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9 07:05:47
作者简介：栾孟留（1990-），女，汉族，河南省濮阳县，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明清史。
摘要：继陆深校勘《史通》后，张之象与张鼎思也分别依据它本相继对《史通》进行了进一步的校勘。张之象依据宋本，张鼎思依据家抄二三本，都对《史通》进行重新校勘，虽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但总体上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赞赏。在促进《史通》的进一步流传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张之象；张鼎思《史通》
自刘知几《史通》一书问世以来，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1]（p271），尤其《疑古》、《惑经》等篇，更是对儒家经典及其所记载的上古时期的史事提出大胆怀疑和责问，如否定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度、怀疑对桀、纣的记载失实等等诸如此说，比比皆是。因此，在封建正统思想熏陶下的古代学者对刘知几持很大的仇视态度，对其书更是憎恶至极，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故《史通》在唐、宋、元时期一直没能得到广泛传播。明朝陆深《史通会要》的出版，开始扭转了《史通》的命运。随后，张之象与张鼎思也依据它本分别对《史通》进行了重新校勘，纠正了陆深的诸多错误，弥补了其校勘方面的不足。陆深开首次校勘《史通》之风，学术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肯定了其所做工作的贡献。诚然，陆深确实为《史通》的再流传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但由于一些客观原因，其校勘版本仍有很多的错误与不足。陆深本人对此也表示了深深的遗憾，说道：“校勘粗毕，讹舛尚多，惜无别本可参对也，方俟君子”[2]。二张就是继陆深之后的君子。二人对《史通》的重新校勘，完善了《史通》的内容；厘清了《史通》的结构，对《史通》的流传与推广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学术界对二人的校勘成果重视程度不够，我们很有必要对此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张之象对《史通》的校勘
张之象（1496-1577）字月鹿，又字玄超，别号碧山外史、王屋山人，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人。他由诸生入国学，嘉靖中任浙江按察司知事，后辞官回乡，潜心著述。晚居秀林山，罕入城市。家有“猗兰堂”和“细林山馆”，是他刻书和藏书之地。张之象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诗集《张王屋集》、《太史史例》、《离骚绮语》、《楚范》、《唐诗类苑》、《唐雅》、《彤管新编》等。
张之象对《史通》的校勘是在万历五年（1578）。其校勘《史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对刘知几及其书《史通》的同情与赞赏。在同情刘知几“三为史官，颇不得志，愤懑悒”[3]（p7）的同时又对其书《史通》大加赞赏，认为其是“备载史策之要，剖击惬当，证据详博”[3]（p7）。可惜该书“历岁滋久，浸就散逸”[3]（p7）未得到该有的重视。二是对陆深校勘版本的不满意。陆深据蜀本《史通》校勘该书，仍然有诸多错误。张之象偶得《史通》宋刻本，认为大胜于蜀本，故在其基础上重新校勘。
此次校勘，张之象主要做了一下工作：一是与同郡人徐虞卿、冯美卿等，参考众本，丹铅点勘，以宋本为主要依据，其他义通者，仍两存之。二是“增七百三十余字，去六十余字，而《曲笔》、《因习》二篇，增补缺略，已成全书”[3]（p7）。最终“反复折衷，（《史通》）始明润可读”[3]（p7），张之象乃“倡义捐赀，镂板流布”[3]（p7）。后人将其校勘的版本称之为“张本”、“象本”或“云间本”。
对于张之象的此次校勘工作，得到了后来学者的肯定。王惟检认为张之象本“大善，有数处极快人心者”[4]（p248）；黄叔琳认为张之象本“宋时旧本，比之他刻为长”[5]（p435）；卢文认为“何氏镗以朱氏影宋抄本校张之象本，知张本无大相乖舛者，在郭本之上”[6]（p444）；张振认为“象本是陆深以后第二个版本，初不为人重视，经何镗取与华亭朱氏影宋钞本互校，信其序言依据宋本校刻之言不虚，洵乃旧刻《史通》之善本”[7]（p765）。当然也有不足，如“鲁鱼亥豕，尚有沿误，如误‘凡’为‘烦’，误‘茑’为‘燕’，误‘名’为‘君’，误‘愚’为‘偶’之类”[5]（p435）。
（二）张鼎思对《史通》的校勘
张鼎思（1543-1603）字睿甫，号慎吾，长洲（今属河南）人。万历五年考取进士，任吏科给事中，后历任福建按察司副使、江西按察使等职。主要论著有《琅邪曼衍》、《考工记补图》、《琅邪代醉编》等。
张鼎思校勘《史通》是在万历三十年（1602）。其校勘此书的原因大致与张之象相同，即欣赏《史通》不忍其被埋没以及对陆深版本的不满。但与张之象不同的是，张鼎思此次校勘所依据的版本与张之象有所不同。张之象明确指出他是在陆深本的基础上，又依据宋刻本，进而对《史通》重新校勘。而张鼎思却只是含糊的说，其在得到方伯莆田吴公所给予他的陆深本之后，又依据家中二三抄本，参稽互正，完成了此次校勘。但并未交代清楚其家中的二三抄本究竟属于何种版本。
张鼎思此次校勘主要做的工作有：一是对文章内容的删改。“篇章有应合、应岐者，合之、岐之；书名有应删、应益、应定者，删之、益之、定之。”[8]二是对文章内容的增减。“《曲笔》篇为增四百卅余字；《鉴识》篇增三百余字，而去其自它篇羼者六十余字；《因习》上卷已亡，刻中数行宜削而不削者，慎之也。”[8]三是对原有版本的继承。“它无可据者，姑仍其旧。”[8]
对于张鼎思的此次校勘成果，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据四库馆臣考察得出，自张鼎思本《史通》刊刻后，世传《史通》皆以其“为祖”[9]（p757）。现代著名版本学家王重民认为“明人所刻《史通》，以此本（张鼎思本）为最善。”[10]（p149）更值得一提的是，张鼎思曾将自己所校勘的《史通》版本寄赠郭子章，郭子章因公事繁忙无暇研究此书，故将其转寄其次子郭孔延，并命其据家藏本，细为校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郭孔延《史通评释》的著述与张鼎思本《史通》也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三）总结
张之象与张鼎思继陆深之后，相继校勘《史通》，纠正了陆深本的错误，弥补了其固有的不足。这就为《史通》在明代社会的广布流传，做了重要的基础工作。后世学者多是直接或间接依据二人版本，才对《史通》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郭孔延即据张鼎思本与家藏本，完成了《史通评释》的著述；王惟检即据张之象本，认为其为善本，大胜于郭本，完成了《史通训故》的著述；黄叔琳在王惟检本的基础上，完成了《史通训故补》的著述；最晚的浦起龙又博采众家之长，完成了《史通通释》的著述。虽然二者校勘的版本也有一些不足，但我们必须得承认其在促进《史通》研究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刘知几著，浦起龙注释：《史通通释》卷10“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2]《四部丛刊》所收张鼎思校刻本《史通》卷末所附陆深《题蜀本史通后》。
[3]张之象：《史通序》，郭孔延《史通评释》卷首，《张碧山先生史通序》，续修四库全书，第4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4]王惟检：《史通训故序》，《史通训故》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4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5]黄叔琳：《史通训故补》卷首《例言》（第一则），续修四库全书，第44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6]蒙文通：《馆藏明蜀刻本〈史通〉初校记》，《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巴蜀书社，1995年。
[7]张振：《史通笺注》附录三所收张之象《史通序》后之“按”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