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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两朝徽商经营的成功，得到世人的首肯和赞赏。在徽商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 徽州妇女发挥了重要的催化和推进作用，同时也为徽商的成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本文试从徽商妇的婚姻家庭重担以及思想禁锢等几个方面探讨徽商身后妇女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徽商；徽商妇；命运
中图分类号：F091.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108-02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帮，是旧徽州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萌芽于东晋，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渐衰于清末民初。明嘉靖至清嘉庆的近三百年，是其鼎盛时期。”[1]
徽商纵横商海，执商界之牛耳三百多年， 曾有“ 无徽不成镇” 的美誉， 其活动范围“几遍禹内” ，“山陬海涯无所不至”，“ 其货无所不居， 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2]在历经数百年的商海纵横中，徽商在商业竞争中能不断的发展壮大，正是有赖于自己独特而高超的经营艺术。
徽商在明清两朝经商的成功， 得到世人的首肯和赞赏。 徽商在经商之处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徽商对家乡的宗族事业情有独钟，凭藉其丰厚的资财，建祠堂，办乡学，置族田，赈济孤寡…… 徽商的此等功绩已毋庸赘述，本文试探讨徽商身后的女性生活状态——即徽商妇的命运。
一、徽商与徽州女人的婚姻状况
徽商发展的黄金阶段，也就是明清时期，徽州成了一个高移民的输出地区，7 0 ％以上的成年男子要离乡从事商贸经营。 当地有句俗谚说到，“ 前世不修， 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就是徽州男人的人生轨迹。另有俗谚云： “歙南太荒唐， 十三爹来十四娘” 。按徽州风俗，当时年满十二三岁的男子就要完婚 ，然后外出经商，他们往往要等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返乡省亲。这对于徽州女子来说 ，只能日日孤守长夜，等待丈夫发迹而归。 因此也就有了“ 一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之说。[3]这类有名无实的婚姻，不仅给徽商带来了困惑，更使徽州妇女背负了莫大的痛苦。徽州妇女能在寂寞中等到丈夫的回归当属幸事，在悠悠长夜的苦熬中孤独地告别世界也不在少数。最为典型的一例， 如《歙县志》 中记述的一则“系岁珠”惨剧：一位嫁与徽商的女子，新婚一月丈夫便外出行商，她在家中依靠刺绣度日， 每年将余钱购得一颗珠子， 用线系住，自谓“系岁珠”。 渡过了无尽的日日夜夜，待丈夫回家时，她已去世三年。丈夫打开妻子做针线的妆箧时，内藏一串用彩线系住的2 0 多颗珠子。[4]此类苦等无果之事，在徽州是屡见不鲜的，是商人妇中最为凄惨的一部分。
在外行商数十年后，有相当数量的徽商则采用了多种婚姻方式，以解其孤身经商的寂寞。徽商年轻外出，当时的婚姻生活也是十分悲切的，一旦发财致富后， 便娶妾宿妓，走向另一个极端。徽商中经营稍有成效但并不暴富者，通常便在相对固定的经商之地娶一位女子，而在家乡徽州也早已娶有妻子，两边都作为大房对待， 所以称之为 “ 两头大” 。这种婚姻方式使徽商常年在外地能享受到家庭的天伦之乐，且能眷养两个家庭。对于徽商来说，这是两全其美之策。然而，这位徽州家中的妇女在严密的封建礼教规范下，不能有丝毫逾礼越轨之举，依旧饱尝独守空房之苦，所得到的仅仅是某些金钱上的满足，而这金钱是她牺牲了个人人格和欲望而得到的，其代价甚巨。外出经营成功的徽商，占有大量的财富，自己可以纵情享受，为所欲为，徽州妇女为此付出了长年守贞的代价。[4]
二、徽商妇的家庭重担剖析
徽商常年累月在外飘泊经商，无法照顾家庭。而家庭的稳定安宁又是他们在外安心经商的基本前提。为了保障家庭的稳定，进而保障徽商事业的成功 ，徽州妇女俨然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众多的徽州妇女毅然承担起上奉高堂、下抚稚子的重担，对徽商家庭的稳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5]
徽州妇女在持家方面最勤、最苦而又最俭。农忙时耕种，艰苦力农，农闲时纺织，伐薪采茶。在徽州家庭中，徽州妇女的角色是多重化的，除母亲、妻子、 媳妇外， 还充当了儿子的角色， 为了家族和家庭的延续，徽州妇女承担了超常的经济压力和精神负担，无私的徽商妇解决了徽商的后顾之忧。若丈夫经商不果，便劳苦终身。《新安竹枝词》 更形象地描绘道： 健妇持家身作客， 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 [6]
明清徽州众多妇女在“主内” 的同时，也“主外” 。不仅全面处理家庭内部事务，也独立处理家庭外部事务，甚至从事商品贸易等经济活动 ，广泛与外界发生联系。她们为自己的家庭，为徽州商业的壮大，乃至为徽州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三、徽商对徽州女人的思想禁锢
徽商经营的成功和重商意识的形成，并未对徽州本土封建自然经济体系和封建礼教产生离心倾向，对女子的压迫和禁锢有增无减。
（一）贞节观念的遵奉
明清时期的徽州妇女尤为恪守贞节，夫死守节、夫死殉夫，对贞节观念的信仰甚至达到了崇拜的地步。这种遵奉并不是来自徽州妇女自身的意愿，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宗族制度的严厉规定、程朱理学的盛行、徽商自身的需要与推崇等多种因素下不得不产生的。
经商成功之后的徽商首要之事为荣宗耀祖 、显赫门庭。他们奉行忠孝节义，回乡大兴土木建造家园外，大肆修建祠堂与牌坊，以强化宗族制度，其中以牌坊最具特色。树牌坊，在古代是“ 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用于表彰那些用儒家价值观念所判定的优秀人物，也是古人一生的最高追求。为了安定家庭， 照顾祖业，受程朱理学影响深重的徽州男子积极倡导理学，把“ 守节” 视为妇女的最高道德标准，强调“ 妇人从一而终，以顺为正”， “妻之所夫 ， 不容有二”，寡妇再嫁便是失节。[7]徽商将对女子守节的畸形欲望与盛行的程朱理学结合起来，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通过建造贞节牌坊来束缚她们，激励徽商妇追求贞节，明清徽州有无数的妇女或守节或殉烈，成为一种群体性节烈行为。
徽州的牌坊中，以表彰妇女贞节为最多，几乎占到一半，其中，商人妇占了绝大多数。徽商妇的贞节，有意无意之间成了男人博取名声的筹码。贞洁牌坊就是徽商炫耀的本钱、徽商妇难逃的宿命。正是在这封建礼教的桎梏下，徽州妇女一代接一代地恪守着封建妇道。徽商妇，作为徽州历史上最为卑微又悲壮的角色，为这段辉煌的地方商业史画上一个尴尬的注脚。迄今林立的牌坊成为徽州文化的象征之一，它与徽商一起，被记入历史。徽州女子为男子的外出从商作出了无私的奉献，但她们付出的代价所得的回报却是进一步失却独立的人格，加剧了对宗族与男子的依附性。
（二）女德教育
明清徽州女子除了接受贞节教育外，还要接受包含孝道、母道及妇道的女德教育。在徽商财力的支撑下，一本本纷繁细致的族谱修编而出，众多家谱就包含了对族内妇女进行妇德教育的内容，对妇女构成了层层枷索。如同治十三年（1874） 修的《祁门方氏族谱 》中所载族规32条，其中13条是妇女行为的规范，其核心部分便是女子对丈夫、对家族所尽的超常义务。[4]
“百行孝为先”，在中国传统礼法中，“孝”被列在首位。在方志中，有关孝子“割股”、“断指”以和药的记载很多，（当时人们愚昧地相信：亲人，尤其是子女的血肉是治病的良方）。由于丈夫不在身边，有些徽州妇女为显孝心也纷纷效仿，自残身体，为公婆舅姑治病。[8]虽然这些做法在现今看来荒唐到残忍的地步，但在当时社会却是恪尽孝道的最有力的表征。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明清徽商妇忍受生理和心理上巨大的苦痛，艰难的支撑起破碎困顿的家庭。在孤寡无依极其艰难的情境下，忍辱负重，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恪尽妇职。她们不仅要侍奉公婆以尽孝道，抚养、 教育丈夫留下的子息以尽母道，也要照顾病夫、为夫归葬并入祠祭祀，并处理各种家庭内外事务以尽妇道。她们的艰难和困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正是她们的恪尽孝道、 母道并妇道， 使得破碎的家庭得以维持并延续下去。她们为自己的家庭，为徽州商业的壮大，乃至为徽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1] 张疏桐.徽商文化人格与徽州人文环境的互动[J].中国西部科技，2008 （31）.
[2] 李少玉.“无徽不成镇”——徽商高超的经营艺术[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11）.
[3] 丁尘馨.牌坊、徽商和他们的女人[J].中国新闻周刊， 2005（10）：63.
[4] 许周鹣.徽商与徽吴两地的女性地位[J].苏州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2）：103-104.
[5] 王传满.明清徽州妇女对徽州商业的贡献[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6）：71.
[6] 许承尧.歙事闲谭：第七册新安竹枝词[M].合肥：黄山书社，2001.
[7] 陈九如.明清徽州妇女节烈观的成因[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4）：44-45.
[8] 王传满.明清徽州节烈妇女的孝道、母道和妇道述评[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11）：P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