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9 03:41:07
曾经的同事兼搭档在微信里要我写一篇短文，说说与《普洱》杂志的故事，才突然惊觉《普洱》杂志已经创刊十周年了。《普洱》创刊的十年，是普洱茶产业全面复兴的十年，也是中国茶文化蓬勃发展的十年。一时思绪颇多，临下笔竟不知从何说起。
记忆中的茶，是与柴米油盐一起陪伴着我长大的。差不多从记事起，茶就在脑海中留下了无数碎片化的记忆。如果没有在《普洱》杂志工作、学习的这段经历，我想我很难将关于茶的这些碎片化记忆串连起来，甚至与普洱茶产生这么多的关联。
迄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多年前暂居大理时于某日去买绿茶，在茶叶店与下关沱茶不期而遇。那时普洱茶还没热起来，不过下关沱茶倒是早有耳闻，毕竟在这座滇西小城里生活了好多年。看着店铺里码放整齐的下关沱，自己却一直未能得以品尝，心中隐隐生出几分新鲜感，于是满怀期待地买了一个特级沱。回家打开包装后，面对被压得结结实实的沱茶，喝惯了绿茶的我竟一时无从下手。最终是在菜刀、F锤的侍候下，沱茶被敲成七零八碎的小碎块，然后像往常喝绿茶一样丢一块进茶杯，边泡边喝，边喝边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砖饼沱之类的茶一概敬而远之。
正如许多云南人一样，那时我压根就没有把下关沱茶与普洱茶联系在一起，甚至连“普洱茶”三个字都没听说过。第一次听说普洱茶，是在2002年。那次从大理到昆明出差，与著名诗人、《普洱茶记》作者雷平阳，以及《诗刊》编辑朱零、《大家》杂志编辑韩旭一起喝酒。是时《普洱茶记》国内刚出版不久，酒酣之际雷平阳有点小得意地炫说韩国人正在跟他谈《普洱茶记》韩国版的版权，版税以美元计云云。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普洱茶，不过对我来说“普洱茶”只不过是个名词而已，没什么概念。
2009年11月，离开一家旅游杂志后不久，我来到《普洱》杂志。许多人，许多事，聚在一起是种机缘。总编王洪波、编审何真竟然是当年在大理有过一面之缘的两位老前辈，更遇到了早闻其名不识其人的老乡雷杰龙。新的工作环境有些熟悉而陌生，毕竟普洱茶对我来说是个新的领域，一切需重头学习。
在《普洱》杂志的日子，对我来说是段值得怀念的时光。刚进杂志社的时候，热过头的普洱茶正处于低潮，但大的市场环境已经形成，杂志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并于次年改成了月刊。这是《普洱》杂志发展过程中一个新的台阶，当然也让工作压力陡增了不少。当四处奔波采访，跋山涉水地拍照，熬夜修片写稿成为一种常态，日子在忙碌中有些充实，也让我对普洱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
犹记得在景东从无量剑湖流下的那条清澈见底而又色彩斑斓的河流旁，当我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貌似普通的石头上的刹那，我被重重摔到那块石头上，此后近十天的茶山采访，每当需用点力量爬山时，尾椎就时不时地用疼痛来折磨我一下。其实去茶山采访，穿行在云南大山大河的皱褶里，类似的危险几乎无处不在，而一路走来留下的更多是感动。镇沅的付开成老师为了带我们去看马邓茶的核心区，在险象环生的山崖路上开车到“小腿都在弹三弦”；为了保护我们去拍穿越原始森林才能到达的宁洱县勐先乡雅鹿村茶山箐半栽培型古茶树，普洱茶集团派了3名员工拿着砍刀跟着我们，以防止野生动物的侵袭……抛开危险和辛劳不表，每次去茶区采访都难免遭遇到无助和无奈，但更多的是感动和幸福。而当新一期崭新的《普洱》杂志摆上案头，连日的劳累霎时抛到九霄云外，心中留下的是满满的成就感。这其中，不仅有杂志社编辑记者们的辛劳，更有被采访者，以及帮助我们完成每一次采访的茶人们的功劳。
如今，不经意间离开《普洱》杂志已是半年有余。人走，茶未凉。昔日的伙伴们不时地在网络上互动一下，闲聊几句，偶尔也会来个饭局小聚一下。每当此时，心中总会忆及编辑部里那些朝夕相处的日子，貌似平淡却温暖人心。
总编王洪波是个思维发散而充满理想主义的人，没有他的执著，我想《普洱》杂志很难有今天；编审何真是个慈祥的长者，带有一颗少女般的诗心，当一众小编与王老师因选题处于僵局时永远站在小编一方；雷杰龙是云南文坛势头强劲的青年作家，写文章不在话下，更主要的是找选题时出乎意料的鬼点子颇多；文采飞扬的子语现在腾冲过着诗意的生活，当年在编辑部共事时因为他上班几乎从不迟到，以至每天都迟到的我对他颇有意见；敢于胡乱是写美食的一把好手，照片拍得也不赖，现在据说主要吃野生菌去了；为哄我按时交稿偶尔帮我捶捶背的“黄老邪”庄生晓梦，思路清晰文笔利落，对工作的勤恳和认真负责让我汗颜；“死安卓”水苍玉有点工作焦虑症，一篇稿子写下来从头到尾都在叫苦，不过文笔不错人缘也好；视觉总监“Windows X”的版本总是随着微软在升级，这孩子后来被其他几个熊孩子给带坏了，不过“中国最美期刊”有她的功劳……最后谢谢我的搭档小妖楠，我们同一天进的《普洱》杂志，默默搭档了六年多，每次采访归来你都承担了繁重的写稿任务，让我能有空站在窗口点支烟，看看窗外袅袅走过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