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彪子在微笑中永诀

2005年4月1日夜里，劳累了一天的彪子突然被一阵巨痛惊醒了。这疼痛实在很蹊跷，彪子忍了又忍，大汗淋漓，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让我给医生打电话，请人来打止痛针。就这样，勉强捱到了天明。

我心里再次惶惶然：难道换上的新肝在他肚里出问题了？

好好的，等着我回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赶到第一中心医院，彪子再次被推进了那圆圆的罩子。腹腔、头部、肩、脊椎……一个部位一个部位仔细地检查着，折腾了两个小时才下地。

避着彪子，曾为他第一次主刀换肝的沈教授对我说：“秋芳，这事儿不能瞒了。我准备告诉他，你觉得他能承受吗？”

“我猜，他已有感觉了。”

晚上，沈教授来了，往椅子上一坐，语气平静，直入主题：“傅老师，复发了。”“在哪儿？”彪子并没有一丝迟疑，他端坐在沙发上，眼睛紧盯着沈教授。“还在肝内。需立刻住院全面检查，然后拿方案。”沈教授果断地说。

从影像学角度来看，再次换肝还是有希望。国外有这样的病例，换完一次，一个月后再换，让血水过滤一下，效果应该不错。

4月24日，我们跟随沈教授回到了天津，那里有他的“精锐部队”，他们将为彪子做第二次肝移植手术。4月27日早7点，彪子的病房已围满了人。朋友们七嘴八舌地劝他别紧张，他说：“你们看我紧张吗？跟上回一样，睡一觉就出来了。”

那时他靠在床上，大家围成一圈坐在他身边。所有的女同胞都抢着和彪子拥抱，彪子开玩笑说：“芳芳，你就眼看着她们占便宜？”我也笑了：“我要收费了啊，拥抱一次五块钱。”大家笑作一团。

方圆一边拥抱彪子，一边吩咐文林：“快，给芳芳五十。”

彪子说：“你怎么哄抬物价，五十块能抱十次。”

“哟，我听错了，那你还欠我九次。”

彪子嘿嘿地笑：“攒着，攒着。”

这时，麻醉科主任来了，大家知道他是来接彪子去手术室的，空气一下凝固了。彪子说：“等会儿，您让我抽口烟。”他仍然坚持要自己走到手术室。

这条路很短，从病房走到楼道中央的护士站，再乘电梯就可以直达。路上没人说话，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他也握住我的。一群人挤进了电梯，一眨眼，手术室那一层到了。大家刚准备下电梯便被制止住，原来，亲友只能到此止步，出了电梯就是手术室了。

大家傻傻地愣在那里。我只觉得浑身的细胞在缩小。我拉着彪子的手不放，彪子也不再羞涩，一转身把我搂在怀里，搂得紧紧的，令我有些窒息。

我在哭，所有的女人在哭。半晌，彪子捧起我脸，用大拇指抹去我的泪：“好好的，等我回来。”我抬眼看他，他的眼圈红红的，潮水似要往上涌。

终于，他坚定地一转身，走出了电梯……

秋芳啊，

傅老师以后真的不能再拍戏了

第二次手术过程极其漫长。我瘫在沙发里，方圆拉着我的手坐在我身边，不时给我端水，擦泪。她的包里揣着“牛黄清心”，看我挺不住了，就随时塞一丸在我嘴里。后来才听她说起，就在我去医生办公室签字的时候，彪子把她叫到身旁：“方圆，我进去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但这几个小时芳芳最难熬。”方圆连连说：“你放心，你放心，我寸步不离开她。”

真的难熬啊！上次手术进行了12个小时。我想，如果这次十三四个小时能下来就算是顺利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有电话。

四个小时、五个小时过去了，没有电话……

晚上六点多，冯小刚和葛优急火火地赶来了，大家坐在屋子里，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划过。朋友们在聊着什么，我呆坐在沙发上已全然不知。

七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响起，心跟着颤了一下。低头一看，原来是武警总医院的郑副院长从北京打来的：“我是老郑。小妹，你可得挺住啊！”我的脑子“轰”地一下炸开，人从沙发上弹起来：“怎么啦？！”

电话那端变得支支吾吾：“嗯……没怎么，手术挺顺利……小妹你放心，沈教授他们技术高超，你要注意休息……”放下电话，我的手一直在抖。朋友们看我脸色煞白，都转过头来，瞪眼看着我。

“怎么了，电话里说什么？”不知谁问了一句。我被方圆按在沙发上，嘴里塞进一丸牛黄清心。

“是郑副院长，他说让我挺住……”没说完我便呜呜哭起来。老郑一定是知道了什么事才让我“挺住”，一听我那惊愕的语气，显然还一无所知，才又把话吞回去。

那一刻，我的慌乱让所有人躁动起来。优哥直着眼睛坐在椅上一动不动，小刚“吧嗒吧嗒”不停抽烟……方圆把我的手机没收了，谁来电话都不让我接。

夜里11点半，手机又响了。所有人屏住呼吸，紧盯方圆的脸。

“是沈教授。”方圆说着，把手机递给我。里面传来沈教授疲惫的声音：“秋芳，我下台儿了，你们到我办公室来吧。”我的眼泪一下涌上来，沈教授下了手术台就意味着手术最关键的部分已顺利完成了。余下的工作由他的大弟子朱志军主任继续做。

小刚、优哥、小陆、志诚、姐姐们……十几口人全聚在沈教授办公室。我哭着握住沈教授的手：“辛苦您了。”大家围着沈教授询问手术情况，沈教授一脸沉重：“恐怕……恐怕傅老师将来不能出去拍戏了。”

大家不语，都在琢磨这句话的分量。

“那他的生活状态还能恢复成第一次手术后那样吗？”小刚打破了沉默。

“应该可以，但恐怕恢复的时间比第一次要长。”沈教授的表情始终很严肃。他第二天在北京还有手术，要连夜赶回去。

路上，沈教授又给我打来电话，沉重如故：“秋芳啊，傅老师以后真的不能再拍戏了。我们都很喜欢看他的戏，但你千万不能让他再受累了。”

“我知道我知道，我一定让他好好休息，什么事都不让他干。”我以为他是在责怪我上次手术后没让他休息好，认真地答应着。

“我……我是说……恐怕这半年，他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您放心，我保证不会让他像上次那样了。”

沈教授不再说话。

曾经有过一闪念，我对沈教授的潜台词心知肚明。他其实是在说，彪子最多只有半年时间了。但仅仅是一闪念，我便强硬地将它扼灭了。不能，不能再存留任何不利的意念，它们只会带来不祥的后果。

而事实上沈教授的确是在暗示我。

很久以后他才说，打开腹腔那一刻他的心都凉了！癌细胞已经布满整个肝脏，顶出了隔肌，侵犯到胸腔，右肺的一角已经被他切掉，创面是他做的手术里最大的。他恨不得戴上显微镜把所有隐藏的癌细胞都切干净，但是他办不到。再切，恐怕连手术台都下不了。

“你要抱着我，要不然就疼！”

彪子的病情稍稳后，征得医生同意，我将彪子接回了家。

7月28日下午，彪子突然发烧。我用酒精给他物理降温，效果不好，便催着他去医院。他坚决不肯，像是知道去了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只好打电话问医生，在家给他输液。第二天一早，彪子已经不能下地，头脑也不清醒。我急了，打电话给郑副院长。武警总医院派了急救小组和救护车，把彪子接到病房。路上彪子一直说着胡话。住院第三天，他终于退了烧，又被送去做CT。彪子虚弱极了，可是仍没忘了对医生们道谢。小刚来看他，彪子正弯着腰上床：“哥，你看我现在就跟个八十岁的老头似的。”彪子的口气很轻松，大家心中却灌满了铅。

沈教授看了CT的结果：“傅老师这次回不了家了。”“不可能！不就是发烧吗？烧退了再养几天我就带他回家！”我的意志拼命抵抗着，不让大脑接受任何“不良信息”。

“这一次，傅老师肯定回不去了。他这是肿瘤热，再好的抗菌素也没用。”沈教授让我看片子：“已经布满了气管，随时会出危险。”

我相信沈教授不是吓唬我。我呆坐在沙发上，心乱如麻，不能言语……

当时儿子聪聪正在加拿大游学，8月7日回来。我请沈教授无论如何让彪子坚持到那一天。

彪子已不能正常进食，但依然喜欢擦背。自从他病了，我一直叫他“宝贝”。每次问他：“宝贝，敷敷背吗？”他总是爽快地答应。我每天把毛巾泡在热热的水里，拧干后缓缓展开敷在他的背上，彪子舒服极了。现在想想竟是那样幸福，不管怎么样，人在呢，你还能为他做事，为他忙碌。

彪子的骨架仿佛已支撑不住躯体，从床上坐起来，佝偻得很低，我坐在他的对面，让他把头架在我肩上。

“聪聪呢？”有一天彪子突然问。我的心一下收紧，他大概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在加拿大呢，是不是想他了？”我已经决定把儿子提前调回来。“嗯。”彪子点点头。“那我让他回来。”

“不要。”彪子使劲摇头，“咱别给学校添麻烦。”我又问了几次，他依然摇头，想到再过三天儿子就要回来了，医生也保证近几天不会有问题，便依了他。

彪子的身体越来越糟糕了。他脸上的肌肉开始下垂，下颚松弛，舌头发硬，对他说任何话，他只点头或摇头。他躺在床上，左手总是往上抬，举到头顶上，他说不出话，我便一直不懂他的意思。我绞尽脑汁猜，问他：“你是不是想抱抱我？”

摇头。

“想抱抱儿子？”

又摇头。

“是要我搂着你吗？”我不知怎么冒出这个想法。他使劲点着头，皱着眉头，像是埋怨我：“你怎么才说对呀。”我赶紧挤到他的床上，把他的头搬起来放在我的臂弯里。

“要不然就疼。”彪子突然开口说了话，声音很轻，却很清晰。

护士们笑了，笑他像个孩子。是啊，已经痛至骨髓，他还在为自己的“撒娇”找辙。

我吻了他，那是心灵的约定

自从说过“要不然就疼”之后，只要我看他歪在床上不肯躺好，便让他靠入我的臂弯里跟他说话。有次我问他：“彪子，下辈子我还嫁给你好吗？”他努了努嘴唇，没说出话。“想说什么？下辈子你还要我吗？”他又努了努嘴唇。

“他是不是想让你吻他一下？”二姐在一旁突然悟到了什么。彪子使劲点点头。我的泪一下涌上来，把他抱在怀里。我知道彪子的方式，他一定是想说：“让我下辈子娶你，你倒是先吻我一下啊！”我吻了他。那是心灵的约定。

8月19日夜，彪子的血氧和心率突然出现强烈波动，直到清晨才平稳下来，院方提出抢救方案，要把彪子转到ICU抢救室，必要时切开气管，上呼吸机。我没同意。彪子的肿瘤遍布全身，重要内脏器官的功能正在衰竭，切开气管只是延长几天时间，可救不了他的命。可以想象那种创伤是何等痛苦。

记得彪子曾跟朋友开玩笑：“等我快不行时，求医生给我开个后门，让我安静地走。”虽是玩笑，但我从中领悟了彪子的意愿，那是他的权利，是一个人对死亡的权利。

有本书中说，如可能，应在病人回天乏术时，把他安排在单人病房，停止一切侵犯性的治疗，让临终者在宁静和安详中去世。这是重要的权利，临终者的精神未来和福祉都依赖这种权利。它让我对死亡有了重新的认识。

彪子最后一次进食，喝了很多甘甜的黄瓜汁。

止痛泵缓缓释放出的药液让彪子整天都在沉睡，没有痛苦。想让他喝水或吃东西时，就把泵停了，一会儿他便会清醒过来。

一天我在病房里吃黄瓜，满屋子散发着一股清香。彪子闻到了，口中嗫嚅着。

“你也想吃黄瓜，是吗？”他点头。我切去黄瓜最上面一段，将余下的送到他嘴边，想用汁液润湿他的双唇。没想到，他突然张开嘴，“咔嚓”一口咬下一寸多长。他的吞咽功能已近衰竭，我大惊失色，伸手往外抠。彪子竟死死咬住不放。我连连说：“宝贝，别急，我榨了汁再喂你。”他这才点点头，松了口。

印象中那是他最后一次进食。喝了很多，甘甜的黄瓜汁滋润了他的双唇，更滋润了我们的心。

聪聪你看，爸爸在笑呢

8月28日夜，彪子比任何一天都清醒，眼神极其清亮。他的头能够最大限度地转动。他看看沈教授，又看看我。沈教授大声地问：“傅老师，知道我是谁吗？”

他点头，轻轻地。“傅老师，咱们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他又点头，然后转过头看我。

“宝贝，认识我吗？我是芳芳。”他还是点点头，眼睛用力眨一眨。

“宝贝你记住，我永远爱你！”我眼巴巴地看着他，等待回答。他好像连点头的力气也耗尽了。为不让我失望，他又用力眨眨眼。看他的模样，就像听话的孩子，善良、无辜。我的心片片碎裂。

“宝贝，不要怕，我陪着你呢，你不孤独。朝着有光亮的方向走，知道吗？”他听懂了，轻轻点了一下头。他的眼神那样顺从，那样温和，流露出深深的爱与不舍。我用力把他抱住，在他的脸上、唇上亲吻着。一忍再忍的泪水奔涌而出。

29日早上7点，彪子又醒了，依然平静，依然没说话。医生打开止痛泵，他又昏睡过去。那是他最后一次睁开眼看这个世界。

下午1点，血氧开始慢慢下降，氧气面罩没用了。

小徐从学校火速接回聪聪，朋友们全都赶来。医生反复问我：“是否改变主意，是否同意切开气管抢救？”

我回答：坚决不！

往往有一些人，生离死别令他们失去理智，忘记了一个词叫“无力回天”。

我轻轻握着他的手，帮他修剪指甲，用酒精棉签将指甲周围清理干净，用棉签在他的耳内轻扫一圈。这是他平时最喜欢让我为他做的事，这是最后一次了……

午夜12点，对将走的人是“坎儿”。渐渐地，他吸气变得很短，呼气很长，像是在叹息。医生说那是叹气式呼吸。

8月30日8点57分，血氧直线下降。彪子生命力顽强极了，坚持了18个小时，容我们送出很远，我紧紧握住他的手，无声流泪。“时间不多了。”医生提示着终点的距离。

一路上，他的生命之光越来越弱，我咬着牙告诉自己，必须陪我的彪子走到底！

仪器上的数字急遽下降，我的心随之一再地失重。显示屏上呈现出一条没有波折的直线――生命的电波消失了。“现在开始计时。9点35分，傅老师离开了我们。”医生说。

恐惧和绝望都在这一瞬平息。我仿佛看到爱人的灵魂已离开千疮百孔的躯体，安然飞升。我的身体慢慢舒展，置身于一种温暖之中，就像他曾无数次拥我入怀。

没有人恸哭，周围安静极了，大家守护着这份尊严，这份神圣。

我用手轻轻合上他的双眼：“彪子，一切都放心。不要怕，记着，向着有光亮的地方走。记住我永远爱你。”我反复地说着最后的叮咛。我亲吻他的额头、嘴唇，他的样子十分安详。

为他更衣时，姐姐扶他坐起来，正好面对着我。我惊呆了！彪子在笑，笑得那么生动，那么顽皮！

我拉住儿子的手：“聪聪你看，爸爸在笑呢！快把叔叔阿姨叫过来！”伤心哭泣的朋友们闻讯从隔壁房间跑过来，全都愣了。彪子确实在笑，面颊的肌肉向上提着，嘴唇抿得很紧，嘴角向上翘。像是刚刚实施了一场恶作剧，又像是给大家讲了一个笑话。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笑容都很灿烂。三分腼腆，七分得意。

彪子的妈妈来了。她坐在儿子身边，捂住嘴无声地饮泣。

“妈，他在笑呢。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都陪着他，他一定很满意。对他这一生都很满意。”

彪子……

（有删改，主标题和副标题系编者所加）

编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