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的山东商会

《辛丑条约》签订后，晚清政府终于意识到了变法的必要性，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命督抚以上大臣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等问题详细议奏，此为清末新政的开端。

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成果，1903年9月7日，清政府设立商部，同时颁布了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这些章程规定，允许自由发展实业，奖励兴办工商企业，鼓励组织商会团体。这些章程和做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末工商业的发展。

在这种政策的激励下，商人们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参与到社会变革中，他们越来越认识到抱团的重要性，于是，在仿照当时的东洋、西洋商会组织的基础上，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商会纷纷成立。

晚清最早的商业组织是成立于1902年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各地商会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需要指出的是，彼时的商会组织与当下的商会有着巨大的不同，其功能性质更接近于当下的工商联。

晚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商会组织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政府施政能力的不足，中国民族资本家从这时起诞生，并积极参与了这个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

济南商会史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也就是1902年，山东第一个民间商会组织――济南商务公所成立，由在籍湖北候补知县谭奎翰为坐办，之后由各行商人公举在籍江苏候补道汪懋琨为总理试办。该组织参照上海商会公所章程，以城市24行帮为组织基础而组建。

该商会的出现与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有着直接的关系。1901年，袁世凯奏请在省城济南设立商务总局，派唐绍仪司局务，并派山东在籍富绅、二品衔江苏候补道孟继笙也就是瑞蚨祥的创始人孟洛川以及分省试用道员萧应椿会同办理。当时清政府明文规定商务局只能任用候补官员，不可直接任命商董，但山东商务总局在执行中变通为由各行业公举董事二人，增强了商绅的参与程度。

山东商务总局“暂行章程”中的许多规定后来被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商部的《商会简明章程》中，成为了各地商会章程的蓝本。

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后，为商会组织的正式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章程规定：“凡属商务繁盛之区可设商务总会”，“商务稍次之地可设商务分会”。据此，1905年，济南商会公所正式改称山东济南商务总会，其职责功能也据商会简明章程作了相应调整，会址在旧城富官街，后通称城里商会，以“联络商情，启导商智，保护商业”为宗旨，属领汇兑、典当、钱业、杂货业、绸布业、酒业等24个行业。至1908年，由24行商董开会选举会董35人，并公举在籍江苏候补道汪懋琨为总理，在籍江苏候补道孟洛川为协理，李石可任佐办。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济南开埠的缘故，商埠区也在1911年成立了一个济南商埠商会，到1914年，这两个商会分别改称山东济南总商会和山东济南商埠商会。济南总商会会员企业达1800余家，商埠商会会员达580余家，除去这两个商会，清末民初的济南还有泺口商会、商业研究会、山东商务总会、商学会等各类商会组织。

清政府规定，担任商会职员须有才品、地位、资格、名望等条件。自1908年后，济南商会会长一职大多由有名望的富商担任。1929年商会按照国民政府重新颁布的《商会法》，将会董制改为委员制，会长改称主席，习惯上仍称会长。会员有公会会员及厂店会员（同行业的厂店户数不足成立公会者）。1930年2月，济南市总商会改选，辛铸九当选为主席。1932年3月总商会与商埠商会合并，选举新鲁花行经理张叔衡为主席。1936年12月，商会因参与韩复榘白糖走私案被山东省政府解散，另组商会筹备委员会。不久，济南沦陷。沦陷期间日本人指定成大纱厂经理苗兰亭为会长，但商会所属企业倒闭达三分之一以上，商会名存实亡。期间，日本搞过中日经济恳谈会，但在日本的控制下，根本谈不上平等协商发展贸易，恳谈会仅是一面招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成立了以仁丰纱厂经理马伯声为主任委员的商会筹备委员会，1947年正式选举马伯声为济南市商会理事长。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时任济南市商会常务理事的同兴油坊经理尚兰亭在理事长马伯声已离济的情况下，被请求出来协助政府开展工作，帮助工商界消除疑虑，复工复业，恢复和发展生产。10月3日，商会理事监事联席会议推举尚兰亭为理事长。在解放后的一两个月里，全市绝大多数厂店相继开门营业和生产。工商界的捐献任务也顺利完成了。捐献数字发表在 1949年3月28日的《新民主报》上，1185 户参加捐献，金额为8150 余万元（北海币）。

1949 年10月，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张东木任主任委员。1951 年 9 月下旬，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通 了《济南市工商业联合会章程》，张东木当选为主任委员。这标志着近代济南商会的终结。

提供信用支持以及国货证明

袁世凯离任山东后，1904年，杨士骧继任山东巡抚，萧应椿转为劝业道。1908年，由萧应椿上奏的《山东劝业道为造报本省地方商会情事呈农工商部清册》显示，当时可考的山东商会组织有14个，分别为山东济南商务总会、长山县周村商会、潍县商会、临清商会、兖州商务分会、沂州商务分会（临沂）、曹州商会、滕县商会、宁海州商会（牟平）、诸城商会、黄县商务分会（龙口）、寿光羊角沟商会、青岛商务公所、烟台商务总会。

实际上，早在清政府颁布《商会简明章程》之前，地处胶东沿海的烟台就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商会组织，即1867年外国商人成立的烟台西商会。

光绪二十七年 （1901） ，烟台早期的商会组织“大会”成立。第二年，上海最早的商会组织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才成立。虽然“大会”成立时间较早，但它在成立初期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这种传统行会势力的色彩，在邓向阳所著的《米字旗下的威海卫》一书中提到，会员们“每有因事推诿不前，亦有缄默不语者，殊属不成事体”。1904烟台“大会”改组为“烟台商务总会”，1920年改称“烟台总商会”，负责全埠的工商事务。

1906年在益成栈掌柜孙福山的倡议下，威海卫商人组建了“码头众商公会”， 1916年7月码头众商公会正式改组为“威海卫商埠商会”。同一时期，威海卫城里组建了“城里商会”。1930年威海卫收回后，两商会合并组成“威海卫商会”。

1910年，青岛华商依照《章程》规定以及胶澳督署的有关法规，组织成立“青岛华商商务总会 ”，1916年重新改组为“山东青岛总商会”，后改称“青岛市商会”。胶东地区的商会在组织结构和组织程序方面不断完善，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会组织开始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商会还专设检查部，负责调查各商户的经营情况，如果在调查中发现有不正当的经营行为，商会则立即出面负责调处。1925年 8月，商埠商会又增设了商事公断处，制定了《理账规程》，使其调解纠纷更加规范。

在近代胶东地区的商业活动中，各地商会还承担起了为商户提供信用支持和保证的作用。青岛市商会在其章程中明确规定，各中小工商企业加入商会后 ，由商会按照资本多少、 规模大小评定信用等级，并按照信用等级交纳相应会费。对于信用等级较高的商户，在资金贷款、货款支付、资金结算等方面都有优惠。

不仅如此，商会还为有需要的商户提供国货产品证明，以获取市场的认可。青岛阳本染织厂的产品是地道的国货，在天津和潍坊等地的销路也一直看好，但在西安销售时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当时西安正在抵制日货，当地人不了解阳本染织厂的来历，怀疑是日本货，因而影响了销售。后来由青岛市商会出面证明是国货，才消除了当地人们的怀疑，打开了产品的销路。

从教育到慈善：商会的公益事业

商会虽是商人组织，但自成立之后大都十分关注教育事业，更在实际行动中积极支持并推动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1916年，由烟台商会会长澹台玉田与烟台商绅万坤山、陈秀安、郑万里等人共同发起成立烟台教育会，以主持烟台教育事务，并附设平民学校，这是烟台平民教育事业的发端。1923年威海商埠商会成立了威海平民教育会，并于当年10月开办平民夜校。平民教育主要面向贫困的农工苦力提供免费的学习机会。

广泛开展社会慈善赈济活动也是商会参与地方公益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1920年威海发生特大旱灾，受灾人口达到4万多人。为了挽救民生，威海卫商埠商会和当地的乡绅们主动地承担起了救灾的责任。在他们的一再陈请下，殖民政府成立了由威海卫华商和洋商组成的赈济会，他们四处联络，广为劝募，筹粮筹款。据统计，在这次救灾活动中，各团体共筹得捐款65730美元，为1万多名灾民发放了4个月的无偿救济，为3万多灾民发放了有偿救济，几乎使界内所有灾民都得到了救济。

这一时期由于军阀混战，胶东各县人民流离失所，生活难以为继。青岛、烟台等地商会组织也积极行动，帮助饱受战乱之苦的胶东人民。刘国斌著《四续掖县志》显示，青岛市商会“派邱子肃、孙梅侪、郭淑贞、郭如川等携款来掖县（莱州）接办西关、北关粥厂，并施放棉衣，计共施放小米二万七千七百九十斤，玉米三十一万八千一百五十斤，棉衣五百套 ”。

此外，商会还倡办贫民工厂，认为慈善救济“究系一时救济，不足为永续维持之法”，而创办贫民工厂，则是“切实根本之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