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农业技术改善策略

1研究思路与方法

美国学者罗吉斯u曾提出：“乡村社会变迁发生单位可以是社会系统层次，也可以是个体微观层次”。因此，笔者在坚持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基础上，沿着“个体．家庭．村落”的思路展开。首先，讨论村民个体的变化。村民是村落的主体，农业技术进入村落之后首先影响的是农民个体。从农民的身份、价值观念可以清楚的看到农业技术对其的影响情况；其次，家庭是农民与村落的中介，农业技术通过作用于农民进而对其家庭关系产生影响。家庭劳动分工、技术决策以及夫妻关系的变化都可以反映出农业技术对家庭的影响作用；最后，讨论村落的变化。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同时研究村落外部市场和政府对村落社会的影响，从而把握村落社会整体的的变化。无论农民个体、家庭如何变化，农业技术只有作用到整个村落时才具有意义。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对村落经济、社会交往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农业技术对村落的作用就在个人、家庭、村落3个层次的变迁中表现出来，而且不同层次的变迁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质性研究，即“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在当时当地收集第一手资料，从当事人的视角理解他们行为的意义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然后在这一基础上建立假设和理论，通过证伪和相关检验等方法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研究者是主要的研究工具，其个人背景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对研究过程和结果必须加以考虑”[5]。因此，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努力做到当事人的主观感受与研究者的客观观察相结合，事件描述与理论解释相结合。选择陕西杨村作为调查对象，基于两点考虑：(1)杨村具有“村落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且位于陕西杨凌示范区设施农业示范园区规划内；全村大部分耕地转为设施农业；温室大棚的经济收入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2)村落中有“熟人”带领进入，并根据村落情况设计了问卷，于2011年3—6月在村落中进行了田野调查，将深度访谈与问卷相结合，全面了解温室大棚种植技术给村民及村落带来的变化。

2样本村介绍

杨村位于渭河流域关中平原腹地，在杨凌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的西北方向，距杨凌城区8km处，东距西安市90km，西距宝鸡市86km，村前有沟通东西的杨扶公路，交通便利。全村共有4个村民小组，270户，l166人，400个劳动力。据杨凌示范区2010年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以前，杨村主要收入来源由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养殖、外出务工四部分构成。其中，种植小麦、玉米、菜籽72．4hm，种植猕猴桃9．867hm，圈养猪牛185头，种植与养殖占村民总收入的51．6％，务工收入占39．2％，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仅占9．1％。2009年在政府的推动下，杨村成立了土地银行，流转给外村9个专业合作社建设设施农业用地35．867hm，分别给陕西银磊农业科技公司、省果树苗木中心流转土地l1．333hm2和15．333hm。杨村建成设施日光温室大棚168座，占地14hrn2，塑料中棚l9座，2．467hm2，共占地16．467hm2，每个自然棚的收入在1．5万～2．5万元。粮食作物面积从2008年的72．4hm2减少到2010年的14．6hm，201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9164元，比2009年增加了2404元，增长了35．6％，较2008年增长4027元，增幅78．4％，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小麦、玉米等传统作物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且杨村为“三网融合”信息化试点村，电话入户率98％以上，互联网入户率达到30％。

3技术的进入及技术网络的形成

引起社会系统变迁的新要素90％是从系统外部导入的n】。同样，大棚技术进入杨村也是外部力量推动的。

3．1技术的进入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科学技术在农业中广泛使用，政府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工作，特别是设施农业的建设。设施农业(温室大棚)能部分或全部控制农业生产的环境条件，因此能缩短农业生产周期，缩小占地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农业生产的稳产、高产，提早或延迟产品上市时间，调节市场供应，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产值】。但是，杨村村民之前没有接触过大棚，不知效益如何，因此对承包大棚一事犹豫不决。政府组织村民去山东寿光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参观学习，温室大棚进入村民的视野，良好的收益冲击了他们。参观结束后，村民们按照政府的施工要求积极投入到温室大棚的建设中。投入生产时，合作社联系了三位分别擅长种植、病虫害防治、大棚技术管理的教授，每周末到田间地头为农户们从最开始的温度控制、定植、喷花(点花)、剪枝、吊蔓到作物茬口的安排、病虫害防治等知识的讲解，并且到棚里为农户进行现场指导。经过政府的引导和推动，教授的输入和讲解，农民技术员的沟通和帮助，大棚技术进入杨村，并扎根发芽。

3．2技术的培训及更新

政府充分利用当地高校农业科教优势，聘请专家教授，通过现代教育教学手段，采取集中系统培训和现场观摩交流相结合，促进村民尽快掌握农业技术知识。由当地科技局统一组织考试，对基础知识和生产技能全部合格的学员，颁发农民技术员等级证书。调查中，一位研究番茄的教授为杨村的村民进行培训，地点设在村委会的会议室，座无虚席，村民们并就病虫害防治与教授进行了交流。培训结束后，询问村民效果怎么样，“好的很，现在大棚里的活我们都已经掌握了，现在主要是病虫害太厉害，品种在更新，病毒也在更新，之前的方法有些陈旧了，这回还学到不少”。当今中国的农民仍是小规模的家庭经营，本质上仍属于小农。但是，他们完全不同于过去封闭社会传统的小农，已经被卷入一个高度开放的市场体系中，因此他们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在增多，需要不断更新技术知识以适应这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和市场。

3．3技术的交流和推广

技术传播是信息从信息源到受者的传递过程。传递过程中涉及不同的人际关系互动。传播的本质在于不同角色模式的互动与配合m。大棚技术进入以来，村民闲暇时候的串门聊天变为了在棚外聊天，这就为技术的交流和推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他们谈论市场价格、种植品种、农药化肥、技术员传授的方法。农户们认为这样的人际传播渠道“看得见，摸得着”，信息可靠；在传播交流过程中农户可以参与其中，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充分讨论；一些农户的文化程度低，对书本、网络等大众传播渠道提供的信息理解起来有难度。基于这3点原因，在技术推广的过程中，农民技术员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人际传播是个人之间的信息沟通与交往，具有传播主客体的充分参与性、反馈的灵敏性和沟通的情感性，并且农民技术员也承包大棚，在实际生产中会与农户遇到相同的问题，所以，农户有问题通常会找农民技术员来解决。

4农业技术在村落变迁中的作用

农业技术是社会体系中独立存在的知识系统，是推动村落变迁的主要力量。杨村村民在技术的推动下从单纯的生产者转变为集多种角色于一身的职业者。他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市场意识增强，重视效益和彼此的合作。

4．1农业技术对村民的影响

4．1．1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的转变

首先，传统的农民身份变为专业户。温室大棚可全年种植瓜果蔬菜，不因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酷热而中断生产，农民不像种植传统作物时，1年只有“三个月忙，九个月闲”的状态。温室大棚对温度要求很精确，温度低于或高于标准温度容易致使农作物生病。因此农户要有责任心和明确的时间观念，像工人一样每天按时工作。传统农民为了满足自己家庭的需要，粮食和各种蔬菜都种上一些，如今他们的兴趣则集中在少数几种作物上，并以生产和出售这些农产品为职业。平日消费的粮食、蔬菜和肉类食品需从市场上购买，传统的农民成为专业生产者。其次，职业观的形成。农民在大棚生产中，不再靠天吃饭，而是采用滴灌技术，不仅保证作物的灌溉用水，而且节约用水；对待害虫，采取科学的方法，利用粘虫板、防虫网等预防为主的方法；对作物的病害，采用教授和农民技术员讲解的科学配方；种植作物时，讲究农作物之间的间距，除给大棚里施用传统的农家肥外，也越来越依靠现代技术生产的各种肥料，例如氨水、尿素、复合肥等各种有助于农作物生长的肥料。这种对待农作物的态度，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变迁过程，从观望到试用，以及后来的完全依赖。再次，围绕大棚户的职业进一步分化。大部分农民成为蔬菜瓜果专业户；由于大棚需要农家肥，出现了专门运输农家肥的农户；临街居住的农户因为具有便利的地理位置，经营起专为大棚提供种子、农膜、农药、化肥的农资商店；还分化出专门操作旋耙机的农户，每次耕地的收入不菲；而通过农业技术考核的学员，可以取得农民技术员等级证书，如果被聘为农民技术员，每年可获得1．5万元的工资收入；有经济实力的农民承包近百亩的大棚，雇佣专业技术工人为其生产，成为农民企业家。

4．1．2价值观念的转变

中国农村经历长期的小农社会，与这种自给自足的经营方式相适应的传统观念在农村根深蒂固。然而，随着大棚技术的进入，农民种植的瓜果蔬菜不像以往的粮食作物供自己消费，而是与市场紧密相连。农业不再仅仅是一种生产的技术，更是对市场需求的一种适应。市场关系和价值规律不仅在经济运作中发挥日益增长的作用，而且冲击着村民的思想。当农民不再是自给自足，并开始考虑自己产品销路时，他的整个世界观都会发生变化。在社会层次上的变迁是发展，在个人层次上的变迁是现代化”】。农户随着农业技术进入了个人现代化的过程。种粮养家的农民和大棚专业户具有完全不同的视野，后者具有更强的市场、风险、合作意识。(1)市场意识。杨村从2009年2月开始建设大棚，主要种植番茄、黄瓜、圣女果和礼品西瓜。8月定植，12月蔬菜瓜果陆续成熟上市。农户王红社和妻子共同经营一个长达120m的大棚，主要种植番茄。他自2009年12月份开始将每次出售的价格记录在册，在1年种植周期结束后总结价格波动规律，在新的一年里重新安排茬口，以避开低价期。合作社社长撒全库和农民技术员魏勤力这类思想更加超前的农户，很注重作物品种的选择，并且敢于尝试，舍得本钱购买虽然贵但是品质好的种子。他们认为只有品种好，生产出高质量的农产品，才能在市场上稳住脚跟，赢得长远发展的空间。(2)风险意识。杨村将土地流转整合，统一建设设施农业，村民不能种植供自己消费的粮食作物，唯一拥有的是承包的大棚，每年需交地租(10500元／hm)。因此，大棚经营的好坏对他们至关重要。其中品种的选择是关键。农民是很理性的，对于品种的选择，他们很慎重，需眼见为实。种子经销商来推销时，农户们一致要求经销商细织他们去有种植此品种的地区参观。看到别人种植的效果后，他们才决定在来年种植新品种。由于杨村的大棚处于起步阶段，经验不甚丰富，在选择品种时，偏向抗病能力强的品种。因为品种没选好容易起病，严重的病害，对农户将是毁灭性打击；果型不佳不易出售，产品销路不好会使农户们焦头烂额。大棚与市场紧密相连，农户们对市场风险的灵敏度也在提高。中央新闻播出德国“毒黄瓜”事件后，农户们担心是否会给他们的农产品销售带来冲击，经常围绕此话题展开讨论。(3)合作意识。虽然设施农业建设之初，政府帮助农户成立了合作社，实际上，合作社并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但是乡土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一些农户因为销售自己的农产品经常与批发商联系，久而久之成为了代办人，不仅为批发商提供良好的货源，还为周围的邻居解决销售问题。遇上收购万斤以上的大客商，不同区域的代办人联合起来，从各自负责的区域内联系货源，装箱汇总。高效率的工作吸引着批发商源源不断的来到杨村。(4)消费观改变。消费观是伴随着村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改变的。种植传统作物时，从土地上每年只能收入2000元，加上家中男性劳动力在外务工的收入，1年大约近3万元的收入，除去开销所剩无几，村民对城市人的消费方式虽然认可但不会去模仿。在笔者做调研期间，当地旅行社与村妇联组织村民“西安一日游”。参加活动的女性都为家人买了纪念品。王红社的妻子回来后大喊没过瘾，因为跟着旅行社游览景点的时间有限，所以她提议村民下次自己组织出去旅游。种植传统作物时，在田间地头忙碌的是男性，妇女只需在家做家务即可，但是手头紧缩，空有大把时间。随着温室大棚的发展，村民的腰包鼓了，底气足了，忙里偷闲大家是很乐意的。王红社的妻子说：“在以前怎么也想不通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闲逛了，现在趁着跑得动，孩子们都上学了，也不用看孙子，能多逛就多逛”。而村民王鑫宇则是为将来做规划性消费。他不仅添置了电脑，便于上网查询农业信息和农产品价格，而且还为妻子和自己买了人寿保险，给子女购买了“少儿英才”教育保险。(5)重视技术学习。随着大棚技术的进入，村民越来越意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要有机会就会参加农业技术培训。村民王鑫宇高中毕业，踊跃参加培训班，与技术员、教授交流，还通过读书、读报、网络，学习科技和广收信息，成为种植好手。遇到蔬菜新病害敢于尝试新农药新方法，并传授给邻居。昔日“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在村民身上已不存在。现代科技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嘲。村民用温室大棚装备农业，将科学的方法和管理技术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舍得下本钱采用新技术，极大的提高了农业收益，加速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的进程。

4．2农业技术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4．2．1家庭劳动分工

传统社会，夫妻关系是典型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现代社会对妇女的要求早已不再是“三从四德”，“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思想观念逐渐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夫妻关系趋于平等，但还是可以看到“父权制”的影子，女性仍然依附于男性。传统农村家庭中妇女做家务、看孩子、喂猪、闲暇时织布贴补家用，“男耕女织”的生活对女性而言是轻松惬意的。而今，妻子不仅同丈夫一同下地，喷花、缠蔓、剪枝、采摘等操作性农活都是由女性来完成，劳动了一天的她们回到家中仍要做家务。设施农业的进入明显增加了女性的劳动负担，成为“男女主外女主内”的夫妻模式。当采访到女性时，她们感叹“每天都要到棚里，活多的忙死人!”

4．2．2家庭权力分配

传统农村家庭内外的全部事宜都由丈夫决策。在杨村，夫妻共同经营大棚，女性从家中的房前屋后走向生产，参与大棚的种植、管理和销售。在与家庭生计相关的重要决定上，夫妻共同商议，而大棚技术决策上由丈夫做主。男性普遍比女性文化水平高，且因为长期在外务工，视野开阔，所以丈夫参加技术培训，决定使用何种农药化肥。王红社与妻子经常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吵架，甚至大大出手。但是自承包大棚以来，夫妻俩一起工作，谈论销售价格，共同决定种植品种，夫妻之间开始了愈来愈多的围绕大棚的互动。蔬菜成熟时，丈夫为销售忙前忙后，与批发商讨价还价，妻子也参与发表意见，并且担负采摘，装箱的任务。从使用手机，这一现代沟通工具，又可以看出夫妻之间微妙的关系。现代社会，手机作为一项生活的必需品进入人们的生活。虽然妻子也拥手机，却很少随身携带。而丈夫是手机不离身，他们要与技术员通话，询问技术问题；要与客商联系，便于自家产品的销售。在调查中笔者发现，都是丈夫经常使用手机，妻子很少或者不使用，说明在家庭权力分配上，女性仍然处于从属地位。

4．3农业技术对村落的影响

4．3．1大棚技术对村落经济的影响(1)村民承包大棚无疑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改善。根据杨村村民的收入情况可以看出承包大棚确实使村民家庭的经济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2008年以前，杨村村民年人均收入增幅一直徘徊在13％左右，但到2010年，村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164元，比2008年增长4027元，增幅78．4％，年均递增35％以上。其中：2010年设施农业人均收入2554．9元，占年人均总收入的27．9％，比2008年种植业总收入增长了1134．8元，增长70．8％；粮食作物收入182．7元，比2008年降低了785．5元，减少了90％；传统农业收入仅占农民收入的2．2％。(2)改变了村落的产业结构。2009以前，杨村每家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他们凭借着“一亩三分地”的微薄收入维持着家庭的生计，青壮年则外出打工。麦麸、玉米、田间地头割来的青草，这些是喂猪养牛的好材料。这虽然不是理想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但是其中也透着些许传统农村静谧安详的生活。2009年开始杨村粮食种植面积迅速缩减，一片一片的绿色麦田被白色的温室大棚所取代，自给自足的粮食作物统统变为供应市场的瓜果蔬菜。家家都忙碌在大棚中，家中后院的猪圈成为杂物储藏地。设施农业彻底打破了“种田为吃饭，打工为挣钱”的生产经营模式。(3)生产方式发生改变。每个大棚全部配套了变频泵、暗管输水、滴管、卷帘机，水肥一体化、测土配方施肥、粘虫板、灭虫灯等现代化设备和技术，改变了传统生产方式。传统的“夏忙冬闲”颠倒位置。7月农户们将大棚里的土地翻耙整理后，休养生息的同时，利用高温进行棚内杀菌。11月份番茄开始上市，春节里村民有选择性的走几家亲戚后就投入到大棚生产中，正月十五刚结束，番茄价格一路飙升至3~4元／kg，村民整日忙碌在采摘、装箱、讨价还价之中。现在的人工采摘代替了往日的收割机，因为收割机庞大的身躯进入不了大棚。忙碌中村民总是希望适宜大棚操作的机械能早日发明出来。大棚内作物对温度变化很敏感，所以村民希望天天能够艳阳高照，最不济也要多云天气，过去讨人喜欢的降雨现在竟然不受欢迎。(4)经济轴心的转移。每一种经济形式都包括产品的生产和后期销售的环节。村民和批发商的行为都受到市场价格的支配，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决定并调节生产什么，如何生产。杨村经济的轴心已经从生产转向了销售。因为大棚种植的是与市场紧密相连的蔬菜瓜果，待到成熟时，村民通过代办人将农产品售给批发商。而专业合作社只是空壳，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农户还是处于“原子化”的自产自销阶段，单个农户无法抵御市场带来的风险和打击，所以农产品的销售问题成为村民心中的头等大事。他们现在不是发愁生产不出来，而是担心生产出来怎么卖出去以获得收益。(5)农业生产商品化。村民完全为市场进行农业生产。大棚农业生产引入小型农业机械，而且在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的商品化程度也提高了。大棚里种植蔬菜瓜果的种子基本上一年一换，并且都是在市场上购买，并且会谨慎的选用新品种。过去种植小麦、玉米，可以养猪牛羊等牲畜，而牲畜产生的农家肥又利于庄稼生长，而现在村民不种庄稼，没有条件进行养殖，每年都需要从专业农户那里购买农家肥。商品化使农民追逐利润，如果他们的劳动不能获得报酬，不能收回投资，这种生产就无法继续Ⅲ。

4．3．2大棚技术对村落社会交往的影响费孝通说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的社会，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每个传统的中国人都被一层一层的人伦关系所笼罩，而这些关系不是由人们选择的，而是由血缘关系强加于每个人的。费老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乡村社会结构就是“以‘已’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不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交往格局随着大棚技术的进入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大棚从育苗、定植、点花到缠蔓、吊蔓、剪枝、摘取，每个环节忙碌时都需要人手帮忙，费用25～3O元。大家习以为常的“有无相恤”的传统被“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替代：村民为雇主工作，按时间领取报酬。这种雇佣关系是被村民认可的新的关系模式，在这个模式中，谁都没有认为有人在剥削他们，也没有人认为他在剥削他人。村民认为，互惠互利，非常自然。王鑫宇在伯父家上楼板时以侄子的身份去帮忙与尽义务，但在大棚需要伯母工作时，则按标准支付给伯母报酬。从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改变着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差序格局渐趋理性化。市场经济和现代传媒为村民提供了进行理性算计交往朋友的理由u”。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的挂上了钩，村民们过年时会给经常来往的批发商、代办人、农资经销商发送祝福短信，人际关系及合作的范围已从家庭移向了社会。协调社会关系的准则也从伦理性的规范要求转变为经济、法律的规范。杨村人社会关系的范围和准则不再仅仅以血缘、地缘为依据，而开始把业缘包括在内。

5讨论

5．1农业技术与村落社会的互构

社会变迁根据变迁的动力可分为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内发变迁是指社会变迁的原动力源于社会系统自身，是内部的一种自然生长过程】。关联变迁则是社会系统之外的新思想被传送进来引起的变迁。而关联变迁又分为选择和指导两种。选择关联变迁是当社会系统内的成员受到外界影响，根据自己的需要，采用或拒绝新思想引起的变迁。新思想的影响可能是自发的，也可能是伴随的。接受者可以选择、解释、采用或拒绝新思想。指导关联变迁是当社会系统外部，诸如一些机构或机构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意识的介绍新的思想所引起的变迁”】。村落作为一个社区、一个小社会，总是处在非常特殊、极其复杂的环境之中。杨村在政府的政策指导下迈上设施农业的道路，在农业技术的推动下发生村落变迁的实践，但这不是理论或意识形态单方面的落实，也不是政府政策单方面实施的进程，而是村民生产和生活活动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和建构的过程。杨村在最初的指导关联变迁中完成了设施农业的棚体建设。当村民对大棚技术很熟练了而且清楚的知道他们的需要时，很快就出现了选择变迁，并且卓有成效。大棚刚落成时，政府要求农户们统一种植国产品种番茄‘金鹏一号’，在经过1年的种植过程中，农户经过自身体验，并通过与外地同行们的参观交流，在第2年根据市场的需求情况选择抗病能力强、果形好、产量高的新品种。合作社的理事撒全库在第1年的第2茬就不惜投入3600元为3个大棚更换进口品种，并且采用了不易堵塞的新的滴灌管道，在获得丰厚的收益后，他更加坚定的采用新品种以保证良好的收益。村干部在1年收获后将村民召集起来互相讨论大棚的情况，并发挥党员作用，一名党员帮带10名群众发展大棚种植。34名党员开展技术承诺大会，义务为农户进行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随着大棚作物品种、病虫害的更新和市场的需求，村民们从一无所知的被动接受到对新技术的渴求，他们通过技术培训、电视、聊天的方式实现自身技术知识系统的更新进而推动着技术的改进。人们把技术传播部门称作“技术推广”部门，词意本身包含了科学家和技术推广工作者居高临下的身份，但是，农民长期生活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拥有相当丰富的技能和乡土知识。针对一些病虫害时，农户们会采取科学的方法和他们自己的“土”办法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取得不错的效果。农业技术所引起的村落变迁是一种选择的关联变迁，是外力影响和内源变迁互相结合的变迁机制。正是这种变迁方式改变了杨村的社会和生活的面貌。

5．2政府、市场对村落变迁的影响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不是体现在个别发达城市的发展程度，而是体现在其相对落后的农村现代化水平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现代化是制约国家整体现代化这只水桶容量的短板n”。在杨村成为现代农业示范基地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强大的推动力。从组织机构的成立、政策的出台到棚体建设、技术培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鼓励村民承包大棚，组织村民们免费去山东寿光参观学习；并且为每一位承包大棚的农户进行1．5万元／50m标准棚的补贴。杨村在国家建设现代化农业的大环境下，受到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思想和经济变革。政府作为一种超经济的组织力量，在杨村的变迁中发挥着巨大的控制和管理作用。在杨村刚迈上现代农业的道路上，政府如同一位母亲手把手扶着孩子学走路，一旦松手，杨村是否能够顺利发展下去，要看后期市场发育成熟与否。设施农业必须形成规模效应，农民才可以从中获益。从杨村看到，农户们还是原子化的生产，处于自种自销阶段。合作社因为资金不足、村民对现有合作社的不信任、精英断层而一直未运行起来。市场是杨村设施农业能够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杨村的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技术将村民们带入高度开放的社会化体系中，农户的开放性越强，他们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就越多，这就需要政府完善合作社的规章制度、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农户提供技术培训的平台，提供种子、农药、化肥和市场价格等信息。虽然农业技术是杨村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但是政府和市场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杨村只有在政府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中，遵循市场规律，借着农业技术的强大推动力，才能乘着现代化这辆列车奔向远方。

6小结

美国学者斯科特曾用“生存伦理”来理解农民，即满足家庭基本需求的极端重要性常常迫使农民在面对“水深齐颈”的生存状况时，选择一些“内卷化”或“自我剥削”的生存方案以度过难关n。而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当农民生活得到改善后，成为“宁愿选择闲暇而不愿做额外工作以增加生产的游手好闲者”】。杨村村民内在的实践意识通过反思性行动与农业技术发生积极的互动，推动杨村的经济发展，这一主体与结构发生的整合过程，挑战了斯科特和韦伯关于农民的论题，在农业技术的推动下，他们成为了市场经济中的参与者，开始了个人现代化的进程。根植在杨村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表明，在中国农村内部存在着现代性因素。村落研究应放在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下进行，不能仅仅局限于农民发生了什么样的行为。解决“三农”问题，不仅政府要做好引导作用，更关键的是要解除对农民的社会排斥和限制行为的枷锁，使农民的理性得到应有的释放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