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民族旅游研究述评

【摘要】国外民族旅游研究起步较早，目前已经形成较完整的民族旅游研究体系，而我国民族旅游业起步较晚，虽然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但理论和实践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藉此对近20年来国外民族旅游的研究进行梳理和点评，并对我国民族旅游研究提出展望。

【关键词】国外；民族旅游；评述

【作者】王述芬，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河北外国语职业学院讲师；何伦志，新疆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韩东，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渤海大学管理学院讲师。乌鲁木齐，830046

【中图分类号】F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3）02-0165-011

民族旅游因其自然风光的独特性和民风民俗的异域性日益受到游客的青睐，“十二五”期间，西部十二省区市要以民族旅游业作为发展当地经济的新兴支柱性产业。据统计，2012年西部十二省区市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0%以上，占GDP比重12.26%，丰富的民族旅游资源优势正转化为经济优势。但我们必须注意到，民族旅游产业的大发展也引发了诸如民族资源如何开发、民族旅游资源的产权分配及保护、民族旅游的原真性以及民族旅游主体的角色定位等一系列现实难题。近年来，国内学术界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但是这些研究多集中在民族旅游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上，研究范围和深度滞后于民族旅游发展的实践需要。国外民族旅游研究起步较早，其研究与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结合紧密，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已经形成较完整的民族旅游研究体系。本文旨在对国外民族旅游研究的现状进行评述，重点对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和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进行分析比较，希望在实践上有助于指导我国民族旅游产业的发展，在理论上有助于国内学者在我国民族旅游研究上拓宽思路。

为了解近年来国外对民族旅游研究的进展，本文以“民族旅游”为关键词在国外数据库中选取了自1990年，近20年，共计64篇代表性文献，这些文献主要来源于国外旅游界最具影响力的《Tourism Management》和《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两大刊物。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的“民族”不是所有民族，而是指在一国多地区内的非主流民族，即通常所说的“少数民族”，也有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土著民族”或“原住民”。由于国内民族旅游研究情况容易获得，而且我国台湾地区民族旅游研究与我国大陆地区有所不同，所以本文评述对象主要是国外文献还包含部分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民族旅游基础理论

（一）民族旅游概念分析和本质探讨

国外通常将“少数民族文化旅游”称之为“民族旅游”（Ethnic tourism）。“民族旅游”一词最早是史密斯在1977年提出，他将其定义为“销售给公众的离奇有趣的本土且具异族情调的民族习俗”，自此引发了关于“民族旅游”广泛的讨论。Pierre L van den Berghe（1992）将“民族旅游”定义为“以民族文化情调为主要吸引力的旅游形式”，它涉及到复杂的民族关系和三个团体之问的劳动分工，这三个团体是旅游者，被旅游者（字面上讲就是以自己为景观的当地人），旅游中介（调节游客和当地人关系并为游客提供餐饮设施的组织）。Laura（2011）将“民族旅游”定义为一种旅游形式，其中旅游者的主要动机是“体验异族文化并与异族人民互动”；民族旅游不仅仅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主人和客人”之问的互动，从根本上说是“民族关系的复杂过程”，对当地的民族身份展示的改变有显著影响。此外，Getz D.，Jamieson W.（1997）和Mercer（1995）提出“土著旅游（Aboriginal tourism）”，R.Butler，Hinch T.（1996）和Ryan C.，Aicken M.（2005）提出“原住民旅游（Indigenous tourism）”，这两个概念有时和“民族旅游”交替使用，都是用来称呼本质上是相同的现象，因此本文涉及到的“原住民旅游”和“土著旅游”都视为“民族旅游”。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学术界对“民族旅游”的定义多样，但主要还是从三个方面对“民族旅游”进行定义：首先，都明确“民族旅游”是一种旅游形式；其次，标识民族旅游与其它旅游形式内容方面与之不同之处，即“异族情调”或“异族文化”；最后，“民族旅游”还涉及到复杂的“民族关系”，即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

民族旅游本质的争议主要在于对旅游地的作用是“剥削性的”或是具有“发展作用”，还是二者兼有？Hinch T.和R.Buffer（1996）指出民族旅游的本质在于：它是另一种形式的殖民掠夺，还是促进当地发展的有效途径。 William T.Hipwell（2007）试图填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以中国台湾邹族旅游为例，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研究，指出民族旅游本质既是“剥削性的”，也具有“发展作用”，旅游景点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地方，还是殖民地民族“抵抗的重要节点以及经过数代改变和压迫之后进行生态文化复兴的机会”。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与民族旅游的作用关系密切，是一个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民族和旅游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关系演变

民族和旅游经常互相作用，二者之间是此消彼长还是互相促进？Michael Hitchcock（1999）提出民族元素渗透到旅游的许多方面，同时旅游业也在多方面影响民族。具体而言，民族旅游可以帮助少数民族加强民族身份，保存民族属性（David Jamison，1999；J.Henderson，2003），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长期是如何演变的？David Weavera（2010）提出六阶段演变模式，依次是：欧洲早期实行原地控制，特点是本土控制较强和以土著主题为主；殖民主义早期实行原地接触；在博物馆和展览馆异地展示土著艺术以及开放残存的土著区域供游客参观；就地展览土著文化，这意味着本土控制的最低点同时也促进了抵制策略；运抵准权力阶段，特点是土著民族的控制延伸到早期被占据的领地；异地准权力阶段，出现“影子土著旅游”。至于民族地区为什么要发展旅游，John W.Colton（2005）提出民族地区发展旅游是基于五个方面的动机：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以及环境。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民族和旅游的关系看法基本一致，即两者之间相互作用：民族元素融入到旅游中，形成民族旅游的鲜明特色；同时旅游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推广，民族身份的强化以及民族地位的提高。

二、民族旅游应用理论

（一）民族旅游利益主体分析

学术界大多认为民族旅游涉及三个主体，分别是旅游者，被旅游者（字面上讲就是以自己为景观的当地人），旅游中介（调节游客和当地人关系并为游客提供餐饮设施的组织）（Pierre L vanden Berghe，1992；Li Yang & Geoffrey Wall，2009）。Prasit Leepreecha（2005）对泰国北部高地的民族旅游结构进行研究，认为无论哪种形式的民族旅游，涉及到的利益相关者一般包括：游客、中间人、村民等，这里的“中间人”主要包括政府或企业机构。

1.游客兴趣、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民族旅游作为一种服务形式，对服务对象——游客的需求应该深入了解。国外学者对游客需求，即游客兴趣方面也有不少研究。Gianna Moscardo，Philip L Pearce（1999）对1500名参观过澳大利亚土著文化公园的旅游者进行研究，将这些参观者根据他们民族旅游经历中感兴趣的不同方面划分为四组：关系型、学习型、参与型和猎奇型。Chris Ryan，Jeremy Huyton（2000）选取到加拿大Katherine和Northern Territory参观的来自国内和国际的471名旅客，调查他们对民族旅游景点的兴趣；研究发现尽管有40%的旅客对土著文化感兴趣，大多数旅客则对Northern Territory整体更为感兴趣，还有的游客会从原住民角度重新评估自然景观。此外，国外学术界还进一步研究了游客兴趣的影响因素，Mary Frances等（2011）以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Mi’kmaw民族文化旅游为例调查游客的旅游兴趣；结果显示游客的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来源地等，会影响对民族旅游活动的兴趣：老年游客对耗时劳力的旅游活动兴趣较低，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游客则对参与民族旅游活动较为感兴趣，而且国际旅客对Mi’kmaw民族文化旅游兴致最高，特别是愿意与当地原住民互动。Hughes G.（1995）认为民族旅游者具有后工业和后现代的两类行为特征，前者对于自己的旅游行为给东道主社会带来的影响普遍具有责任心，后者的旅游行为表现出高度的活跃性和适应性，他们能接受并欣赏其他人造景色，而并不特别在乎产品的原真性。

笔者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国外学者对游客兴趣和行为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而且游客数量较多，研究结果有一定代表性和说服力。从研究结果上看，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即有的游客重视民族旅游的原真性并喜欢与原住民互动；有的游客注重民族旅游活动的娱乐性；还有的游客重视从原住民角度考虑问题，责任心较强。不同的是学者对游客的背景划分，部分学者只对游客来源地进行划分，而有的学者则对游客从年龄、受教育水平和来源地等多角度研究，很明显后者分析更为全面。

2.政府政策有效性的实证分析及角色定位探讨

考虑到民族旅游地较独特的历史原因和地理位置，政府在民族旅游中扮演的角色一直比较复杂，也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主要从发展资金的提供、相关政策的制定以及角色的定位方面进行探讨。

民族旅游资金提供方面。少数民族如果要想成功地从事旅游业需要创业精神和能力建设，而且旅游企业的经营需要启动和发展资金，那么政府应该在资金提供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已经提供的资金能否发挥预期作用？Pierre L.van den Berghe（1995）指出墨西哥联邦及Jeremy州级政府在民族旅游中可以而且应该在帮助社区进行能力建设以及提供创业资本方面发挥重要作用。Buultiens等（2005）指出：在澳大利亚某些民族区域内，很多配套服务恶劣以及缺少技术支持的原住民企业的项目，即使有澳大利亚政府的资金支持也很难启动。

政策制定方面，民族旅游地政府致力于制定相关政策来促进民族地区旅游市场增长和旅游产品的开发，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当地少数民族或原住民是否支持这些政策？政府政策的有效性是否受到质疑？Michelle M.Whitforda和Lisa M.Ruhanenb（2010）对澳大利亚各州政府制定的民族旅游政策的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显示35项政策中有32项显示“可持续发展词汇”，但是却缺少使原住民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严谨性和深度；因此建议政府对原住民旅游政策不能“一刀切”，而应该利用民族多样性，并以一致、协作、协调和综合的方式，提供促进原住民旅游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能力建设。

政府角色定位方面。政府定位问题主要体现管理权和经营权的关系问题，民族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和脆弱性使得民族旅游景区的管理和经营至关重要。政府部门由于受财政等条件的限制，不能独立完成资源保护和管理的任务，经营权出让也存在经营者非理l生开发和掠夺性经营破坏景区资源的风险。管理权与经营权是否应该分离？政府在文化旅游景区管理和经营中应充当什么样的角色？Hall M.（1996）对新西兰（Aotearoa）民族/生态旅游中存在的政治冲突进行探讨，一方面政府制定政策迅速利用土著毛利人的文化底蕴和手工艺品，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土著毛利人对政府的做法越来越质疑，他们向政府要求民族旅游地和资源的控制权，行使“怀唐伊条约（Treaty of Waitangi）”下的政治权利，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似乎扮演了“不受欢迎”的角色。SwainM.B.（1989）对中国西南部的民族旅游进行研究，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商业化的推销过程中，政府在旅游企业、少数民族和游客之间扮演“仲裁者”角色。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政府为民族旅游的发展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方面都持有肯定态度，对政府的资金援助方案和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有学者进行了分析评估；在政府角色定位方面，探讨了政府管理与地方自治的关系，认为各国和地区政府在民族旅游中扮演的角色在不断的调整。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普遍采用实例分析方法，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性，但大多是现状分析，对如何解决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

3.企业的社会责任及角色定位分析

国外学者对民族旅游涉及的企业进行研究，不仅包括直接从事民族旅游的经营者，还包括与民族旅游相关的其它企业。国外学者对前者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关注点是民族旅游企业的角色和定位问题。Pierre L van den Berghe（1995）旅游企业对民族旅游具体基础设施的开发和对玛雅文化的营销，很大程度上是当地资产阶级为了应对蓬勃发展的新的经济利益。Li Yang等（2009）认为通常是旅游企业直接控制民族旅游资源，它们是选择或筛选民族文化的关键角色。William T.Hipwell（2007）也认为旅游企业是民族旅游文化产品能够保持“原真性”的关键因素。国外学者还对与民族旅游相关的企业进行研究，

在加拿大有相当高比例的原住民居住在偏远地区，这些地区同时也是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原住民通常比非原住民更有可能失业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为改善这种状况，除了从事采矿业以外，当地还着重发展民族旅游业增加就业机会；而事实上许多民族旅游企业需要不断的支持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地矿业公司正好拥有重要的资源和基础设施可以用来帮助发展民族旅游业，这也成为矿业公司社会责任的一部分。Jeremy Buultjens等（2010）以加拿大昆士兰西北部的Weipa地区的民族旅游业为例，探讨了考马克（Comalco）铝土矿采矿公司，现在被称为铝力拓（Rio Tin-to），在协助旅游业开发中所起的作用；研究表明民族旅游业存在巨大的竞争市场以及矿业公司还可以提供潜在的支持，实际情况是铝力拓矿业公司并没有直接参与民族旅游业，而是将自己定位于“帮助者”，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矿业公司帮助民族旅游业发展的有效性。

可以看出，作为直接参与民族旅游的经营者，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它们是民族旅游资源的“直接控制者”，对民族旅游的服务水平和“原真性”有决定性作用；而对相关企业，则主要从“社会责任”角度研究，探讨其在民族旅游中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总体来看，国外学者对前者的研究较多，观点基本一致，对后者的研究相对较少，但对民族旅游经营者意义重大。

4.被旅游者（少数民族/土著民族/原住民）的“矛盾”境况解析

国外学者对被旅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角色定位和民族旅游对被旅游者的影响两个方面。对于后者，在“民族和旅游关系”以及“民族旅游的影响和作用”两个专题方面都有相关研究，这里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对民族角色定位研究进行评述。Smith V.（1996）指出土著民族是人类重要的遗传和文化遗产，可以称之为“精神基因库”。除此之外，土著民族也越来越把自己定位为环境的“监护人”和“保护者”，并采取一系列行动来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以及预防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Conklin & Graham，1995；Hipwell，2004；Hall M.，1996）。Lisa Hiwasaki（2000）对日本北海道阿依努民族的文化和身份的表达进行研究，这个民族通过民族旅游来展现自己，积极参与民族旅游，并形成和强化民族身份。

国外学者通过实际案例分析，主要针对被旅游者的“矛盾”境况进行研究。一般认为被旅游者通常会为提高当地的经济水平或提高民族地位而积极参与到民族旅游活动中，但由于民族旅游对当地经济社会等造成的负面影响，被旅游者又以“主人”的身份行使环境保护的权利。这方面的研究对于维护政府和少数民族地区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我国政府制定相关民族旅游政策极具参考价值。

（二）民族旅游包含要素分析

Smith V.（1996）针对土著旅游确定了“四个Hs”构成要素，即栖息地、文物、历史和工艺品（habitat，heritage，history，and handicrafts）等，这个提法并不全面，事实上不少国外学者对民族旅游包含的其它元素进行研究，例如民族音乐、民族节日、民族景点文化表征以及民族旅游原真性等。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族旅游的原真性与其它独立元素有些不同，它是民族旅游整体必备要素。

关于民族音乐，国外学者认为旅游领域可以说是研究视觉、听觉和声波等文化形式的最佳场所。虽然文化的视觉代表，例如舞蹈、戏剧、旅游纪念品以及民族艺术等已经被国外学者广泛研究，但是对声音的研究则相对较少（Rees，1998；Sarkissian，2000；Stokes，1999）。然而，音乐标志以及相关图像能够唤起不同的含义及情感（Baumann，2000；Bruner，2001；Turino，1999），这种能力使得音乐成为旅游促销不可或缺的资源，包含音乐体验的文化表演已经成为游客与旅游地接触的重点。因此在文化经典宣传材料中经常使用音乐标牌，在民族旅游中，音乐的地位日益重要（Kaley Mason，2004）。

节日是一种文化活动，也是一种具有独特功能的旅游景点，而且越来越多地被用来作为促进旅游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工具。Anwar S.A.和Sohail M.S.（2003）指出节日旅游通常是将正规活动项目在外面演出的活动和集会。关于民族节日在民族旅游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国外学者认为通过参加土著节日而取得的旅游经验已经成为民族旅游重要的一部分（Claudia Notzke，2004；RyanC.，2002；Janet Chang，2006）。笔者发现，国外不少学者从许多角度对节日进行研究，例如节日主办地社区的反应，节日标志和主要事件，节日的经济影响，当地居民的态度和看法，对节日拥挤体验的感知等等，但是对土著节日文化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限于游客的体验和游客的兴趣等。

民族旅游景点的文化表征对于促进旅游业发展，使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更加了解并期待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有时也被指责为破坏较小旅游地的文化平衡。目前学术界仅有少数学者关注民族旅游景点的文化表征问题。William Cannon Hunter（2011）以中国台湾南部一个小型但是以民族旅游业为主导的原住民社区为例，探讨了民族旅游中的文化表征和居民文化身份问题，指出当民族旅游地点具备居民多样化和高度个性化主观特征以及能生产高质量的当地旅游产品条件时，民族旅游地点文化表征就能有效促进旅游业发展。Li Yang（2011）以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村”为例探讨多民族文化表征问题，认为民族文化表征作为一种政治进程能够反映和加强社会权力关系，同时还显示文化霸权也存在于民族旅游业的表征中。如何含蓄地将传统或当代的文化向外界展示引出“原真性”问题，美国人类学家Mac Cannell最先提出了“原真性（Authenticity）”概念，他认为旅游体验，就是旅游者用来回应现代生活的一种寻找生活真实性的体验方式。“原真性”可以理解为旅游者对旅游情境的主观判断或者赋予它的一种价值，它在民族旅游研究中是一个重要概念，在旅游实践中也是一个关键问题。那么是否应追求“原真性”？如何掌控“原真性”？Li Yang等（2009）根据2006年在中国云南西双版纳的实证研究表明，发现接受调查的600名旅客中大部分中国游客喜欢表演活动，主要寻求旅行活动中的享受和放松，而国际游客更关注民族旅游的“原真性”。Kaley Mason（2004）认为考虑到民族旅游活动以娱乐性为主，要提供原真性的民族旅游体验就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的旅游者都重视原真性，非原真性的旅游体验也能受到很多游客的喜欢。Ryan C.，Huyton J.（2002）指出很少有游客寻求“现实（real-ity）”，而是为了从紧张的工作中解脱出来，是否符合原真性并不影响他们对旅游质量的评价。对如何掌控民族旅游的原真性，William T.Hipwell（2007）提出在民族旅游活动中，政府在保持旅游的原真性和促进民族文化资源的商品化方面，正面临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