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畔低调的千年石佛

在重庆地理版图靠北的位置上，有一座名叫合川的小城，这座小城有两个著名的标签：钓鱼城和涞滩。前者是闻名中外的军事战场，后者是小有名气的历史古镇。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知名度，使得坐落其间的两尊大佛一肚子“委屈”――仅看任何一尊大佛，都是名头响亮，但由于钓鱼城和涞滩古镇太过出名，就把大佛的名气掩盖住了。

于是，两尊“委屈”的大佛，就这样静悄悄地在嘉陵江畔低调地生长着……

[钓鱼城卧佛] 全国罕见的悬空造像

提到钓鱼城，重庆本地人恐怕都会如数家珍地谈到南宋末年阻击蒙军南侵的光辉历史，外地游客也多是好奇它作为“上帝折鞭处”的军事战略地位。其实，扼守三江交汇的钓鱼城，早在唐代就是一处远近闻名的佛教圣地。

唐代末期，本地僧人石头和尚在钓鱼城建造了护国寺，据明万历年版的《合州志》记载：“石头和尚俗姓郝，合州人，自幼入景德寺为僧，号四祖师……因凿石出火有悟，回州于钓鱼山建护国寺，后石二十四片为龛，全身入，门自掩，端坐而逝”。

石头和尚建护国寺的时代，正是佛教造像由北方大规模传入蜀地，并开枝散叶的时期。我们可以想象，在景德寺出家的石头和尚，看到北方来的工匠为景德寺开凿造像时那偶然的“凿石出火”使他顿悟，于是决心在家乡的钓鱼山建设一座同样有着巨大佛像的宏伟寺庙。与所有励志开凿大像的高僧一样，石头和尚在历经千难万苦之后，终于在涪江、渠江、嘉陵江三江交汇的钓鱼山顶建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护国寺。

历经千年的岁月，今天的护国寺早已不见了唐代的模样，但石头和尚当年 “凿石出火”所凿就的众多石窟却完整地保留至今。这其中就包括钓鱼城卧佛。相比大足大佛湾卧佛和潼南马龙山卧佛，钓鱼城的卧佛没有那么闪亮的头衔，但却是重庆地区现存最早的一尊大佛造像。

卧佛开凿在一处学称“崖隙”的内凹崖壁之上，身长11米，肩宽2.2米，着双领下垂袈裟，头为高肉髻，两耳间距1.8米，赤足，双脚宽1.2米。背北面南，头西脚东，袒胸露肌，面形丰满，端庄慈祥，情态自然，是一幅构图严谨，比例匀称，既有大刀阔斧、雄伟壮观，又有精雕细琢、娓娓动人的摩崖造像。

川东地区页岩地貌广布，由于岩层间硬度差异形成的崖隙比较常见，石刻艺人巧妙地利用崖隙凿刻了一尊悬空卧佛。由于岩层剥离，卧佛下部悬空，距地面近2米，身下有一道高一尺、深五米的凹槽，使观者产生了一种大佛凭虚而卧的错觉，平添了一丝神秘。虽然不及大足卧佛和潼南马龙山卧佛那般宏大，但钓鱼城卧佛悬空雕刻成像也堪称全国一绝。

令人称奇的是，悬空卧佛脚下，还有一眼古井，井水从崖缝中源源不断地渗出。不少善男信女在拜谒悬空卧佛的同时，都要舀上一碗，喝一口，然后再洗一洗手。据说，卧佛脚下的井水有灵气，喝一口能消除疲劳、增添智慧；洗一洗手，能洗去手上的晦气与霉运。因此，在古井边喝水与洗手者常常是排起长队。

大足大佛湾卧佛以此为蓝本？

在中国的佛教石窟造像中，卧佛是一种常见的形象。与坐佛表现的“佛祖说法”情形不同，卧佛的确切称谓是“佛祖涅经变相”，表现的是“释迦牟尼涅”的情景。在佛教典籍中能够读到这样的记载：“释迦牟尼涅时，于七宝床右胁而卧，头枕北方，足指南方，面向西方，后背东方……”后来人们在雕刻释迦牟尼涅像时就依此而作，便形成了“躺卧”的固定模式。

钓鱼城悬空卧佛就是一尊标准的佛祖涅经变相，他表现出了唐代造像雄浑大气的造型特点，呈现了佛祖涅时的情景。唐代以后，以佛祖涅为主题的大型造像在北方逐渐消失，但在巴蜀地区却被发扬光大，并逐渐融入了地域特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足宝顶大佛湾的卧佛，堪称宋代卧佛的杰出代表。不过，细细比较，会发现钓鱼城卧佛和大足大佛湾卧佛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所以，有人大胆地提出：大足大佛湾卧佛的蓝本就是钓鱼城的悬空卧佛！

这样的论断虽然至今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但是考虑到钓鱼城悬空卧佛早于大足大佛湾卧佛，想想也并非信口开河。说不定，开凿大佛湾卧佛的工匠的确在钓鱼城这尊悬空大佛前寻找过技艺手法上的灵感。

[涞滩二佛寺大佛] 中国第一禅宗造像

与钓鱼城遥相呼应的涞滩古镇，则是合川境内另一尊大佛的坐落之地。

《西游记》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场景，佛祖释迦牟尼端坐莲台讲经说法，众菩萨与众弟子立于两侧细心倾听。这个场景在佛教经典中被称为“佛祖说法图”。在涞滩古镇二佛寺的岩壁上，生动地雕刻着这样一幅“说法图”。除了高12米的佛祖大像，这里还雕刻着各类佛像1700余尊，这些造像气势恢宏，构成了一幅宏伟壮观的佛教道场。

二佛寺掩藏在清幽的涞滩古镇深处，由于地势限制，寺庙被分为上、下两殿。根据寺内保存的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碑刻记载，二佛寺在唐代便已存在，但寺内现存的摩崖造像则多数开凿于宋代，木构建筑则重修于清代。

二佛寺下殿依山而建，大佛就位于下寺北、西、南三面岩石之上。这组造像的中心是位于北岩上的大型组雕《释迦牟尼说法图》，它是整个造像的核心部分。主像释迦牟尼佛居中，通高12.5米，是重庆现存第三高的大佛造像。佛头饰螺髻，额间显白毫，两耳垂肩，面部丰满圆润。佛像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左手抚膝，右手施说法印，双脚自然下垂，呈善跏趺坐，仿佛正在为大众说法。佛祖嘴角后收，面带微笑，双唇微闭，似说非说，这里展现的正是释迦牟尼说法的“说即不说，不说即说”的禅定之意。在佛祖的两侧，雕刻有生动的阿难迦叶、善财龙女、十地菩萨等形象，佛祖身后还雕刻有18层千佛。

宋代大佛造像的典范之作

合川二佛寺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一方面由于其精美的雕工、巧妙的布局，另一方面因为它是一处全国罕见的禅宗造像群。

所谓“禅宗”是形成于南北朝时期的一个佛教宗派。禅宗创始人是著名的“达摩祖师”。禅宗向来不注重经典，而是主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认为修行要“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我们经常说的“口头禅”这个词，就是脱胎于禅宗的教义。“口头禅”本意是指未经心灵证悟就把一些现成的经言和公案挂在嘴边，装作很得道的样子。发展到今天，“口头禅”的含义虽有变化，但却仍包含有不经思索的意思。

中国佛教造像的历史是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在东汉，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那时的佛像是典型的西方人形象。开凿于北魏的大同云冈石窟是早期佛教造像的代表，大佛都是一幅高鼻深目的西域人形象。到了唐代，佛祖的形象开始表现出很多中国本土化的色彩，中国人的面容开始与佛祖紧密结合，慈眉善目的东方特点融入了佛教造像之中。

到了唐末，北方佛教造像衰落，但此时，远在西南的巴蜀，佛教造像却日益繁盛，绵延不止。在巴蜀大地，佛教造像最终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川渝地区保存的诸多宋代石刻中，佛祖已然没有了西域人的影子，轮廓婉约的东方大佛最终成形。

我们经常说，大足石刻是中国佛教造像最后的辉煌，但无论是在雕刻技法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涞滩二佛寺大佛与大足石刻相比毫不逊色。这尊端坐于二佛寺中的大佛高度虽不及某些唐代大佛，但其细腻的雕工、合理的比例，却是其他大佛所不及的。而宏大壮观的罗汉、菩萨群雕更是突破了唐代以来大佛造像只注重大佛本身的传统，配合大佛共同组成了一幅摄人心魄的宏大道场。

在佛像的雕刻技法上，涞滩二佛寺大佛也表现出难得的成熟。佛像面部、衣着上大量运用的曲线造像，使得造像格外生动，一改唐代大佛线条轮廓过于平直、呆板的不足。大佛四周的诸位菩萨、飞天，更是线条飘逸，似幻似真。

甚至在别的地方总是以雄壮威猛，怒目圆睁形象出现的达摩祖师，在二佛寺中也收敛了脾气，表现得温婉恬静，目光婉转。

涞滩二佛寺大佛用一种和谐统一的构图描绘了一个独立场景。这个场景以大佛为中心，大小结合，松弛有度，如同一出“独幕戏”在此上演了千年。

涞滩二佛寺三大未解之谜

在涞滩二佛寺门前，有一个露天茶馆，每天都上演着巴蜀地区最原生态的生活场景：生活在此镇上的老人们，陆陆续续地聚集这里，抽着叶子烟，喝着盖碗茶，要么打着川牌，要么摆着龙门阵，要么在太阳下闭目养神。如果心情好，老人们还会向外人讲起关于二佛寺三大谜团的各种传说。

涞滩二佛为何人所凿？凿于何时？老人们会津津有味地讲述这样一个传说：很久以前，一位云游四海的法师来到这里，他独具慧眼，看中了这块禅宗宝地，决定在此修建寺庙。法师云袖一挥，大佛像出现了；云袖又一挥，许多菩萨塑像和数不清的罗汉雕像出现了；云袖再一挥，高大的庙宇出现了……

坐落在此的这尊佛为什么叫二佛？老人们会一本正经地说着这样一个桥段：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文管部门在寺内发现了一块标明“明正德十三年”的寺碑，上面有这样的记载：“全蜀大佛有三，而宕渠涞滩镇曰鹫峰，盖其二佛也。”当地文管部门由此推断，在四川盆地内，共有三尊大佛，乐山大佛排名第一，故称“大佛”；涞滩“鹫峰禅院”的大佛排名第二，遂称“二佛”。

涞滩二佛寺大佛为什么能完好保存至今？老人们则会饶有兴致地道出这样一个故事：特殊时期，一群红卫兵小将扛着红旗，唱着战歌开进二佛寺，宣誓要将那尊大佛砸碎。他们想攀上去，想了许多办法，但都难以如愿。有一个胆子大点的红卫兵小将，顺着陡壁攀登了上去。当他对准大佛的眼睛，高高地举起铁锤时，大佛的眼里倏地放出一道金光。这个红卫兵小将吓得手一松，脚一滑，从崖壁上摔了下来……这之后，再也没有人产生过动大佛的念头。

尽管老人们的讲述都经不起推敲，但是千年以来，涞滩二佛寺种种未解的谜团却实实在在地成为了此尊大佛身上最神秘的色彩，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涞滩古镇。在古镇上，如果有时间住一晚，还能听到更为神奇的事情：当地人说，假如是一个有佛缘的人，可以在古镇的夜空看到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