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桂明:从飒爽“大春”到芭蕾教父

一身黑色毛衣，一条藏青色夹灰白细纹的围巾，一头银发，两条粗黑的剑眉。坐在我对面的凌桂明，还是一贯温和的表情。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他依然气宇轩昂、容光焕发，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让人不得不感叹舞蹈的魔力。

只要提起凌桂明，大家就会想到民族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的“大春”。40多年来《白毛女》久演不衰，一直深受国内外广大观众的喜爱，成为中国芭蕾的奠基作之一，而第一个饰演男主人公“大春”的演员凌桂明也名誉海内外。不过，“大春”只是凌桂明舞蹈生涯的一个重要篇章，他还塑造了其他很多精彩角色，并且当了几十年的芭蕾教父，培养了一大批后起之秀。

从郊区农村到芭蕾殿堂

能查到的关于凌桂明的资料几乎都是从1960年3月他进入上海市舞蹈学校开始的，而我首先好奇的是，他是怎样走上芭蕾这条道路的呢？

从小喜爱舞蹈，勤学苦练，或自小有着超常的舞蹈天赋，然后被“伯乐”发现——在我印象中，舞蹈家成长履历的首篇章大抵是这样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凌桂明是17岁时才刚接触舞蹈的，在此之前，他与他的家人从未发现他身上有舞蹈因子。

1943年，凌桂明出生于上海郊区青浦，并在那里长大，念中学时，上海市舞蹈学校的老师来招生，他抱着试试的心态去应考了，并被选中，成为了舞校首批学生中的一名。那一年，1960年，上海市舞蹈学校刚建立，为了寻找优秀生源，舞校的老师并没有守株待兔、坐等考生，而是走出校门寻找“潜力马”。

“之前我没有学过舞蹈。”凌桂明坦率地告诉我。看到我一脸的惊讶，他不由地加重语气强调道，“真的是一张白纸。甚至后来老师课堂上点名表扬我，说我舞姿还不错，我还听不懂，以为是五个手指头的‘五指’呢！”凌桂明笑着，一脸坦诚，他还透露，自己是作为备取生进校的。

“在面试时，我就感觉到考官们在低声商量，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后来才知道，是考虑要不要招我，当时我的年龄在考生中是偏大的，我是作为备取生招进校的，比正式生晚入校十来天。”

当时正处于时期，都在与时间赛跑，所以招生时，除了观察考生的体型、弹跳力、柔软度、芭蕾的“开绷直”等身体情况外，也会愿意招年龄大一点、理解力好一点的学生。

凌桂明面容俊秀，身材挺拔，在当年的一批学生中算高挑的。虽然起步晚，但非常刻苦，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与此同时，因为他初二时考进舞校，文化程度高，所以他善于思考，会揣摩人物的心理状态，年长的劣势也成为了他的优势。

6年半的舞校生活，凌桂明坦言太苦太累时也曾想过放弃，但这也只是一瞬间的念头。“那时农村孩子能到上海市区里学习，机会是很少的，真的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回家去种地，肯定不甘心。想着既然自己一心想搞这个行当，还是坚持下去。”

众所周知，舞蹈的竞争不只是激烈，还很残酷，最后只有极少数人能站到万人瞩目的舞台上。在舞校时，是否有竞争方面的压力或担忧呢？凌桂明淡然地笑着说道：“我在农村长大，条件相对比较艰苦，从农村到舞蹈学校，如同进入天堂的感觉，我还有什么好争的？而且演出机会不是争就能争来的，老师给我机会，我就好好表现，演不好就不演，我一直是这种心态，比较容易知足。”

二三十年前，争取表演机会并不是有上进心的表现，某种程度上还会被认为很有野心，被认为喜欢争名夺利，稍不留神资产阶级思想的帽子就被扣上来了。憨厚朴实的凌桂明心无杂念，埋头练功，机会反而就像忽然莅临的春雨一样悄然潜入。

从王子到“大春”

1964年，还在舞校学习的凌桂明被老师派去饰演《白毛女》中的王大春。虽然凌桂明的舞蹈技巧已经娴熟，但是要饰演王大春还是颇有难度的，因为芭蕾本是舶来品，表现的也大都是宫廷里面的场景、人物，比如宫廷里的王子。凌桂明二年级时，就在学校排的《天鹅湖》二幕中饰演王子，经过不断的训练，举手投足间已都是王子范儿，忽然要转身变成一个贫下中农、八路军，一下子进入不了角色。

“很有挑战，因为反差太大，宫廷里讲究高贵，同样走个路，要优雅、有身份，大春是另外一回事，刚强有力，很朴实，八路军拿个枪与王子拿个弩，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凌桂明回忆道。

为了去掉身上的小王子痕迹，凌桂明和同学们去奉贤的农村体验生活。虽然凌桂明成长于青浦的农村，但是奉贤的农村生活显然更加艰苦。“那个地方靠近海边，房子很小很破烂，没有床，我们就在地上铺点稻草，把自己带去的被子往上一铺，就地而睡，我们住的一家人家旁边还有鸡棚、羊棚，很臭。”后来他们又去了部队、工厂体验生活，跟工农兵交流感情，跟工厂工人一起劳动，从中凌桂明开始感受到当初农民的苦，了解了贫苦家庭对地主的这种阶级的仇恨，由此把握角色的心理，酝酿好情绪，展现威武有力的舞姿。

虽然当时凌桂明还是学生，但俨然已是小老师，作为《白毛女》剧组第一组“大春”，他还要去辅导第二组、第三组的“大春”。在辅导过程中，他会在对方身上观察各个动作、表情的效果，不断调整，当然他也不甘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始终有新的要求，不断自我提高。

凌桂明性格温和，与世无争，不过他也有倔强的时候。那时凌桂明比较瘦，学校关心他，每天给他两个鸡蛋，定期给他红烧肉。当时正处于国家困难时期，鸡蛋、肉都是定量供应的，这份特殊的待遇不由让人艳羡，但凌桂明却毫不领情。

“为何单单给我？大家都不能吃，我也不要！”凌桂明一口回绝。这个行为受到了当时市委宣传部领导的批评，“国家再穷，两个鸡蛋还是有的。”老师也觉得他太任性，自己怎么想的，有时拧都拧不过来。不过，凌桂明也是振振有词：“我想想自己没什么错啊，就坚持。”

后来经过慢慢劝说，被不断告知是工作需要，他才慢慢接受一点，况且因为他比较瘦，剧组专门为他做了件小棉袄显得壮实一点，冬天穿着还暖和，夏天就遭罪了，也为了早日把棉袄脱掉，他被动接受了一些“加餐”，不过，他从不会主动提要求。

《白毛女》首演后引起了全国轰动，巡演于祖国的大江南北，也曾先后赴朝鲜、日本、法国、加拿大等国访问演出，演出任务繁重；而凌桂明的太太是昆曲演员，有时也会去外地演出，因此女儿的照顾就成为了一大难题。“我们是自己带女儿，白天寄养在人家家里，晚上自己带，有时实在忙，我就把小孩带到剧场去，群舞演员空闲一点就轮流帮我照顾。我们这代演员还是比较艰苦的，工资三十几块钱拿了十年，但是再转念想想，跟其他同龄人相比，我们又是幸运的，很多人上山下乡了，我们毕竟在上海，还能一直跳舞。”

升级为“芭蕾教父”

除了《白毛女》，凌桂明又先后在舞剧《天鹅湖》《吉赛尔》《关不住的女儿》《仙女们》以及中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玫瑰》《雷雨》《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等中担任主要演员。

“大春”一角让凌桂明闻名遐迩，但他喜爱的角色不止这一个，还有《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雷雨》里的周萍等。

“《白毛女》中‘大春’这个角色帮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红色娘子军》的舞蹈编排比较成熟，我喜爱扮演其中英勇就义的洪常青，我也喜欢扮演《雷雨》中的周萍，比较有深度。阿里巴巴这个角色对我也很有帮助，让我在舞台上更放得开，表演更潇洒自如。”

在凌桂明眼里，接触各种角色都有益处。从上台表演开始，凌桂明一直是主要演员，从来没有演过群舞演员。让人诧异的是，有段时间凌桂明自己主动要求去演群舞演员，比如在《红色娘子军》里演个团丁，化上妆，在神不知鬼不觉中，体验了一下另一种角色。

1979年，上海芭蕾舞团成立。1980年左右，凌桂明近40岁时，上海芭蕾舞团团长想让他当团里的队长，不料凌桂明拒绝了。“因为已经有个队长了，我把人家的位置挤掉不好。团长说那么当舞台监督，我也不当，因为有人了。当时我就想着等到体力真不行了，就当个角色演员，演个老头之类，一直演下去就好。”凌桂明回忆道。后来，年轻的一批演员辛丽丽、汪齐风、杨新华等入团，团里就派凌桂明去指导他们，凌桂明同意了，他成为了上海芭蕾舞团青年队队长。之后，他又被任命为上海芭蕾舞团副团长，后升任团长。

1987年，凌桂明调任去当上海舞蹈学校副校长。几年后，组织上准备让凌桂明接任校长一职。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但是凌桂明的倔脾气又上来了，还摆起了“谱儿”，谈起了条件。“当时舞校和芭蕾舞团中间只隔一条河浜，两边可以自由穿行，河浜比较臭，而且也不利于两边管理，所以我建议把河浜填掉，围起围墙。此外，当时老师的工资比演员工资低得多，少了近一半，职称也很难上去，学生刚毕业待遇就马上超过老师，不合理。我建议要提高老师工资。我表示，要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考虑当校长。后来问题解决了，我就同意了。”

1995年，凌桂明开拓办学新思路，跟东方电视台合作成立了上海东方青春舞蹈团，走自负盈亏之路。青春舞蹈团有二十多人，既负责东方电视台节目中的舞蹈部分，也用东方电视台提供的资金搞创作。他们创作了《野斑马》等大型原创舞剧，很受欢迎。有了自己的舞团，上海舞蹈学校的学生也有了更多实践锻炼的机会，一些学生去国外参加比赛时，早已是成熟演员，不会怯场，表现出色。

凌桂明不仅用心栽培幼苗，还非常照顾园丁，为了改善教师的生活条件，1997年，他促成了新教师楼的落成，解决了近百位教职员工的住房困难问题。凌桂明认为老师们的待遇、生活条件好了，才能更安心地为学校工作。然而，让凌桂明始料未及的是，在一片感谢声中也出现了一些抱怨声，一小部分没分到房子的教职工有意见，一些同事嫌房子小。“我爱人跟我说，其实你不做，按你的级别，也能分到房子。我是为大家做了好事，人家还有意见。幸好我想得开，既然在这个位置上，就要为大家服务，不求回报，不然真的想不通的。”凌桂明脸上露出了无奈的表情，不过很快就转为豁达的神色。

2000年，凌桂明调任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院长。同时，他还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舞蹈家协会主席。“前年已经退休，不过仍然还在教学，他们返聘我为上海戏剧学院舞蹈学院名誉院长。只要身体允许，我还是不想离开舞蹈，上上课，做我喜欢的工作，对学生还有点帮助就可以了。”对于今后的计划，凌桂明如此诚恳而朴实地回答道。

记者：你在教育领域从教多年，有些什么特别的感触？

凌桂明：教了那么多年学生，感觉现在的孩子真的不像我们这代。我们当学生时，就想着要好好学习，要当舞蹈演员，而且是优秀的舞蹈演员，最起码也要毕业后能找到工作，赚钱养家。但现在问这些学生有什么目标，大都回答没有目标。其实除了家里出学费外，国家也在培养你，要好好学习对得起国家、老师、家长，对得起自己，但是现在这些方面的灌输太少，一些学生就想着混个文凭。还有些学生学得蛮好的，毕业后不愿意进团，宁愿漂在外面，或给人家当去参加一些业余比赛，赚的钱不少，但这不是长久之计。现在社会各方面的诱惑比较多，所以要帮助青年演员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很多真正的艺术家不一定非常富有，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艺术领域和精神世界里收获了更多。

记者：以前报考舞蹈学校的学生可谓人山人海，竞争激烈，但是现在生源锐减，在你看来是什么原因？

凌桂明：现在在生源方面确实存在问题，招生中，会发现几乎没有上海学生报考。我们经历过比较艰苦的时期，知道苦，但现在的独生子女不能吃苦。同时，现在舞蹈学校的招生模式和以前也不太一样了，像我，没有发现自己是跳舞的料，是老师下来招的，而且以前招生是按照老师的专业眼光，满足条件才能进学校，进学校还有试读期和很高的淘汰率，学生经过这样的选拔，相对来说成功率比较高，采用这样的选拔方式也是因为当时没有拔尖的芭蕾人才可以被发现。现在我们学校有很多自费生，有些孩子是自己感兴趣，但很多可能是家长的意愿，其实有些孩子可能根本不具备这方面的天赋。此外，我们这一代舞蹈演员都是国家培养的，而且有后续安排，很多舞蹈演员在退出舞台以后可以继续念书，或者转向服装、灯光、化妆等岗位，但现在的机制是双向选择，也造成了很多问题。不少家长盘算一下，觉得不划算，又太辛苦，就不愿孩子来报考。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人才体制可以允许有一部分国家定向培养的艺术人才，还有一部分是自费学习。有些好的苗子、在艺术上可以有所成就的，我们就多投入一点，使他们尽快成才。毕业以后也要让他们有舞蹈跳，有比较好的待遇，以维护舞蹈人才队伍的稳定。

记者：目前上海的舞蹈创作现状如何？

凌桂明：近几年，上海非常重视舞蹈，虹桥也在建设国际舞蹈中心，我们的文化设施硬件比较好，完全可以达到国际水准，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重软件工程，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也需要一流的。现在我们的舞蹈演员去国外参加比赛，获奖者可以到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地去留学，我们上海也提供这样的机会，但外国舞蹈演员过来留学的很少。曾有个加拿大演员到上海来了一段时间，有人问他感觉怎样，他说，本来感觉还可以，但在上海跳了一两年以后，感觉不会跳舞了。因为在国外，演出多，观众多，演员的机会也多，经常跳，工资待遇也好，而在上海剧目比较少，演出比较少，慢慢可能就感觉不会跳了。

记者：在培养人才、促进创作方面，你有怎样的建议？

凌桂明：现在国内舞团要排节目大都请一些著名编导，比如一部作品要参加全国比赛，五六分钟的节目就要10万元薪酬，但他们宁可多花点钱请知名度高的艺术家来编舞，这样得奖的可能性更大一点。但是我认为应该把这些创作经费给学校老师，给年轻的编导，让他们得到锻炼。原来上海舞蹈创作在全国来说是“半边天”，当时只有北京和上海是舞蹈创作比较强的城市。后来，上海的舞蹈创作有一段时间比较弱，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也鼓励年轻的舞蹈工作者多创作。我们重用年轻编导，但不代表马上就要他们拿奖。我常常跟他们说，趁你们年轻没有知名度的时候多创作一些作品，就算搞砸了别人也不知道，年轻人失败了没关系，需要慢慢积累经验。从上海舞协角度，我们也为他们搭建了平台，提供条件，比如开研讨会、座谈，找机会送青年编导去内蒙古、贵州体验生活，这对青年编导的帮助也比较大。我们要有属于上海的年轻编导和节目。近几年，上海陆续邀请了一些国内外比较知名的编导和专家来交流、工作，建议也可以由舞协出面邀请，让其在某舞团工作，其他团的演员也可以去观摩，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