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土开发的绿色(环境)代价

稀土的环境影响十分复杂。其一，这种影响具有截然相反的两面性。一方面，稀土是发展绿色产业不可或缺的关键原材料，广泛用于生产节能环保产品和高效电子信息产品。更重要的是，目前人类掌握和开发出的稀土用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随着稀土研发的深入，每隔3至5年，世界就会开发出一种新的用途。事实证明这些新的发现和发明，改变着现有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格局以及传统产业的技术路径，成为引领新经济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稀土的开发、提取和加工各阶段，都会产生不同的污染物，特别是使用低成本开发和生产的技术工艺，对环境破坏更严重。其二，针对稀土开发、分离和加工过程的环境问题采取的治理措施，特别是贸易措施，往往也会产生复杂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增强非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对市场各类主体不公平待遇、扭曲市场竞争环境等。这类措施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甚至降低稀土产业链高级创新活动激励的后果，可能比单纯的环境损害更难以估量。

稀土助推绿色创新经济发展

稀土是17种元素的统称，这组元素所具有的广泛性能，如金属性、化学性、催化性、磁性、光学性，导致它们的最终用途不断扩大，从最初的玻璃抛光、打火机到目前的荧光显示器、激光、磁性材料、电池、磁性制冷等，再到未来碳氢经济时代的高温超导、氢的安全存储和运输……稀土正在人类创新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今天，稀土正在帮助人类转向更清洁、更节能和更安全的生活方式：稀土被用于生产汽车尾气净化器、含稀土镍氢电池电动车减少尾气排放；稀土永磁使汽车轻量化，减少能耗；含稀土高效节能荧光灯不但节能还减少CO2排放；磁致冷技术替代传统（氟利昂）制冷技术减少对臭氧层破坏；用镍氢电池代替镍镉电池、用含稀土镧或铈红色颜料，取代镉或其他重金属颜料，降低使用中产生的毒性物质。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极大的结构调整压力，发展新能源、新技术产业，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摆脱危机的共同选择，对稀土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殷切。

我国稀土的开发提取是高污染

行业

随着中国和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对稀土需求的快速增长，中国稀土资源和环境压力正在逐步加大。近2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稀土市场上唯一重要的供应国，占世界出口市场的95%以上。长期高强度的开发不仅使资源过快消耗，而且产生和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给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和国际贸易带来巨大压力。

与其他矿物开发提取一样，稀土开发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系列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包括：一是矿山开采阶段对地表土壤和植被的损害；二是有用矿物质提取阶段使用大量有毒化学溶液，这些有毒溶液不加处理或处理不当排放，对周边农田、村庄、水源地和野生动植物栖息地造成严重威胁；三是矿物质提取后遗留大量尾矿，这些尾矿通常含有毒重金属、致酸物质。尾矿大量长期聚集对周边环境产生严重危害。稀土环境损害问题的特殊之处，一是与资源分布相关的开采和分离模式。在我国离子型稀土储量丰富的南方，离子型稀土分布在地表层，分布散、丰度低，工业化开采难度大，导致手工作坊式生产盛行。过去这些作坊往往使用原始的方式从土壤中分离稀土，即直接往矿山泼洒草酸和硫氨。据专家测算，用这样的方式每开采一吨稀土，要破坏200平方米的地表植被，剥离300平方米的地表土，留下2000立方米的尾砂，每年造成1200平方米的水土流失。后来改向山体里注入硫酸氨萃取剂，每开采一吨稀土氧化物平均需注入7-8吨萃取剂，大量有毒溶液长期残留地下，对地下水和地表水都构成严重威胁，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或丧失，动植物栖息地被毁，局部生态系统退化。二是北方轻稀土开采后的尾矿含有较高浓度的放射性物质钍。从白云鄂博矿区开采出来的稀土精矿含有放射性物质钍，精炼后每年产生约5万吨放射性废渣。目前废渣形成的尾矿湖累计1.8亿多吨，占地10平方公里。这个尾矿湖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启用，当时既没有资金也没有技术建立阻止放射性废物及毒素进入地下水的防护层，经过60年的不断累积，放射性危害在不断增加和蔓延，最令人担忧的是，尾矿湖中的有害物质可能导致附近黄河水的放射性污染。

与环境破坏相比，资源的快速消耗更难以容忍。据官方文件披露，我国稀土开采回收率低，南方离子型稀土资源开采回收率不到50%，包头轻稀土矿采选利用率仅10%。由于长期粗放式开采以及私挖滥采，导致资源保有量和保证年限迅速下降，包头稀土矿主要矿区资源仅剩三分之一，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储采比已由20年前的50降至目前的15。专家估计，对轻稀土而言，如果按现在包钢每年1000多万吨矿石的开采速度，包头白云鄂博主矿再过30年将开采完毕；而南方中重稀土，如果按 2007年4.5万吨的速度继续生产，按 70%的回收率计算，剩余储量只能开采9.3年。

资源环境问题恶化的主要原因

上述与矿物开采和提取有关的资源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大类因素：一类是所使用的工艺技术。低成本工艺技术往往导致高发且严重的环境损害，而这恰恰是长期以来我国稀土开发的特点；另一类是社会现有的经济制度的完善和成熟程度。与生产开发活动造成的环境损害相关的经济制度主要是环境成本内在化制度，与资源快速消耗相关的经济制度主要是资源所有权制度。当社会没有建立或没有完全建立起将生产开发等活动的环境影响全部纳入成本考核体系时，企业不需要对生产开发活动的环境损害付出代价，这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过度消耗。即便是建立了这样的制度却没有得到有效落实，也同样不能起到保护资源环境的作用。我国在矿业权配置上长期存在事实上的“双轨制”，即有偿取得与无偿取得、行政手段出让与市场手段出让两种体制。即使是有偿使用，支付的费用也相当低。无偿取得制度下矿产资源的产权不清晰，助长了矿业企业“吃肥丢瘦、采厚弃薄”的掠夺性开采行为。

与资源环境相关的贸易政策

为遏制环境问题的恶化趋势、保障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近年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在所有这些政策中，贸易限制政策争议最大。2012年3月欧美日联手向WTO投诉中国的稀土贸易政策，同年8月WTO为此成立争端解决小组。资源贸易的扩张及其对全球消费的贡献，导致资源消耗加速和负面的环境溢出效应，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且中国以保护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保护人类保护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为由，限制稀土贸易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一般例外条款。但是，世界贸易组织同样规定了引用这项例外条款的四项前提条件：第一，为保护国内环境和人类健康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是“必需”的，不存在同关贸总协定相一致的或者较少抵触的，且被认为国家可以加以采纳以实现其环境政策目标的其他措施，即不存在可行的替代措施；第二，贸易措施与它所追求的环境保护目标之间有“实质性的联系”；第三，这些措施必须与限制国内生产或消费的措施一同实施；第四，这些措施的实施，不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构成任意和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根据以往WTO的判例，中国很可能不能满足第一和第四项前提条件。

稀土政策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上游利益和下游利益之间、 中外利益之间、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地方利益和中央利益之间实现平衡，以及如何实现良好的资源治理结构、环境的可持续性、产业的不断升级这些相互交织的目标。毫无疑问，贸易政策可以在促进资源更可持续利用、环境保护、推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也可能起到相反的作用。现有稀土出口配额和出口关税短期内有助于形成我国规范的稀土生产和贸易秩序，但长期看对市场有扭曲作用，对不同市场参与者有歧视作用，应有序退出。贸易不是环境恶化、资源过度开采和浪费的唯一原因，甚至不是根本原因。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下，中国应对和解决资源稀缺性的方式，不仅关系到自身利益，也关系到贸易伙伴利益。中国的贸易伙伴既是中国产业和贸易发展中问题的一部分，也构成解决问题的潜在力量。合作性贸易政策有助于解决共同的政策困境。

（作者为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