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拍“男人戏”的温婉女导演

胡玫，女性导演中的佼佼者，与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同为第五代导演。2008年被评为中国电视剧辉煌30年最具影响力导演之一。代表作有电视剧《雍正王朝》、《汉武大帝》、《乔家大院》，电影《芬妮的微笑》、《孔子》等。她的新作一电视剧《开天辟地》正在央视一套节目热播。

胡玫用她的作品给予尘封已久的历史仿佛可触的质感，召唤着“英雄的风采或者粗犷的气质”。拍摄题材以男性为主，因此胡玫被戏称为“男人戏专业户”。

作为出色的女性导演，胡玫始终认为自己不应只是拍男人戏的“女强人”，更应该是生活中的“小女人”。她说：“我拍戏这么多年，坚持每天都化淡妆。我不想当一个手里端着大茶缸子，披件军大衣，趿拉着鞋，大着嗓门训人的凶神恶煞的女导演。”“如果说，导演的职业要和我的性别发生那么大的扭曲，我宁可放弃不干。”

厚重大气的导演，温婉优雅的女人，且看胡玫――这朵刚健婀娜的“铿锵玫瑰”如何绽放……

几沉几浮，丰富的人生经历积淀了博大的艺术情怀

胡玫出生于艺术世家。她的外公是齐白石的秘书，能书善画；父亲是部级的音乐指挥家；母亲是著名歌唱家。家庭的熏陶，让胡玫从小就在艺术方面表现出极高的天赋，不仅能歌善舞，会多种乐器，还爱好读书，善于观察生活，喜欢把阅读到的精彩段落和生活中的有趣点滴与院子里的小朋友分享。这似乎也为多年后胡玫的导演生涯奠定了基础。

十年“”浩劫，胡玫的家庭没能幸免于难。父母被多次关押，外公更被迫害致死。幼小的她坐在车上扶着外公的灵柩，冰冷地望着外面汹涌的红卫兵浪潮，对人性感到害怕和不解。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她仿佛坐了一年。这些家庭变故奠定了她悲天悯人的世界观，同时也让她以后能坚毅、勇敢地面对任何挫折。也是的，还能再糟糕到哪里去呢?

中学毕业后，胡玫凭着多才多艺和姣好的容貌轻而易举地考进了文工团。可惜，她并不是好的话剧演员。让她哭时，她会忍不住笑；让她笑时，她会笑不出而急得哭，弄得大家哭笑不得。后来她成了出色的导演，偶尔过一把客串的瘾时，她还是个差劲的演员，弄得周围的人笑趴下一片，最后只能把自己的戏份剪掉。她自嘲自己演戏只是为了活跃气氛。

1977年，恢复高考给胡玫带来了新的转机。她如愿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专业，和张艺谋、陈凯歌同届。胡玫是很有悟性的人，大学毕业后不久，她就拍了《女儿楼》、《远离战争的年代》等优秀作品。后者为她斩获了苏联第10届亚非拉国际电影节银奖以及意大利第32届萨尔索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年纪轻轻就得到了国际荣誉，她自信满满，申请了去法国留学的奖学金，希望出国继续深造，实现“国际大导演”之梦。

不料，命运跟胡玫开了个天大的玩笑。1989年，中法文化交流中断了，出国的计划泡了汤。尴尬的是，为了出国，她已辞去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工作。这时，她又经历了离婚的打击。事业和家庭的双双失利，让她一夕间由高峰骤然跌至深谷。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胡玫一开始并未感到忧愁苦闷，反而觉得自己彻底自由了。第一个月她玩得很开心，可第二个月，这样的自由让她隐隐有了些不安，到第三个月，她甚至害怕到生病了。生病，需要钱；过日子，也需要钱。自立意识很强的胡玫觉得到了这个年纪不该向家里要钱了。于是，落魄的她，只得推着单车在街边报刊栏对着各种报刊的人才招聘栏目一次又一次发呆。最终，她把自己的档案落户到人才中心，希望哪个地方能好心地接收她这个失业的杰出女青年，但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于是，她不得不开始通过同学、朋友找活干，改剧本，做广告，编小创意，什么都做。

就在这时，老朋友朱时茂正好从美国回来开了一间公司，自己任董事长，邀请胡玫去当总经理。胡玫帮朱时茂打了10个月工，制作了《雾宅》这部片子，这也让她明白了制片是怎么回事儿。随后，胡玫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那段日子里，她一面满世界拉广告，一面接了许多商业片。什么《江湖八面风》，这些以前一听名字就不屑一顾的武侠片，她不仅拍了，还从中跟武打导演学了很多电影技法，比如倒放、飞人。那时拍戏条件简陋，有时连灯位图都需要自己画，也没有场记，讲戏需要从监视器处百米冲刺到演员处，再冲回来。拍这些片子也让她经历了很多凶险。

有一次，剧组的工作人员因误会跟片场周边的村民发生了>中突，转眼间，十几个拿着铁铲、板斧的大汉纠集在一起，将剧组围了个严严实实，并叫嚷说：“今天不把事情弄清楚，看谁敢走出去一步!”“战事”一触即发，看着大汉们一张张阴沉、愤怒的脸庞，整个剧组都陷入了慌乱之中。此时，胡玫果敢地站了出来，对村民说：“乡亲们，有事我们好好说，大家先不要冲动。”谁料，话音未落，一个矮小凶悍的村民猛地上前一步，抄起手中的铁斧，“刷”的一声将她的袖子削下了大半截，幸亏是棉袖，要不，一只胳膊就废了。

“断袖事件”过去没多久，胡玫又经历了“中毒事件”。由于片场的工作高强度、快节奏，胡玫常常不能按时吃饭，饿一餐、饱一餐的生活使她患上了胃炎。有一天晚上，她胃痛发作，好不容易找到一瓶胃药，可药瓶的文字说明模糊难辨。她随意倒出一把药囫囵吞了下去。结果，一会儿工夫，她眼前一黑瘫倒在地。当时房内只有她一人，如果放任自己失去意识，一定会有生命危险。胡玫拼命地睁大眼睛，双手死死地抠着地板，凭着最后一点意志挣扎着爬起来，推开门一步步地走出了房间，踉踉跄跄跑到同伴打牌的地方，才放松神经昏了过去。结果，医生告诉她，她误服了十倍剂量的胃药，差一点儿就闹出人命。

薄积厚发，“小女人”拍出如此“大男人”的厚重作品

磨难亦成为成长的养分，胡玫变得成熟、大胆。以前她做导演，小姑娘似的，软弱又文静，总是太为别人设想，太怯于提要求和说“不”字。这样做或许是个好人，却未必是个好导演。这些磨难让她脱掉了稚气和怯懦，逐渐具有了指挥若定、不怒而威的魄力。

拍商业片让她觉得智力绰绰有余，收益也不错。然而，她仍然苦闷：“这些都不是我真正想拍的东西。”她曾热衷于探讨什么样的男人是好男人，什么样的女人是好女人，一度还沉醉于拍诗化的艺术电影，但这些过于碎片化和个人化的东西很快就让她感到了厌倦。当时，电视剧《渴望》所引发的轰动效应，使她逐渐注意到电视剧的魅力，开始涉足电视剧。在他们那一届里，她应该算是“最早玩电视剧的”。

但是，胡玫不想去重复别人，她想寻找新的东西，更有生命力的东西。直到今天，她还会说起：

“年纪越来越大，我的才华和创造力在流逝。也许终此生我都找不到我想要寻求的东西。大多数导演不都是这样过的吗?我并不是最悲惨的个，至少还能混口饭吃，也许没有资格过分抱怨。”但她毕竟心有不甘。

“也许，一切都是铺垫和准备。时机还没有到来，还需要历练。”胡玫不断地这样对自己说。1997年，胡玫与《雍正王朝》的因缘际会，给她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的惊喜。

一次，剧组在片场外聚餐，一个卖鸡的老头对她说：“你是导演啊?告诉你，你拍什么戏都是白搭，只有拍过一部叫《雍正王朝》的戏才算厉害。”胡玫愣了下，不解其意。谁知那么巧，不多久，一个朋友送了她一套《雍正王朝》。不读不知道，读放不下。整个春节期间，她都神游在大清盛世的构想中。就在她灵感进发的当口，长沙电视台买下了《雍正王朝》的版权，四处征求导演。这让胡玫既兴奋又沮丧，一方面，她觉得似乎天意在召唤她拍这部片子：另一方面，她觉得这么好的机会无论如何落不到自己身上，“第一，我是个女的，这全是男人戏啊，女人怎么拍：第二，自己有名气，但名气还不够大；第三，自己还年轻，当时才30多岁，这么厚重、这么大型的一个历史片，凭什么交给你啊，要花那么多钱。”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应征，却是去雍和宫烧香，咣咣咣，一路磕头磕过去。

也许是心诚则灵，第二天，长沙电视台给胡玫打来电话，叫她过去谈谈。在长沙，一圈人围着她坐定，问及她对《雍正王朝》的见解时，她说：“我对这部书越看越害怕，越看越毛骨悚然，感觉后脊梁一阵一阵发凉。”“为什么?”胡玫说：“就是特别可怕。这么一套东方政治，如此角逐，叫人疹得慌。作品写得太真实了。”当被问谁能拍这部戏的时候，胡玫答道：“除了我也许真的没有人能拍，虽然我知道你们不会把这戏交给我。但希望你们尊重这部作品，把这部作品交给个敬畏它、读得懂它的人。”胡玫老实地具陈自己竞拍这部戏的三点劣势。但字未提来自家庭和新的爱情生活将给予她的强力支持。也许是她对这部作品的热爱、认真以及独特见解打动了长沙电视台的人，他们终于敲定让胡玫执导这部戏。

《雍正王朝》的拍摄是大陆首次使用AB组制同时拍摄的。胡玫不仅要带着A组拍白天的戏，还要再带B组拍夜戏。有时，夜戏刚完，还没来得及打个盹儿，A组的人又来了。胡玫说“编剧刘和平被扒了一层皮”，其实她自己又何尝不是。当然，皇天不负苦心人。当时央视只用了28万元一集把它当做普通的历史题材戏买去，始料未及，它竟赢得了极高的收视率和如潮的好评，为央视第1次挣得过亿元的广告收入，摘取了飞天奖、金鹰奖、“五个一工程”奖、优秀电视剧奖等多个奖项。《雍正王朝》虽然如此受欢迎，但胡玫并没有急着扬名立万，她更愿意隐身于真正优秀的作品之后，而非蹦到前台抢镜。不过，她的功力得到业内的认可和高度评价。

女性视角，“铿锵玫瑰”愿做温婉女人

《汉武大帝》、《乔家大院》、《孔子》，这几部胡玫倾注心血最多，也使她备受瞩目的作品相继问世。这几部作品纵跨的年代从春秋战国到近代，横跨的界别有政界、思想界、商界，看似各成一家，但其间的内在精神呼应――英雄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精神，这个时代所需、所缺的情怀――也许可以概括为胡玫的中国梦。尤其是看到当今社会上人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淡漠和无知，胡玫更觉得自己有去做这样件事情的使命和责任。

广受好评的同时，质疑和批评也同样汹涌。有人认为《汉武大帝》过度美化帝王，是在为集权政治张目。胡玫则反问，为什么西方可以一以贯之地崇拜和讴歌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大帝，我们偏偏要对自己民族的伟大英雄羞于启齿呢?她的盛世之歌不是粉饰太平，而是真正展示复杂的人性和政治性，展示关于国家与民族的千头万绪。还有人认为，虽然胡玫打着正剧的旗号，但内容并不完全符合史实。比如就有专家揪着《孔子》中“子见南子”的情节不放。胡玫表示，虽然拍的是正剧，还是需要在历史的留白处让艺术的合理想象尽情驰骋，或者为了戏剧效果，将一些典故移花接木也未尝不可。但对些许硬伤，她也承认。她说，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越会觉得自己的作品是一个诸多遗憾的集合体，虽然在制作过程会力求做到万无一失，但这是不可能的。

几乎每次被采访，胡玫的女性身份都要被强调。人们尤为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一位女性导演如此青睐那些所谓的男性题材、那些宏大的叙事?她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她不是一个“大女人”。她不喜欢太强悍的女人。她认为男人仍然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她甚至认同一个家庭中男女应有精神落差。这些小女人的观念和她作品中展现的气魄并不矛盾。她展示的，正是一个女性视角中的真正男子汉。她与《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截然相反又异曲同工。贾宝玉看到了男人的功利、污浊，赞美女子的灵秀、清爽。同样是反思自己的性别，胡玫看到了女人的狭隘、软弱、感情用事，看到了男人的大气和魄力，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敏锐触觉和深刻洞察。这些感悟来自她的家庭和爱情生活，她的作品正是对男性英雄的热情讴歌。

但在胡玫的骨子里，她又是比较认同传统的女人，不是男尊女卑，而是认为女人该像女人，她不希望职业使自己的性别特质发生扭曲。所以，时时不忘自己女性身份的她，无论多忙、多紧张，都会把自己收拾干净了，稍微化点妆再出门。她一直主张女人不该在外面过于闹腾，所以，在片场和演员说戏的时候，她话不多，声音不大，却很有魄力。她常说要以理服人： “你做的功课比别人充分，讲戏讲得特别到点儿，别人就会服你。”而非穿着军大衣、吵来吵去。

身为导演，拍戏时往往好几个月不在家，胡玫对家会格外牵挂和歉疚。胡玫的外婆去世前曾对她说：“胡玫啊，你不就是个导演，拿过几个奖嘛!有什么了不起?听我的话，好好做一个女人，女人都得结婚生子，这才是最重要的。”这话给她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拍戏时常常几个月不能和家人见面，她便常和儿子通话或视频，或者把儿子接来片场，甚至安排他跑跑龙套，过把戏瘾。儿子年纪尚幼，还在读小学，胡玫只要在家，不管多么累、多么赶时间，都坚持亲自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儿子的新玩具，大导演也乐于蹲下身和孩子一块儿喜滋滋地把玩。而儿子的趣事，则是胡玫最为津津乐道的了。胡玫说，看到片场年纪较小的工作人员，都觉得孩子似的，会比较体谅，这也是一种母性使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