知为目的，引导受众从“客观现实”到“媒介现实”，再到“心理现实”的复杂过程。媒体的引导既能产生上述的正向心理效果，也能产生下面的负向心理效果―――

媒介话语的不公正、报道中隐含的“传媒歧视”，会误导受众形成社会偏见；

媒体报道的“缺位”或“越位”，造成受众认知不协调，出现紧张、失调甚至排斥的心理。

从这个意义来说，不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既可以化解“公众焦虑”，也可以制造“公众焦虑”。

媒体社会心理引导功能的弱化

在“公众焦虑”时代，媒体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出现相对弱化：

媒体立场偏离。媒体对“公众焦虑”负向作用的认识有时很难“到位”，对自身的社会角色、社会责任的认知产生偏差：传统媒体受体制制约，心态在政府与公众之间逡巡，在价值观体现上难以满足公众心理需求，报道社会心理和公众情绪的尺度不够准确；新媒体过度商业化，淡出公共事务的报道，漠视公众关切。

报道理念偏颇。如报道贫富差距，媒体的任务是真实地反映社会状况，形成社会舆论，促进政府想办法弥合贫富鸿沟，而不是帮有钱人炫富或者引导群众仇富，更不是以穷人、富人这两类“社会少数人”的极端信息去输出不正确的“贫富差距观”，加大“社会大多数人”的焦虑。

报道结构失衡。一方面，对引起公众焦虑的“压力源”的报道总量不足，信息流量过低，在保证社会稳定理由下，常常有揭示“根本”的新闻不予报道和推迟报道，受众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就某个主题或事件进行“轰炸式”报道，负面新闻集中出现，信息流量过高，受众在其冲击下先是恐慌不安，然后选择逃避或者形成逆反心理。

议题设置“掉队”。一方面媒体未能引领受众，甚至被受众超越。一些媒体缺乏调查研究，对受众心理需求了解不多，出现对重大社会问题不回应、对群众切身利益不关注、对社会矛盾问题不说话的状况；另一方面，主流议题被淹没，传统主流媒体被边缘化。新兴财团、政治力量以及国际资本支撑的“舆论领袖”控制了公共话语和公众思考的方向。议题设置的旨趣也从社会责任向增值产业迅速过渡，加速了公共议题的缺失。

报道方式僵化。忽视受众心理需求，基本还是“我说你听”、“我编你看”的格局，对传播效果很少评估或不作评估；网络媒体一味以吸引眼球、追求第一时间、追求点击率为要旨，公众在此语境下，对于重大事件真相的了解变得更加片面，更加感性。

话语方式“官腔”。过多地利用官方和半官方的信息来源，而在深刻解释方面表现出懒散与涣散，只起到政策复读机的作用；不同服务对象的媒体却在说同样的话，常说官话，敢说狠话，鲜见善话。

媒体社会心理引导功能弱化的根由

经济转型中媒体的功能结构出现失衡。近20年来，媒体的功能从原先单一的意识形态功能，向意识形态、产业经济、社会、娱乐等多元功能的结构转化，产业功能获得显著增强。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媒体为了生存，被迫迎合市场规则，出现过度倚重经济利益的态势，制约了媒体其他功能的发育，原来十分脆弱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被进一步弱化。过度商业化导致媒体社会责任感的退位，媒体出于降低经济成本和规避政治风险的考虑，逐步淡出公共事务的报道。一些媒体围绕资本与利益群体展开一系列交换活动，“公众焦虑”则被搁置在一边。

社会转型中媒体功能暂难匹配“碎片化”。社会快速转型，既孕育着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也带来了社会发展的无序。孙立平教授指出“分权和分化交织在一起，结果发生了对社会的双重切割作用。中国总体性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解体，整个社会被切割成无数的片断甚至原子，也可称之为社会碎片化。”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凝聚能力和整合功能大大弱化，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显著增长，使得社会心理的调控疏导难度不断加大。媒体虽有强烈的社会冲动，但因社会过于复杂无序，社会心理引导功能的发展总是追赶不上社会心理变化的节奏。

文化转型中媒体出现信仰缺失。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失去权威，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正在被消解；而西方文化则带来了各种价值观念，给中国公众的思想形成极大冲击。在文化“解构”、尚未“建构”的“真空期”，媒体表现出文化取向多元、价值体现多样、意识形态多种的特点，既丰富了社会文化，也产生了诸多负面效应。由于缺乏一个主流的价值体系支撑，在大众文化传播方面：文化糟粕使公众感到心灵空虚，低俗化降低了公众的文化品格，商业化导致公共精神的缺失，虚假新闻扰乱了社会秩序，物欲症诱导公众崇拜金钱和权力；在精英文化传播方面：西方的虚无主义思潮涌入中国，在民族历史、文化艺术、伦理道德和精神信仰等领域表现出强大的吞噬与同化效应，既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虚无态度，也包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观念。公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迷茫和精神空虚。

社会快速变迁中媒体人心生焦虑。如信息焦虑（信息爆炸时代，难以捕捉有效信息）、身份焦虑（在社会大众眼里，我们是什么样的人？）、道德焦虑（为哪个利益群体说话？要经济利益还是新闻真实？）、收入焦虑（普通媒体人的收入下跌到中低阶层）、落后焦虑（四十多岁就成为单位里的边缘人）、失业焦虑（青年采编人员大量被裁）等。媒体人的焦虑和无力感，往往通过信息、意见的选择，传递给受众。

重构媒体的社会心理引导功能

化解“公众焦虑”，社会管理者调整政策、改革体制是根本，但解决深层问题需要时间过程。因此，媒体及时解疑释惑，回应社会关切，是疏导情绪的现实之策。同志也把“疏导公众情绪”作为对新闻媒体的基本要求之一。

一、媒体要有“问题意识”―――重建媒体的社会责任。

“公众焦虑”蔓延，会使社会的整合度降低，社会秩序失去控制，不断发生，最终指向的是政府执政能力。因此，笔者认为媒体要有以下意识：

责任意识：媒体不是纯粹的企业，它的行为关乎社会目标和公众福祉，必须在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远期利益和追求，而不能只顾自身的利益得失。“公众焦虑”时代的媒体，更需要向社会输出责任；

国家意识：“舆论先行，煽动民情”是西方国家解体前苏联的一大利器，而今他们对中国民众也在进行远距离的催眠和煽动。国内一些商业传媒在逐步取代政府，成为操纵和钳制大众思想与行为的力量。社会管理者一旦丧失舆论主导权，将处于劣势、失语的危险状态，权威性和信任度就会受到挑战；

民本意识：媒体为受众而生，群众观点成为提高公信力、实现新闻传播效果最大化的重要支点。在“公众焦虑”时代，人们更加需要媒体答疑解惑、引导方向，媒体应该“铁肩担道义”。

发展意识：社会转型期既是社会心理的重构期，也是媒体社会功能的重构期。谁能更有效地引导公众心理，谁就能赢得更高的公信力和市场份额。

二、努力消除“信息不对称”―――建构社会认知全景。

公众最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的背后，往往是信息极不透明。以“高房价”为例，媒体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但是最核心信息―――房地产成本，却掌握在开发商和有关管理部门的手中，媒体对“房价为何高”说不清道不白，公众越发焦虑不安。直至有媒体公布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的一项调查，人们才从中找到答案：“在房价中，房子土地和建筑成本占50%，政府税费占20%，开发商占30%。这30%里，有一部分是开发商最不愿意公布的，说白了就是各种灰色费用。”

“信息不对称”是社会公众产生焦虑的一大致因，也是媒体实现有效引导的突破口。媒体为公众建构社会认知全景，满足公众对社会环境了解的需求，特别是推动社会管理者从现实条件出发，实事求是地讲清在社会转型期，哪些事情的推进需大刀阔斧，哪些问题的解决需循序渐进，哪些利益的调整需通盘考虑，哪些矛盾的缓解需假以时日，并以实绩让人们有所感受，公众才能化怨气为共识，变情绪为力量。

三、传者心理要契合受众心理―――创新传播理念和引导方法。

从实践效果来看，“传者中心”无视受众心理需要，引导效果不佳；“受众中心”则被一些媒体理解为追求轰动效应和“注意力”，催生受众非理性心理，难以真实反映社会主流价值观。

笔者认为，当今媒体有必要建立“传者主持”的传播理念。即：传者和受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处于平等地位，舆论引导的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是“主体间性”的关系，以“对话”和“交往”方式改变过去简单、单向的传―受方式，传者在平等交流中实现舆论引导与内在控制。

传者要叩开受众心灵，得心中有方、目中有人、腹中有货、手中有法。所谓“心中有方”，即引导方向正确，以正确导向引导社会心理向正确方向转化；所谓“目中有人”，即尊重受众，既不居高临下训导灌输，也不一味迎合献媚，而是春风化雨的情绪疏导、细致入微的心理按摩；所谓“腹中有货”，即将引发社会焦虑的现实问题变为化解怨气的“情绪节点”，对接现实，敢碰热点，正视和解决社会问题；所谓“手中有法”，即有办法贴近受众心理，使得受众喜听爱看，入心入脑。

媒体仅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是不够的，还要“示之以利”，善于向受众展示按照舆论引导的方向去做，能从中获得的利益。面对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利益格局急剧调整、现实环境快速切换、社会舆论多元多样多变，媒体只有善于展现见识，提供分析和判断，优化受众认知结构，才能有效为公众“解心愁”。

四、“社会公器”当显公共性―――营造公共舆论领域。

公众有诉求要表达，有怨气要倾述，有意见要发表，媒体不能适应和满足这一需求，就难以化解公众焦虑。现实可行的办法是，媒体营造公共舆论领域，为公众构建与媒体、与政府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公共舆论领域”是一个向所有相关者开放、公众表达意见为主的舆论领域，它讨论与公众相关或与公共事务相关的问题，展开公共议题的辩论，形成一种公共理性、社会性共识或妥协。

媒体营造公共舆论领域，有着三个方面重大意义：对公众而言，有了发表意见的地方，获得了公共事务参与权和媒介接近权，有利于缓释、宣泄负面情绪；对媒体而言，形成了与公众交流和沟通的对接机制和话语环境，增强了对社会管理者和民主进程行使批判、监督的功能；对社会管理者而言，有助于了解民情民意，同公众达成谅解，寻求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

媒体营造公共舆论领域，既是发动者也是组织者。媒体要关注公共生活，介入公众事务，发掘社会关注的公共问题，发动公众讨论、建言和献策，牵手社会管理者解决问题。

五、以阳光心理引领公众心理―――构建健康向上的媒体文化。

媒体心理与受众心理是种交互关系。媒体要有效引领社会公众建立“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心理，首先自身要具有阳光心理。媒体的阳光心理，不仅具有上述公众健康心理的内涵，还有下列三个特征：一是具有强烈的“角色意识”，把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作为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是自身利益得失；二是描绘真实的“社会面貌全景”，推动公众对社会的全面认知，营造健康向上、丰富生动的舆论语境；三是敢于对接现实，对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等社会问题秉持“积极批判、重在建设”的态度，提出积极对策给公众以信心，同时撷取、放大光明温暖元素激励公众。

媒体心理是媒体文化的产物。媒体只有基于深刻的“文化自觉”，才能避免妄自尊大或妄自菲薄，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心理。也只有基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意识，才能使社会心理的引导具有清明的境界、精深的内涵、高远的目标，从而产生深刻而持久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