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卫生模式创建思考

时间:2022-10-19 08:53:55

农村医疗卫生模式创建思考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自实施以来,逐渐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可。实践证明,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然而,近日开展的新农合审计调查发现,一些潜在问题日益凸显,如不及早处理,势必影响到该政策的顺利实施。因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起因:从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说起

在对某县级新农合定点医院的延伸调查中,审计人员发现部分患者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新农合报销合账中,几乎每个月的凭证中都能看见他们的住院报销单,这引起了审计人员的关注。“这会不会是一些慢性病患者经常旧病复发、长期住院呢?”一名审计人员提出了疑问。于是,审计人员运用AO软件对新农合报销合账进行了分类汇总,挑选了几名住院最频繁的患者作为延伸对象,调出了他们的住院记录等单据逐一查看。结果发现:这些患者的“入院诊断”居然都同一种病症———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实际上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感冒,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众所周知,感冒是最普通的门诊类疾病之一,一般情况下最多不过吊几瓶点滴。怎么这种最常见的小病到了县医院,竟需要住院治疗五、六天才能治好呢?带着疑惑,审计人员对其中一名患者2009年在该院所有的住院记录进行了统计,汇总后发现,该患者全年住院治疗感冒14次,累计住院83天,发生医疗费用7951.3元,获得新农合补助6364.9元。审计组的同志对此感到才分惊讶———要知道,该县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才6054元,而该患者仅治疗感冒的花费就超过了这个数目,如此高额的费用令人瞠目!此外,该患者一年内竟然感冒14次,显然有悖于常理。不难猜测,在这“异常”的背后很可能存在以“小病大看”,甚至“假病真看等等方式套取新农合基金的行为。对此,审计”人员写了一首打油诗,借以调侃上述现象:月月定期患感冒,小病治成老病号。次次卧床需一周,点滴取代口服药。日均消费近百元,八成费用农合报。个人掏钱看似少,唯有医院偷着笑。如此这般“小病大看”、“假病真看”,参合农民究竟得到了多少“实惠”?县乡医疗机构在新农合实施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不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益,新农合制度还能维持多久?这一系列问题令人深思。

延伸:对J县新农合资金使用情况的解析

为进一步了解新农合基金的使用情况,审计人员从新农合后台数据库中调取了J县2009年度支出明细数据,并进行了如下一些分析。首先将新农合基金支出按“诊断病种”进行分类汇总,结果如表一所示:支出占比靠前的病种依次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骨折、胆结石症和胆囊炎、肺炎、其他慢性阻塞性肺病、下呼吸道感染等。前十大病种支出占到了总支出的44.79%。其中:仅感冒支出(上呼吸道、下呼吸道感染以及肺炎三项合并)就达941.82万元,占总支出的16.28%。由此不难看出:诸如住院治疗感冒这样的“小病大看”,对新农合基金的消耗是巨大的。接着,审计人员对参合农民住院治疗总费用按照5000元一个层级进行分层测算,结果如表二所示:总费用在2万元以内(1~4层级)的患者占到总数的96%以上,获取新农合补偿占治疗总费用的平均比例约为46%;而总费用在2万元以上(5~11)层级)的患者不及总数的4%,获取新农合补偿占治疗总费用的平均比例仅为约27%。也就是说:参合农民如果患了总费用超过2万元“大病”,那么患者个人要承担七成以上的治疗费用。对于一个年人均纯收入仅6000元左右的县来说,如此补助政策,对“小病”做到了“锦上添花”,而对“大病”的却未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对比以上两组数据不难发现:一方面,大量新农合基金被“小病大看”无谓地消耗;另一方面,“大病”患者的实际负担十分沉重,新农合补偿作用有限。如果能适度调整新农合补助政策,将治疗感冒“小病大看”的941.82万元补助资金,用于补助总费用在5万元以上的“特大病”患者,那么“特大病”患者获取补偿的比例可由目前的24.14%提升至74.98%,人均减负3.84万元。当然,将2万多人次的“感冒补助”取消,转而加大对245户“特大疾病”家庭的帮助,这是舍弃多数人的“小利益”换取少数人的“大利益”的做法,虽然符合“互助共济”的新农合精神,但难免有些一厢情愿。因为在审计调查过程中我们了解到:新农合补助的受益面与农民参合缴费的积极性之间,有着很强的正相关性。如果对“小病”不补助,受益面将会变窄,进而导致基金的筹集出现困难。因此,既要扩大参合农民的受益面以确保参合率,又要提高对重、特大疾病的补偿比例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两者很难兼顾。

展望:对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的思考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仅仅靠新农合政策的实施还远远不够。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目前已开展的各项农村医疗卫生专项进行全面的梳理,明确各自的分工,使之能够更好的相互配合。农民“看病难”究竟难在哪?在审计调查期间,审计人员曾听到这样一段顺口溜———“小病看到县,大病省城见,专家设备真难找,北京上海跑个遍。”不难看出:在县乡两级医疗机构中,优秀的医护人员和先进的医疗设施不仅数量上较为匮乏,而且分布极不均衡,这两点正是造成“看病难”的主要原因。医疗设施的问题,一方面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进一步加大投入,提升县级医院和中心卫生院的硬件水平;另一方面,卫生主管部门要充分发挥专业指导的作用,对医疗设备进行科学合理的调配,扭转目前先进医疗设施分布严重不均衡的局面,让农民患者能享受到更好、更方便的医疗服务。相比之下医护人员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才不可能像设备那样单纯依靠行政力量进行调配,而需要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扶持措施,吸引和引导更多的优秀医护人员向县、乡医院流动。农民“看病贵”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药品流通环节存在惊人暴利,“以药养医”的模式未真正改变。其二、农民收入普遍不高,无法承担治疗大病的高昂费用。目前国家正大力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一个核心任务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药品流通环节暴利和“以药养医”的问题。可以这么说,药价降不下来,“看病贵”就解决不了。因此,医改在解决“看病贵”这一问题上起着绝定性的作用。至于农民无力承担重大疾病高昂费用的问题,则需通过不断完善新农合制度加以解决。新农合制度的本质是社会保险,提供的是基本医疗保障,不具备承担重大疾病风险的能力。然而现阶段我国商业保险发展滞后,不能成为社保的有效补充,在这一情况下,新农合不得不承担起防止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以及“大病看不起、不敢看”的重大责任。但是,任何一种保险都存在“扩大保险范围”与“提高理赔额度”的两难选择。要让新农合为“大病”患者分担更多的经济压力,就难免要削减对“小病”患者的补助力度。而要让“小病”患者的负担不反弹,则不仅有赖于新农合管理部门对“小病大看”、“假病真看”的严格监督,更有赖于医药改革把药品价格真正降下来。对于新农合这种“大病小病、两头难顾”的尴尬处境,笔者提出以下三点改进的意见:

一、引入商业保险,分担新农合大病补偿风险。通过运用现代商业保险成熟、多样的风险控制手段,将大病风险转移、分散、消化,从而降低新农合基金的非常规风险,维持新农合基金平稳运行。

二、归并救助资金,增强新农合资金调配能力。将现有的各种农村医疗救助专项资金转入新农合基金中,将其作为新农合的“大病风险统筹”统一运用,以有效地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发生。

三、提升统筹层次,统一新农合政策调整幅度。这不仅有利于在更大的区域内实现政策执行的相对公平,还能减缓补助政策调整的波动,增强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由来已久,积弊甚深,要从根本上解决,必须多措并举、分步推进。新农合制度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必须进一步明确功能定位,完善实施细则,以便能更好配合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发挥其“农村医保”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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