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钟烈鼓的中国哲学

总觉得国外的哲学家们的哲学体系就像固若金汤、墙峭堑深的名城，望之十分壮观，却是警卫森严，令人生畏，总无法得其门而入，便只能在城墙之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或者干脆被镇得觳觫匍匐，膜拜于地，心中莫名地恐惧而又莫名地景仰。

但在中国，哲学及其哲学家们却全不是这样。他们来自土地，爱慕自然，文字里总散发着平易近人的土地的芳香。他们的著作并非以体系博大、思虑精纯见胜，却多是文笔流畅，引人入胜；它们也许并不文采斐然，却总是思路清晰，文字干净，语气坚定，言之有物。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按照中国的传统，学习哲学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人人都应当读经书。正如在西方传统看来，人人都应当去教堂。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要成为某种特殊的人。因此，中国没有专业的哲学家；非专业的哲学家并不认为自己要写专门的哲学著作。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专门哲学著作的哲学家比有专门著作的哲学家，为数要多得多。”而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哲学背景下，正是由“业余”的哲学家，生发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哲学。读他们的生平及他们著作的时候（有时候，一个中国哲学家的生平只要看他的哲学思想便可一目了然），总有两个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意象不断在我脑中显现，一个是久悬于古刹之中的“钟”，一个是在古战场上不断擂动的“鼓”。这两个意象不断分离又不断地交织重叠，苍凉高古而又颇具深味。

鼓是入世的、战斗的，属于阳光底下的世界。其杰出代表便是儒家学派，别以为读书人只是清高与自傲，其实反是最关心民众，最具战斗精神。他们常为了实现理想而奔走呼号，但现实却多让他们碰壁，乃至撞得头破血流，然而他们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对自我理想执著追求的精神，却好像总不会衰减，反是“艰危气益增”。很像鼓，很像鼓的执拗与顽强――要么击醒你们，要么把鼓皮捶破。

钟是出世的、静谧的，是月光底下的世界。黄钟祭祀天神，应钟祭祀地神，函钟祭祀山川。作为一种符号，低沉、广远、悠扬的钟声总能在人的灵魂深处，勾起一种神圣而崇高的自然情结。而道家更是把这种情结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崇尚简单生活，因而谴责文明，鼓吹反璞归真，并把儿童的天真烂漫理想化，而鄙视知识。”人会迷茫，会失落，历史也会；人会疯，会精神错乱，历史也会。但正是有钟，有像他们这样的人，在所有人于黑夜中昏睡时坚守着他们心灵的月亮，才使这月亮在我们迷茫的时候，在现实无道、伦理遭颠覆的时候，始终高悬未曾失落。

儒家是鼓，“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是钟，“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站在入世的立场上，出世的哲学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因而是消极的。从出世哲学的立场看，入世哲学过于实际，因而也过于肤浅。”鼓的振动愈近愈切，钟的响声愈远愈清。出世与入世似乎是相对的，正如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是相对一样。“然而中国哲学的使命是要在这种两极对立中寻求它们的综合。”

很多时候，中国的哲人并不单纯的只是鼓或只是钟，就像人不能一直呐喊或一直静默。静默是因为痛苦，呐喊是因为清醒。静默和呐喊是默契的，呐喊之后的失落重归于静默，静默之后的爆发起于呐喊，如同一个人自然至极的两个过程。而中国的哲人也是这样，一手抚钟，一手抡起鼓槌；一面追求着内心的恬淡，看破红尘，一面却又振臂高呼，期待云集响应，所以这种综合很多时候都是令人痛苦的，绝非几场文字游戏所能说清道明的。

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想法，其实却正相辅相成，使中国人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得以较好地“取得平衡”，使泱泱大国的本土文化在数次看似灭顶的文化灾难中以惊人的包容幸存，并生机勃勃地发展。一个微笑，一个痛哭；一个“金刚怒目”，一个“菩萨低眉”。人性中本有两种相对的本质，但同时也会表现出两种本质的协调和统一。正如英国当代诗人西格里夫・萨松所写：“我的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中国的哲人们便是这样亦诗亦哲地栖于这片厚土之上。君临天下，深味痛苦与幸福的滋味，追求“内圣外王”的胸襟，让万物于其笔下旋转乾坤，方生方死。他们都是钟与鼓的结合，只是这两种意象所占的分量不同而已。“钟”多的时候，他们便向往归隐山林，去独自看守月亮，看守人类的未来。“鼓”多的时候，他们便把君王拦截，咄咄逼人地一吐为快。这样的矛盾与统一在每一个中国的哲人身上上演，就像胡文英这样说庄子：

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肠热，故悲慨万端。虽知无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热肠挂住；虽不能忘情，而终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这是庄子的“哲学困境”。因为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人类要反抗“人性恶”需要用比“人性恶”更凶悍的气质，而中国的哲学家很少有这样的气质，连那个扬言“不以天下大利而易其一胫一毛”的杨朱，也没有这样的“冷眼”与“绝情”。中国哲人们更多的是钟，是鼓，是温厚的良心。正因为无这般“绝情”，中国的哲人们才对现实的无道深感痛苦。这是中国哲人的不幸，却是中国哲学、中原文化的大幸。正是有钟鼓相伴，有良心作引，中国的哲学才充满了人性的魅力，才历久弥坚弥厚。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是没有鸿篇巨制的，就如中国的“钟”“鼓”。但在同西方交响乐的较量中，非但不显单薄，却是更显其精深玄妙。它们连音调都一概省去，只留下一下一下打击的节奏，但人们就是从这样一下一下的打击中读出了暗示，读出了悠远，接着生发出许多无法言明的沉稳而缓慢的感动。

中国的哲学家往往是他们所处那个时代最清醒、最卓越因而眼光也最犀利的人。他们身上充满了历史意识，就如他们的另一种空气。但同时，他们也是“早熟”的。心智的早熟让他们极力想用最干净精练、“最不明晰”的语言，给予最大容量的暗示，阐述“最明晰”的道理。郭象译注的《庄子》把庄子使用的寓言和隐喻，用理性辩证的方式加以阐述，又把《庄子》中的诗句用散文予以重述，可谓劳心尽力。但却有一位僧者对他嗤之以鼻，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中国的哲学妙就妙在暗示，引发人去领悟，从而挣脱单纯语言的束缚。语言的事还是交给那些文人雅士去做吧，故而余光中提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由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其中没有一个被后人称做哲学家的。因为当人们开始关注语言的时候，“自我意识便开始抬头”。故而郭象原是想给《庄子》的骨架以血肉，却不料是给振翅的巨鹏以累赘了。交响乐团固然面面俱到，却过于庞杂繁复，有时除了给人以“大”的震撼外，便无法让人抓住其要义，就像要在许多陌生人中寻找一个只见过数面而早已印象模糊的朋友一样，充满了茫然与挫败感，也如同我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样，是一座看似壮观却警卫森严的城，固然是庄严美妙的存在，却与我们无多大关系。

钟和鼓不是这样，他们是纯粹的，却又是无比丰富的，正如宋朝诗人邵雍所说：“以一心观万心，一身观万身，一物观万物，一世观万世。”很多的时候，中国的哲学家都可以被称作诗人――他们从各种繁杂的日常生活中“看到”纯粹的本质，并加以提炼与深化，却又没有直接告诉读者他们看到的本质，而是又放回到了他们的生活与言论中，让读者自己去领悟和体会。这样，就构成了最简明也最多义化的意境。是的，中国的哲学是意境的哲学。没有其他乐器的和声，甚至失去音调的修饰，钟鼓的哲学依然是极为丰富而美妙的，并在同时变得十分自然与朴素。朴素不是“藏拙”而是“藏巧”；不是“藏贫”，而是“藏富”，更或者说是一种“怀孕的静默”（钱钟书），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它可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也可能得意而忘言。就像一个人兴冲冲地拉你去战场听鼓，拉你去深林听钟。他对你眨巴眨巴眼睛，耳朵朝着声音的方向，脸上露出十分适意而自得的微笑。你也便跟着听，听那一下一下的声音振动你的耳膜，然后你也十分适意而自得地微笑，恰如当年摩诃迦叶对拈花微笑的佛祖释迦牟尼报之以展颜一笑。两个人都很得意。他也许是真听懂了那钟，悟到了声音以外的东西。你也许也听懂了，他这便叫“传道”；你也许听歪了，或只是因为他笑你也跟着笑，但他这也叫“传道”。听到的是“花非花，雾非雾”，悟到的是“花是雾，雾是花”。

这便是中国哲学的风格。“风格正如心灵的面貌，比肉体的面貌更难作假”（叔本华）。他们往往从一点生发出一个面，却又适可而止，而不面面俱到。歌德说：“研究员一生的幸福就是研究了那些研究的东西，而对那些不可究诘的事物保持沉默，并加以沉沉的敬畏。”中国的哲学家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所谓的“造物主”存在，他们便是通过他的大小作品、他的法规秩序去感知他神圣而崇高的存在，并对自己无法感知的保持沉默，心存敬畏。孔老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钟和鼓都一样的实在，一样的“不打诳语”。

没有钟的世界是浮躁的世界，必然也是浅薄的。人们正是从这一下一下的钟声中听出了人生的苦难和意义。没有鼓的世界是荒凉的，必然也是无趣的，人们正是从这一下一下的鼓声中悟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听鼓可以心无旁骛，从而在废墟中重建欢城；听钟可以心无挂碍，从而在闲庭前坐看云卷云舒。中国的哲学，更多的便是向我们灌输着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与“觉解”。钟与鼓构成的最高境界便是“内圣外王”，把“伦理、哲学、反思和知识融合在一起……终身持久不懈地操练自己……一刻也不能停止。”

这一下一下的钟声，一下一下的鼓声，就像人生的顿悟。所有的顿悟都是瞬间的，顿悟后依旧只是凡人，依旧成了打击与打击之间的那段静默。但顿悟之后与顿悟之前人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的，之间的那次打击就像凤凰经历了涅，灵与肉得到了重生一样。

也许你抡起你的木槌，狠命地一击，就是响彻大地、撼动山河的宏音；也许你拿起木槌，却一直停在半空，一千年都没有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