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丝”公害

12月8日，每年这个日子，全世界的人都会纪念约翰・列侬。25年前，他被发疯的歌迷枪杀，至今杀手还在狱中服刑。2006年是列侬去世26周年，想必到了祭日前后全世界又会掀起一股纪念热潮。

人们只会用温和的方式来纪念这个冤魂，或者谴责那个失去理智的马克・查普曼，除此之外，大概也只能一声叹息了。倒退20年，中国人知道列侬被枪杀的消息后肯定大惑不解，为什么一个非常热爱自己偶像的人会亲自杀掉偶像？大概资本主义真的堕落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了。按照查普曼当年的供词意思是：我不想让别人跟我一起分享我对他的崇拜。如今，咱们越来越能理解查普曼的行为了，因为他太喜欢列侬了，喜欢一个人，做出什么荒唐的举动都不为过，哪怕是失去理智。

中国内地大约是在90年代初期出现了追星族现象的，这和港台音乐、电视剧引进到内地的数量增大以及传媒不断丰富发达有关，内地人的生活从温饱进入娱乐，所以对港台文化的消费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当时最明显的是香港四大天王，在内地形成了第一批追星族群。那时候，媒体上关于追星族的讨论有很多，尤其是老师们都很担忧追星带来负面效应。现在，当年追星的孩子有些可能都当老师了吧，老师不会再担心追星问题了。90年代初期的追星现象，我们可以解释为新一代人释放个性的结果，因为再早以前，年轻人就像谷建芬写的一首歌里唱的那样：“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声哼哼还得东张西望……”80年代的人唱歌都不敢公开唱，可见对个性的束缚有多严重，所以，出现追星族现象，至少是个时代的进步。

周星驰演过一部电影，里面有这么一个场景：喜欢张学友的歌迷喊：“我爱张学友!”结果被另一拨人打倒，他们喊：“我爱黎明!”当年看到这个情节时，感觉艺术夸张得很有趣，尤其是周星驰这种无厘头角色的夸张，让人觉得有点荒诞不经。其实当年四大天王最火的时候，香港就是这样，歌迷派别林立，互相剑拔弩张，而且常常出乱子。

《阿甘正传》的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曾经导演过一部电影《一亲芳泽》，描写了当年“披头士”乐队去美国演出时歌迷疯狂的景象，他用极其荒诞而又现实的手法把“粉丝”的种种心态展现得淋漓尽致。看完这部电影，也许你会想，这几个神经病歌迷到底是为了什么？

现在轮到内地了，今天，人们基本上不用“追星族”这个落伍的词汇了，正如这些追星群体的表达方式升级一样，他们更愿意称自己为“粉丝”。互联网的出现，使这些过去处在散兵游勇状态下的粉丝们更容易物以类聚到一起，壮大规模是转瞬间的事情；而且，粉丝们的种种行为也表现得越来越极端，最突出的是2005年的“超级女声”比赛，当这个马拉松式的电视节目最终成为一场娱乐盛宴后，它终于验证了中国内地的粉丝绝对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粉丝差，而这些像一群无头苍蝇般的粉丝群体似乎像体验一样――害怕、紧张、兴奋、疯狂――反正豁出去了；而随后的超女演唱会，频频出现粉丝过火的事件，在武汉，连保安都加入了粉丝行列，据说天娱公司的老板王鹏上前维持秩序竟被保安粉丝打倒在地。

更要命的是，周星驰在电影里演的故事在我们的现实中出现，不同明星的粉丝开始势不两立；相互攻击。如果说当年出现追星族现象是对过去个性的释放，那么今天的粉丝现象则是极端自我主义膨胀后的结果――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这种排他性貌似很合理，可以区别出粉丝们相互之间的身份，但是变成对峙和冲突就成了狭隘心理的表现了。当这些年轻的粉丝们从小就培养出狭隘心理后，这对社会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世界上出现的东西不可能你都喜欢，但是你得容许你不喜欢的事物存在，这叫宽容；但是现在粉丝们的种种拙劣表现让人看不出这个社会的宽容性在哪里。最近，李亚鹏在人唆使下开了博客，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第一个反应是，他可能会被王菲的歌迷骂死。果不其然，博客开通没几天，他的经纪公司就不得不发表声明，删掉那些带有攻击性的留言。

粉丝们表达自己的爱恨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他们可以通过民间组织或互联网把这种滥情方式发挥到极致，所以，不管是爱还是恨，都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讨厌，成了一桩社会公害。在纪念约翰・列侬的日子到来之前，我倒越来越担心，再这样下去，我们的粉丝不会也制造什么极端的事情吧?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英国学者克里斯・罗杰克在他那本《名流》中这样写道：“随着上帝的远去和教堂的衰败，人们寻求救赎的圣典道具被破坏了。名人和奇观填补了空虚，进而造就了娱乐崇拜，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浅薄、浮华的商品文化的统治，因而，娱乐崇拜掩饰了文化瓦解。商品文化无法造就完整的文化，因为它在每件商品上都打上了转瞬即逝和完全不可替代的烙印。同样，名流文化也无法产生卓越的价值，因为任何一种趋向卓越的努力都被商品化扼杀在摇篮中。”

事实上，粉丝们正在创造另一种“卓越”文化――公害文化，直至害掉他们崇拜的对象。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