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欧洲动物福利技术 促进我国猪肉生产模式转变

动物福利一般是指动物如何适应其所处的环境，满足其基本的自然需求。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良好的福利状况意味着动物身体健康、感觉舒适、营养良好、安全、可以自由表达天性，不受疼痛、恐惧和压力的威胁。良好的动物福利，需要疾病控制、兽医诊治以及适宜的居所、管理、营养、人道处置和屠宰等给予保障。

动物福利起源于欧洲，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畜牧业大规模、工厂化发展过程中，欧盟各成员国为治理环境污染，保证公共卫生安全，提高生产效率，在动物行为、需求研究基础上，提出的一整套理念、标准和技术规范。通过长期探索和实践，目前欧盟主要成员国已形成了先进、成熟的高福利生产模式，既能满足农场动物的基本行为需求，又适合集约化生产，保证了其畜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猪肉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的提高，动物福利问题不断显现，直接危害到生态环境、食品质量和公共卫生安全。因此，学习欧洲动物福利理念，借鉴欧洲产业发展经验，避免欧洲大规模集约化生产后曾经出现的问题，对促进我国猪肉生产模式转变，保证我国猪肉生产的持续健康发展，保障市场稳定和上市肉品的质量安全，构建“人、动物、自然”的和谐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提出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作为我国政府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方式，双边财政合作可以为我国利用欧洲动物福利技术，促进畜牧业生产模式转变发挥引导作用。2013年初以来，在财政部金融司指导下，中意发展合作项目办公室会同中国兽医协会、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安华动物产品安全研究所等机构，对我国和欧洲，特别是意大利猪肉产业发展及动物福利相关情况进行了深入比较，并提出了初步建议，为国内提供借鉴。

一、欧洲农场动物福利发展简况

20世纪四、五十年代，针对猪肉产业普遍存在的生产效率偏低、生产规模偏小、设备技术水平落后等问题，欧洲主要的猪肉生产国通过不断的政策激励、行业重组和技术研发，大力推进规模化、工业化和标准化，逐步形成了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模式。但由于片面追求生产效率，过度强调工业化生产手段，忽视对生猪自身行为和需求的研究，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出现了环境恶化、养殖效率下降、疫病传染爆发、猪肉中有害物质无法控制等严重问题。

1965年，英国农业渔业食品部设立了Brambell委员会，对集约化生产体系中的畜禽福利问题进行调查，并随后公布了相关报告，首次提出了动物福利的基本原则。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对动物行为的过度干预，给畜牧业生产、动物源食品安全以及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危害。为此，欧洲发达国家纷纷投入大量经费，对生猪生理和行为需要、饲养方式等开展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动物福利的基本理念和要求。在此基础上，欧盟及各成员国陆续制定和完善了相应的法律法规，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技术规范。其主要目标，是为了减轻动物痛苦，提高动物健康水平，进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减少生产经营损失和对环境的损害。

通过长期探索和实践，目前欧盟主要成员国已形成了先进、成熟的猪肉生产模式，既能满足生猪的基本行为需求，又适合集约化生产，保证了其猪肉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二、欧洲猪肉产业的主要福利措施

在猪、牛、羊等农场动物的福利保护方面，欧盟起步最早，内容也最为具体和全面。欧洲猪肉产业的福利要求和措施，基本涵盖了生猪饲养、运输和屠宰的整个产业链。

（一）养殖

养殖环节的动物福利要求主要集中在降低饲养密度，为公母猪和仔猪提供适合其生理习性的丰富的环境，禁止限位栏的使用，提供充足的食物和饮水等。其目的是减少周围环境、设备设施及人员操作等导致的应激，提高猪只的自身健康，降低疾病发生率，减少药物残留及药物投放造成的污染。

（二）运输

运输过程中的主要福利问题包括热应激和冷应激、脱水、过度拥挤、因地板湿滑造成的摔倒、装卸车时造成的伤害和恐惧等。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方式包括限制运输距离和时间、改进运载工具、培训操作人员等。这些措施的主要目的，一是减少动物痛苦，二是避免因挤伤、摔伤、打斗造成肉品品质缺陷，三是降低运输过程中的死亡率，从而减少经营者的损失。

（三）屠宰

屠宰环节的动物福利问题主要集中在卸载、驱赶、待宰、击晕、刺杀等环节。欧盟指令（93/119/EC）适用于饲养动物的运输、驱赶、待宰、击昏和刺杀处死过程。在该指令的基础上，各成员国又制定了本国的相关法规，对欧盟指令的内容进行必要性补充，特别强调了对待宰区域和致昏点的员工进行特殊训练的必要性。其目的主要是尽量减轻因痛苦造成的应激对肉品品质的影响，更有效地保证肉品安全。

三、动物福利对猪肉生产的积极作用

欧洲的大量研究和实践证明，动物福利在改善肉品质量、保证肉品安全、提高生产效益、促进环境改善等方面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一）改善肉品质量

长期试验证实，动物福利和肉品质量存在密切关系。差的福利状况会使动物产生应激，最终导致肉品质量缺陷，尤其是白肌（PSE）肉和黑干（DFD）肉。此外，运输或屠宰过程中的不当操作，会造成猪只身体损伤和淤血，而淤血肉不但不适于食用，且容易滋生细菌，导致肉品腐败。

提高动物福利待遇，减少对动物身体的伤害，可大大减少应激，尽可能避免出现上述问题，从根本上改善肉品质量。

（二）保证肉品安全

欧洲经验证明，改善养殖环境和处置方式，可以提高动物自身免疫能力，预防传染病、群发病，减少抗生素等药物的使用，控制药物残留，从根本上保证肉品安全。

（三）提高生产效益

欧洲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提高动物福利标准，从总体上会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企业综合效益。

根据欧盟科学兽医委员会（SVC）对荷兰猪场的一项测算，虽然在实施动物福利措施后，会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但同时也会产生许多收益。一是仔猪死亡率明显下降，二是劳动力收入明显增加，三是猪只生长速度加快。此外，饲养、运输及屠宰过程中福利待遇的改善，使PSE肉、DFD肉及胴体损伤几率明显降低，肉品质量大大提高，从另一方面降低了企业成本，增加了企业效益。

（四）减少环境污染

随着现代畜牧业的发展，畜禽粪便、牧场的污水和臭气已成为生态环境污染的重要源头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畜禽粪便的污染量与工业固体废物产量相当，养殖场污水的排放量占工业与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左右。畜禽养殖环节所产生的污物和污水，已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采取动物福利措施，可以大大降低畜牧业对环境的污染。例如，发酵床系统以木屑或谷壳为基础，其产生的固体粪便污染小，灰尘和氨气可降低50%，硫化氢和其他恶臭气体也有所减少。粪污经过木屑或稻壳发酵后，可用作肥料和土壤改良剂。低密度的饲养方式，也可减少废气和粪污排放。

四、我国猪肉产业与欧洲的差异

近年来，我国猪肉产业得到长足发展。2010年，我国生猪饲养量占世界饲养量的49%，猪肉产量占世界猪肉产量的47%，是世界第一的猪肉生产大国。但是，我国生猪养殖长期以来一直徘徊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以分散生产为特征的经营模式上，规模化程度不高，产业集聚程度较低，养猪场布局存在一定问题，养殖从业者素质不高并且养殖技术薄弱，缺乏质量安全控制意识，造成生猪疫病危害难以有效控制。同时，屠宰企业规模小，技术装备多是半机械化或手工操作，工艺技术落后，动物福利意识淡薄。以上这些涉及环境卫生、食品安全的问题，危害严重，影响广泛，直接危及公共卫生与人类健康，也制约了我国猪肉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产业结构

猪肉产业结构主要可分为封闭式和开放式两种。封闭式结构是指，猪肉生产、销售过程中，养殖（包括饲料加工、疫病防控）、运输、屠宰、加工、销售等各环节整合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相关企业通过自营、联营参股、契约加盟等方式形成紧密的上下游关系。封闭式结构的最大特征是以销定产，即猪肉生产的数量和品种由市场需求确定，需要多少生产多少，需要什么类型的产品生产什么类型的产品，下游企业拉着上游企业走。相反，开放式结构是指养殖或屠宰企业根据自身能力和意愿进行生产和销售，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其最大特征是以产定销，生产多少销售多少，生产什么销售什么，上游企业推着下游企业走。

封闭式结构形成的产业链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各企业相互的利益关系直接、紧密，上下游之间通过最终产品实现充分、合理的利益分配。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准确可控的质量追溯系统，确保产品质量责任层层落实，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保证。同时，由于合理的利益分配带来的激励，系统内各企业一方面可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不断拓展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建立严格的自律机制，充分发挥自身的监督和管理机能，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目前，欧洲发达国家的猪肉产业基本以封闭式结构为主。如丹麦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进行封闭式生产，其猪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6%；意大利采用封闭式结构的猪肉生产企业超过全国总量的70%；荷、德、英、法等国也普遍采用封闭式的生产结构。

开放式结构下，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都增加了中间环节，如饲料贩子、兽药贩子、猪贩子和肉贩子等，产业的上下游关系不稳定，原料来源和产品去向不固定，上下游之间基本无共同利益关系，同业间恶性竞争，行业内无法建立可靠的质量控制体系，产品质量失控，相关责任无法落实，直接影响到食品安全。同时，开放式机构会造成市场价格、供应量的大幅波动，增加政府管理成本，不利于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猪肉产业仍以开放式结构为主。以屠宰行业为例，雨润、双汇等年屠宰量超过2000万头的龙头企业，自己养殖的生猪比例不到其屠宰总量的5%，其余大多通过中间商收购。而养殖企业中，超过90%的企业饲养的生猪没有固定的销售对象，大多通过中间商（即猪贩子）收购并转卖给屠宰企业，价格随行就市，流向无法查证，质量更无法控制。

（二）产业规模

1.养殖

欧盟能繁母猪存栏数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除波兰外，能繁母猪存栏量大于100头的企业基本占主导地位， 20头以下小猪场的能繁母猪存栏量一般低于总量的10%。在荷兰、丹麦、英国、法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家，100头以上猪场的能繁母猪存栏量甚至超过全国总量的80-90%（详见表一）。

近年来，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从能繁母猪的数量上看，存栏母猪小于20头的猪场比例超过70%，总体上仍是小规模生产占主导地位。

2.屠宰

欧洲生猪屠宰加工行业的集中度和生产效率高，设备设施先进，工艺技术成熟，产品差异化明显，加工产品的比例可高达70%以上。以丹麦为例，科王公司是全欧洲最大的屠宰联合体，拥有13家屠宰厂、熏肉加工厂和6家熟食加工厂，年屠宰猪1600万头以上，占丹麦出栏肉猪的75%-80%，年营业额达到26.5亿美元。

根据商务部有关统计，截至2012年，我国有14720家生猪屠宰企业。其中机械化屠宰厂3000余家，其余为半机械化或手工屠宰企业；规模以上屠宰企业约2000家，注册肉类商标500余个。而在上述企业中，超过75%的企业从事的是代宰加工业务，超过80%的企业以白条肉作为主要产品进行销售。以上数据说明，我国生猪屠宰企业数量多、规模小、设备设施落后、工艺技术水平偏低、产品差异化程度低、产品加工程度低。

（三）生产效率

1.养殖

欧洲发达国家采用集约化的生猪养殖方式，以高度发达的饲料营养、遗传育种、饲养管理及疫病控制为技术支撑，生猪养殖效率极高。丹、荷、法、意等国每头母猪年产断奶仔猪均在24头以上，每头母猪年提供上市肉猪超过20头（见表二），其中意大利更高达26.2头。

目前，我国母猪生产效率有关数据未纳入官方统计范围。根据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定点调查，每头母猪年产窝数平均为2窝，断奶仔猪数少于20头，上市商品猪少于18头，单头胴体重小于75公斤，每头母猪年产瘦肉重量低于1000公斤。从各方面相比，我国和欧洲发达国家都存在明显差距。

2.屠宰

由于普遍采取动物福利措施，欧洲企业的PSE肉发生率一般低于5%，断骨、淤血、鞭伤等其他因素造成的肉品质量缺陷一般低于15%。而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生猪屠宰企业的PSE肉发生率大约为20%，断骨、淤血、鞭伤等其他肉品质量缺陷约为40%左右。

（四） 行业组织

欧洲发达国家猪肉产业模式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组织化程度高。无论是丹麦的生产、加工、营销“三位一体”模式、瑞典的绿色养猪模式还是意大利的特色火腿生产加工模式，都能看到行业组织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丹麦养猪和屠宰联合会、丹麦猪生产委员会、瑞典农民协会、意大利帕尔马联合体等。可以说，没有行业组织，就没有高效的猪肉生产模式。在这些行业组织里，科研、生产、销售、技术服务等企业和机构按照“市场主导、分工合作、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原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连接紧密、分配合理、控制有效”的关系，构建了符合市场需求，切合本国实际，可持续发展的猪肉生产模式。

我国也有不少合作经营组织，在养殖环节主要有“生猪生产合作社”，在屠宰加工环节有“公司+农户”。但受开放式产业结构的限制，企业大多以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考虑更多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上下游之间的合作。在“公司+农户”模式中，公司对农户的资源、技术和服务支持不足，且难以保证对农户的利益分配。当经营出现问题时，公司往往首先保护自身利益，与农户的合作是脆弱、不稳定的。

（五）科研与应用

欧洲现代化的猪肉生产，以高度发达的农业科技和完善的技术规范为基础。包括遗传育种、饲料营养、饲养管理、疫病控制、环境控制、动物福利和食品加工等一系列技术，使得欧洲养猪业呈现良种化、机械化、无害化、组织化、集约化特征。

欧盟猪肉产业的研究与应用体系由大学、行业协会和企业等共同建立，研究方向兼顾前瞻性和实用性。近年来，欧盟委员会、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等机构加大了技术研发与应用力度，开展了多项跨国家和地区的科研与实践活动，如“基于质量的猪肉产业链管理”、“福利质量评估” 项目等，并根据结果制定了一系列技术法规，指导各成员国开展生产。同时，丹、荷、德、英、意等国也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组织研发和应用，发展有本国特色的技术。

我国传统的生猪养殖是农户庭院式饲养，屠宰是 “一口锅、一把刀”的手工宰杀，猪肉销售是“一副肉架一把刀”的现场分割，传统上认为“杀猪卖肉”是没有技术含量的简单操作。近年来，随着行业发展和对国外养殖、屠宰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我国猪肉生产整体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的差距。

我国猪肉产业科研与应用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整体规划，科研课题重复或缺失。按照我国的体制，科研项目分别在发改委、科技部和农业部等部门立项，但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配合，造成科研目标不清晰，科研成果缺乏完整性，且无法相互补充。二是科研与应用脱离。我国承担科研课题的大多是大学或科研机构，生产企业介入不多，导致科研成果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难以验证，应用推广比较困难。

（六）兽医体系

欧洲猪肉产业发展过程中，各国建立了完备、高效的兽医体系，在技术指导、疫病防控、诊断治疗及监督管理等各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形成符合产业发展需要的兽医体系，兽医在猪肉生产与管理中的作用有限，与欧洲相比有较大差距。中、欧兽医体系的差异主要表现在：

1.工作职责

中国和欧洲国家都设置了官方兽医和执业兽医，但两者职能明显不同。欧洲官方兽医的主要职责是代表政府进行监督管理，人数也相对较少。执业兽医必须有职业资格，负责在养殖、屠宰环节从事疫病防控、诊断治疗、饲养管理、屠宰检疫等具体工作，并提供技术指导。

目前，我国官方兽医主要从事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和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主要包括公路运输检查、屠宰厂驻场检疫和养殖场动物疫病防控等。而我国执业兽医体系建设刚刚起步，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据统计，我国目前通过职业兽医资格考试的执业兽医大约5.7万人，绝大多数集中在宠物诊疗行业，从事农场兽医临床工作的不超过5000人。在我国的生猪养殖企业中，年出栏5000头以下的养猪场基本没有专职兽医，疫病防控大多通过基层动物防疫机构的官方兽医进行指导，而诊断治疗更多依靠兽药厂的技术人员进行指导。

2.教育体系

欧洲兽医教育重视技术能力培养，其专业教育体系中，实践课程占总课时40%左右，基础理论教育也更多采用案例教学等方式，使学生能够更多、更早地了解实际需要。同时，兽医的继续教育体系非常完备，采取多种形式，对从业兽医持续提供技术培训。

而我国兽医教育更注重专业基础知识，实践课程占总课时20%以下，一些学校的学生甚至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没有到养殖或屠宰企业实习的机会，对实际生产状况的了解非常匮乏。此外，我国目前刚刚开始建立兽医的继续教育体系，学习内容和评估考核机制尚不完备，严重制约了兽医的能力培养，也影响了兽医在生产和管理中的作用。

（七）监管体制

欧洲猪肉产业监管体制的特点是层次鲜明、分工明确，欧盟负责制定适用于欧盟各成员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农业或食品管理部门负责据此制定本国法规和标准；行业组织或大型企业集团根据本国法规和标准，对其所属企业进行监督管理。动物防疫、检疫和肉品安全检测等，一般由政府授权的专业机构承担。总体上看，政府的职责以制定法规和标准为主，行政管理职能比较简单，这和欧洲国家比较成熟、稳定的产业模式有直接关系。

目前，我国政府通过新一轮机构改革，形成了多部门分段负责的管理体制，其中农业部负责管理生猪养殖、屠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管理猪肉加工、流通和消费，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相比而言，由于我国的猪肉生产问题较多，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加强监管。另一方面，政府的过多干预影响了行业组织的发展，反过来又加重了政府负担。

五、动物福利对我国猪肉生产的意义

农场动物福利理念和技术的作用，已在欧洲猪肉生产实践中得到了充分证明，也从根本上促进了欧洲猪肉产业的转变和发展。对我国猪肉产业来说，重视和发展动物福利有着更为现实和积极的意义。要从根本上提高猪肉生产效率，解决猪肉产品安全问题，保证猪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使我国从猪肉生产大国发展成为猪肉生产强国，必须从改善动物福利入手，积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促进我国猪肉生产模式的转变。

（一）我国猪肉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中、欧猪肉产业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猪肉产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养殖环节发展滞后

我国生猪行业以散户养殖为主，生产规模小，周期长，效率低。绝大多数生猪养殖以兼业模式进行，除仔猪费、饲料费和部分防疫费外，农户很少支出其他资金，对养猪环境和设备设施进行改造。猪舍普遍通风不良、排泄通道不畅，设备设施落后，卫生条件差。不少生猪散养户技术水平低，管理落后，防疫意识薄弱，导致养殖风险大，生猪质量和数量均难以控制。

2.屠宰加工技术水平低

我国生猪屠宰加工业近70%的屠宰厂仍是手工或半机械化屠宰，设备设施简陋，操作不规范，整体加工水平低。约75%的定点屠宰企业实行代宰制，忽视品牌建设，恶性竞争严重。生猪屠宰管理、执法不到位，人员、经费、装备和检测能力严重不足。屠宰从业人员，特别是屠宰技术人员和肉品品质检验人员的专业技能急待提高。

3. 环境污染严重

目前，多数生猪养殖企业的废物处理系统建设不足。粪便未经处理大量露天堆放或直接排入河流，病死猪直接掩埋或投入江河等现象时有发生。生猪屠宰过程中也会产生大量污水、废气，污染较重。由于污水处理成本较高，许多屠宰加工企业的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上述问题不但影响生态环境，还会导致人畜共患疫病的发生，对公共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4.监管难度大

生猪饲养的分散化导致生产环节的监管难度大、监管成本高，容易出现管理漏洞。屠宰企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使得猪肉质量和安全无法保证，同样增加了监管难度。分段监管模式和产业结构调整不匹配，增加了管理难度，公共安全事件难以遏制，直接影响了政府形象。

5.市场波动剧烈

近年来，我国猪肉市场价格波动较大，严重影响了市场供应和畜牧业发展。当市场价格下跌时，众多小企业纷纷低价抛售，甚至宰杀变卖母猪；当市场价格高时，由于行业门槛低，大量企业无序入市，又对规模化生产企业造成冲击。虽然政府采取活体储备、冻肉储备等措施，期望通过调节市场供应数量控制猪肉价格，但实际效果难以令人满意。

（二）我国实施动物福利的迫切性

当前，我国猪肉生产模式正从分散化向规模化、集约化过渡。一方面，猪肉产业已进入发展瓶颈期，急需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规模化、集约化、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随之产生的公共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要解决目前我国猪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既保持猪肉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又保证肉品安全，减少环境危害，必须尽快全面推广和实施动物福利，实现猪肉生产模式的转变。

我国应充分借鉴上世纪欧洲猪肉产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根据各地自然环境、消费习惯、消费能力的不同特点，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大力提升畜牧业科技水平，逐步形成符合我国国情，适度规模化、集约化、高福利的猪肉生产模式。

（三）在我国实施动物福利的可行性

从各方面情况看，目前在我国全面推广和实施动物福利，已具备一定基础，有充分的可行性。

1.有研究和应用基础

与欧洲相比，我国动物福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有比较大的差距，但近几年有了明显进展。2008年，重新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三条明确指出，“鼓励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实施人道屠宰”。2009年，我国出台了第一部关于动物福利的国家标准，即《生猪人道屠宰技术规范》，提出了屠宰环节的动物福利要求。《动物福利评价通则》、《生猪动物福利评价要求》等一批行业标准也开始制定。

在科技部带动下，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安华动物产品安全研究所等一批科研单位已开始进行动物福利技术的研究和应用推广。双汇、雨润等大型屠宰企业已开始用动物福利标准对生产进行评估和改进， 麦当劳等国际连锁企业也开始用动物福利标准对其供应商进行评估。

2.可借鉴国际经验

在动物福利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理念和技术体系，内容详实，可操作性强。近年来，FAO、OIE等国际组织也开始将动物福利纳入其工作范围，并制订了相应的技术标准，供发展中国家参考。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动物福利方面的经验和技术，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有后发技术优势

由于设备设施和劳动力成本高昂，欧美发达国家实施动物福利后，生产成本明显提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猪肉产业的进一步快速发展。而我国是制造业大国，设备引进和制造能力强，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总体生产成本与欧洲相比有明显优势。抓住战略机遇，及时实施动物福利，可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大幅度提高生产能力，迅速实现产业升级和赶超。

六、推广动物福利，促进产业转变的具体建议

根据当前我国猪肉生产实际状况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积极推广和实施动物福利工作。

完善技术规范，健全法律法规。加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有中国特色的农场动物福利技术标准体系，在制定和完善《动物福利评价通则》、《生猪动物福利评价要求》等规范性文件基础上，建立、健全动物福利相关法律法规，从总体上推动和保障农场动物福利的实施。

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发展。农业主管部门应合理制定《养殖场设置规划》和《屠宰厂设置规划》，严格按照生物容量和环境要求确定养殖企业规模，并根据养殖规模相应合理地设置屠宰厂数量及屠宰规模，避免产能浪费和环境污染。

发展改革和行业主管部门应根据动物福利相关标准，合理提高养殖和屠宰业准入门槛，逐步淘汰规模小、技术落后、管理不健全的养殖和屠宰企业，提高产业规模化和集约化水平。

财政和农业主管部门应共同研究、制定有利于促进高福利猪肉生产的扶持政策，合理利用政策性保险、政府优惠贷款、财政贴息等手段，引导猪肉生产各环节企业、机构形成风险共担、互利共赢的产业合作关系，促进产业结构逐步由开放型向封闭型转变。

加强科技研发，引进先进技术，鼓励国内生产企业、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动物福利技术的自主研发，充分发挥科技支撑项目“产、学、研一体化”的作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

全方位、多渠道开展对外科技交流，加强与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在遗传育种、疫病防控、环境控制等与动物福利有关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有效利用双边财政合作机制，对科技含量高，内容有创新的项目，优先给予外国政府贷款支持，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引导国内项目单位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行业整体科技水平。

转变管理方式，提高监管水平，加快行业组织的建立和健康发展，通过行业组织强化行业自律，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积极创造条件，引导专业技术机构参与行业监管，承担更多的技术管理工作，提高服务能力。

加强兽医管理和教育体系建设，完善职业兽医培养体系，鼓励执业兽医积极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财政部金融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