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比较分析

[摘要]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两者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的是不同的时代主题，但在精神品格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总体上看，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执政理念、治理模式、制度建设等方面，都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这些方面都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超越。站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认识高度，对于当年为何“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也就有了新的理解。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

[中图分类号]D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10-0025-04

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都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通过对国情与时代特点的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而提出来的指导理论。这两个理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体现着不同的时代主题，无论在性质、任务、目标上，还是在具体内容上，都有很大的差异，但同时，这两个理论在精神品格方面也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甚至在某些具体的政策内容上还有着一定的相似性。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有过争议，而这个问题其实也直接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当今正在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对于这两个理论做一些比较和分析，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发展的道路的正确理解，帮助人们澄清某些模糊的认识。

一、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异同的总体比较

这两个理论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条件，面对的是不同的时代主题，所以它们的差别是很明显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产生于民主革命时代，其性质是革命的理论，体现的是革命的时代主题，其任务就是要为人们指明中国革命的性质、阶段、目标，以及革命对象、领导力量、同盟军等等。在此基础上，它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纲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产生于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是在探索改革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它所体现的是发展与改革的时代主题，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成果，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存在很多相同点。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理论在体现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敢于创新的精神品格方面是一致的，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建立在对国情和历史阶段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都是对教条主义尤其是苏联模式的突破。新民主主义理论总结了有别于苏联十月革命的中国革命模式，其革命性质、对象、任务、阶段性等等，都是通过科学分析中国国情而提出来的，而不是对苏联革命道路的简单抄袭。例如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手里，等等，都是经典作家书本上找不到的，都是由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之“新”，就是根据中国国情所做的理论创新。同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也是源于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沿袭苏联模式的那一套计划经济体制的突破，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的探索过程中，结合国情和当代世界发展趋势，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政治、经济、文化成就，逐步形成的。它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的许多传统的教条式的僵化理解，系统地阐发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特点、执政纲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所有制问题、对外开放、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一国两制等重要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方略。

这两个理论内在的逻辑联系集中体现在对社会主义基本方向的坚持上，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地将社会主义作为其目标、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特点的正确把握。新民主主义理论是用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这个革命所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其本身虽然不是社会主义，但却是通往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并且，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也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所以不等于纯粹的资本主义，在其经济成分中，既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成分，如民族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等，还包括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方向只能是逐步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走向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国情下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把握更加科学，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这个理论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最大最重要的国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时间。在这个历史时期里，党的基本纲领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方向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是资本主义，它是中国国情下社会主义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所以在这点上，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超越

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们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不同认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深受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的历史条件下，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应该说，其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解和选择是突破了苏联教条的束缚，但是其对有关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总体上看，并没有真正摆脱那个时代的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考察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就不难看出，它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更多的是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尤其是体现在对待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政策策略方面，而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治国理念、治理模式、社会政治制度的构建等方面，则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基本也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传统社会主义实践之后，在深刻总结传统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对外开放、充分吸收人类一切进步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它摆脱了建立在苏式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传统社会主义教条的束缚，焕发出强大的青春活力。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重要问题上，都实现了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以及其所属的传统社会主义理念的历史性超越。这

样，我们就不可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某些现象、某些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相似之处，就将二者混为一谈，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某种模糊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超越，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完全相同，都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就是私有制、市场经济。新民主主义所追求的目标、发展方向和前景，就是这种意义的社会主义，即传统社会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大大超越了这种传统的认识水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计划和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不能以市场或计划作为判断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主要的创新之一，也是其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历史性超越之一。

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理解，最大的争议集中在所有制问题上，尤其是如何认识和定位非公有制经济。按照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私有制经济(民族资本主义、个体经济等)还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可以存在。但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这些非公有制经济就必须接受改造成为纯粹的公有制经济。因此，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质上还是将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因素，在这点上，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观点完全一致。保留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说是具有权宜的性质，并且非公有制经济还必须接受国有制经济的领导和限制，彼此之间并非平等的市场主体关系。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大突破之一就是破除了对所有制的僵化理解，不再简单地以姓社姓资来定性非公经济，明确将非公有制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而非将其当作异已因素。1999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公有制经济长期存在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和保护，保障多种经济成分之间平等竞争的各项法律、政策也在不断完善。

第二，在执政理念和指导思想上，新民主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一样，都坚持传统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明确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路线，不再以僵硬的阶级标准来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而是致力于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以追求社会和谐来超越阶级斗争的传统理念和思维。

新民主主义理论毕竟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提出的，强调阶级斗争是那个时代的客观现实形势所要求的，自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为了集中革命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反对势力，赢得革命的胜利，有必要对当时中国社会各种力量进行阶级划分，直至为每个社会成员进行阶级成分认定，以分清敌我，对不同的阶级实行不同的政策策略，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敌人实施。但是这种革命年代阶级斗争的理论后来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思路，直接影响到革命胜利之后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影响到党的执政理念，即使在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的和平建设年代里，党依然奉行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不恰当地过于强调阶级，以至于发生严重的“左”的错误。

在反思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明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方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团结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尤其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党又相继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思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理社会利益关系问题的思路早已不是当年那种强调阶级斗争的僵化思维，而是追求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和谐、共赢。这当然并不是否定人们之间的利益分化、经济地位差异，而是要求不以阶级的名义来固化这种差异甚至人为地制造群体之间阶层之间的矛盾。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以及依法治国理念的提出，就是对传统的阶级理念的超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表明判断人们的先进性与否，并不是依据其是否拥有、拥有多少财产，而是依据其财产的来源以及财富的使用是否合法、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目标的提出，则是执政理念和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并吸收了人类一切优秀文化的产物。

第三，与执政理念和指导思想密切相关治理模式、制度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体现了对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超越。新民主主义理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产物，其对于国家治理方式、制度建设方面的思考也基本沿袭革命战争时代的传统，并延续到后来建立新中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中。总体上看，新民主主义在国家治理模式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管理体制，这种体制是从革命战争年代的军事化管理体制直接发展而来的，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各项制度建设，都实行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当然，新民主主义的体制与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比如在经济领域还是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不过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与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基本没有大的差别。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体制、治理模式当然也有其积极作用，但其弊端是容易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民主不足，法治缺失。虽然早在延安时期会见黄炎培时就提出让人民监督政府的问题，但无论是在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设计中还是在其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中，都没有真正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来制约权力的行使，尤其没有明确的法治理念。同时，在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实行高度集中的一元化治理模式，不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不利于激发社会、文化活力。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这个改革的主要对象之一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旧体制。在经济社会领域，改革之初，就是让农民、企业拥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从而极大调动了生产者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继而开始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建设服务型政府。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内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充分发挥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这些都对我们的公共治理体制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在政治领域，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各项制度建设，切实保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各项基本权利，促进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健全法治，有效地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新民主主义理论也强调民主政治建设，但

囿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和认识水平，对民主的理解比较工具化，过于突出其阶级属性，而且缺乏健全的法治做支撑，把法律仅仅理解为工具，所以那种民主在具体的实践中就经常表现为群众运动的治国方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很容易走向民主的反面。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阶级斗争理论的束缚，将民主与法治、人权等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在法治的基础上有序地发展民主，强调国家对人权的保护。法治、人权等一系列新理念的提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领域超越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方面。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要求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要求法治秩序。改革三十多年来，我们在破除各种身份壁垒、实现公民的平等权利和自由流动、完善法治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

以上的比较分析表明：新民主主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的范畴。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苏俄革命理论和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深深铭刻着那个革命时代的烙印，反映着那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些政策和实践似乎与当年的新民主主义主张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曾经使理论界学术界个别人产生某种误解，认为这是从社会主义“倒退”到新民主主义去。其实，从新民主主义到传统社会主义再到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这个上升，指的就是我们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取得的突破，这些突破是在总结和反思传统计划经济和“左”的路线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之所以说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过去那个新民主主义的复活，并不仅仅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尽管只是初级阶段)，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执政理念、治理模式，今天我们都已经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在反思和扬弃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同时，也远远超越了当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总之，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指导民主革命的理论，无论其理论基础，还是其施政理念、模式、体制、思维方式，整体上都已无法涵盖和解释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容、主题，“倒退”说是一种糊涂的观点。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历史命运问题的再思考

近年来，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命运问题曾经引起学术界的热议，尤其对上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否“提前”结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学界有过各种解释和评价。对六十多年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关注，实际上是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启发而萌发的对历史的反思。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大都结合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历史背景来分析，例如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使新民主主义的历史使命提前结束，以及党的领导层为了加快实现工业化的目标，认为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比新民主主义体制更有利于集中力量搞工业化。其实，应该看到，由于新民主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之间的血脉相通，从新民主主义向传统社会主义的过渡，并不存在任何阻碍。因此是否“提前”过渡，完全取决于现实的需要，取决于领导人对形势的看法。

从更深层的角度来看，新民主主义社会被“提前”结束，也是新民主主义本身内在的局限性所决定的，这些局限性使得党和国家不可能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这一点经常被研究者所忽视。新民主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还保留有相当程度的市场化因素，非公有制经济依然存在和发展，但是在国家管理体制上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模式，国家权力对市场的干预、控制力量是强大的。在市场的作用还存在着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高度集中的公共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决定着这种体制的成败。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早已表明，只有规范政府行为、界定公共权力的合理边界、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法治政府、依法行政，才能正确处理公共权力与市场的合理关系，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这些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完全是盲区，新民主主义本身的理论基础、意识形态色彩，都不可能、甚至不允许人们探讨这类问题。但是只要这些问题得不到正视和解决，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与有限的市场经济的结合就必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产生一系列如、腐败等严重问题，市场经济本身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事实正是如此，进城不久，党的干部队伍中就开始出现腐败现象，等，造成很坏的影响。而当时党对此问题的理解完全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将腐败归咎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所以依然还是用阶级斗争的套路来解决问题，发动“三反”、“五反”等政治运动。但是政治运动只能暂时控制住、腐败等现象，却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同时又会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不良的影响。我们今天都知道，只有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使权力受到有效监督、制约，才是反腐败之本。但是新民主主义本身赖以存在的那些意识形态基础，尤其是阶级斗争和理论，却不认可这种约束权力、依法行政的现代执政理念。按照这些理论，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只能不断加强和巩固，绝对不可以受约束和制衡，法律也只是的工具，只能用来对付对象而绝不可以反过来束缚的国家政权自身。显然，这样的指导理论是不可能为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提供支持的，因此对于如何防范腐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新民主主义未能提供真正有效的制度设计。而彻底的计划经济，取消了市场，堵死了、权钱交易的路子，却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腐败现象。如果我们长久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而不快速过渡到传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去，那么党势必要陷入腐败的严重困扰之中，这对于保持党的队伍的革命性、纯洁性以及新政权的巩固，无疑是致命的。这也是导致党放弃新民主主义而快速向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过渡的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尽早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其实是必然的选择，而长久停留在这个阶段反而是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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