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农场”革命

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条件

5年前的2007年，山东胶州市鸿飞大沽河农场48岁的主人王兴迁，以每亩550斤小麦的租价从东小埠村、西小埠村和双京村租种了600亩土地，尝试粮食种植，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到目前为止，他所承包的5030亩土地已经囊括了周边12个村庄，共约2000个家庭的土地。2012年3月份，王兴迁在工商部门正式注册为“胶州市鸿飞大沽河农场”。

土地的集中连片经营使机械化大生产成为了可能。在鸿飞大沽河农场的机械库里，30多台大型农用机械一字排列。据王兴迁介绍，实现机械化规模种植后，起码节省了一半的人工费用。现在农场才20来个工人，一个人管理500亩土地不成问题，只有作物收割的时候才会临时多雇用一些工人。同时，经烘干机烘干的粮食比一般农户晒出来的粮食糠少、土少，比市场价格高出一毛钱还多。“人家的小麦收购价也就1.1元左右，我们的起码能卖到1.2元。”王兴迁说。

在农产品销售方面，鸿飞大沽河农场通过订单农业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市场风险。受2012年全国土豆丰收、价格骤跌的影响，鸿飞大沽河农场损失达100万元。吸取此次教训，他在新春土豆播种前便将1/3的土豆与企业签订了订单。

从全国看来，家庭农场的规模效益也已经逐渐显现。以家庭农场连片集中的上海市松江区为例，自2007年推出家庭农场到2012年6月，松江区的家庭农场已发展到1173户，经营面积占全区粮田面积的77.3%，户均经营面积114.1亩，户均年收入10.1万元。而在吉林延边，2011年199家家庭农场中有98%实现了盈利，2012年全州451家家庭农场中，有99%实现盈利。

家庭农场宜因地制宜

家庭农场能实现很好的规模效益，但一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发展家庭农场还要因地制宜，切忌一刀切。胶州市农业局经管站站长刘丕舜向记者解释：“一个地方是否适合发展家庭农场这种新型的农业经营模式，首先要看当地对土地的依赖程度。比如说鸿飞大沽河农场所在的李哥庄镇，当地是全国有名的制帽之乡，很多年前当地的农民就转移到二三产业去了，种地的寥寥无几。

其次要看土地的收益，土地收益高的地方也不利于发展家庭农场。土地收益高，流转难度就大。比如说离胶州不远的寿光市就几乎不可能发展起家庭农场，因为当地农民种植高效蔬菜收益很高，土地寸土寸金，土地流转难度很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认为，“考虑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管理水平、现有技术装备水平与配套服务体系等，我国平原地区耕作大田作物的家庭农场一般不宜超过300亩，蔬菜规模不宜超过30亩。如果规模过大，就会出现二次转包土地的情形。”而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也决定了中国的家庭农场将长期以松江的小型家庭农场为模型。

而在家庭农场的作物方面，各地因地域、气候和市场的不同更是各有不同，但农产品的品牌化和精细化或许是未来家庭农场的发展方向。

经营发展亟待扶持优惠政策

在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之后到目前还未有细化的具体政策出台，很多家庭农场主处于一边经营一边观望的过程之中。由于担心土地承包过程中生变，很多地方的家庭农场土地短期租赁现象十分普遍。家庭农场的发展和完善，首先要给予其相应的法律地位，政策上的优惠也应该逐步落实。

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已享受到各种扶持优惠政策相比，关于家庭农场的扶持优惠政策迟迟未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很多混乱。胶州市工商局副局长姜志刚介绍，“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享有各种优惠政策，合作社种养殖不需要交税，进行农产品深加工也不需要缴税。但是，家庭农场现在还没有具体的优惠政策出台，而已经进行工商注册的家庭农场属于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独资企业性质，原则上应当交税。而且，很多家庭农场在种养殖环节属于第一产业，是不需要交税的。但有些家庭农场已经进行到农产品深加工环节，这就属于第二产业了，也是应当交税的，这也是跟合作社的一个不同。”

与合作社相比，还处于政策空白期的家庭农场便处在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地位。另外，家庭农场要适应规模化经营的要求，对农机和资金的需求巨大，这都需要政策在补贴、信贷等方面的扶持。王兴迁向记者表示，规模扩大后，自己的农场现在每年的投入都在700万-800万元，而很多仍是依靠他个人信誉的贷款。自己之所以去年到工商部门对农场进行了注册，很大程度上就是希望能尽快享受到政策在资金、补贴等方面的优惠。

当然，从中央到地方，具体的扶持优惠政策也有望很快出台和落实。日前，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负责人表示，农业部将按照中央要求，着手研究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基本原则和实现途径，开展家庭农场统计工作，指导地方稳步培育家庭农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建立家庭农场注册登记制度，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登记办法，制定专门的财政、税收、用地、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

丰富农业经营主体

随着家庭农场的出现和兴盛，家庭农场将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一起丰富农业经营主体，未来有望改变目前“公司+农户”的单一经营模式。

在近年来的诸多食品安全事故中，“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一直为人所诟病，特别是在2012年年底的“速成鸡”事件爆发后，“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在今年1月28日第三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高层论坛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称未来五年的养猪计划将不会再复制养鸡过程中的“公司+农户”的模式，而将走一条“公司+农场+合作社”的新路子。在目前绝大多数涉农公司仍沿用“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之下，“农场”已经进入了一些大型养殖集团的视野。

中央一号文件也同时指出，对于商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问题，一方面，要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制度。另一方面，要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对此作出解读：商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之后实行那种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存在一个监管难的问题，农民作为雇工为公司干活时可能不会像搞自己的庄稼那么负责。因此陈锡文认为绝大多数情况下农业应该采取家庭经营方式，但在农产品的加工领域则不妨引入城市商业资本和龙头企业。

（摘编自《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