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三方通力合作的结晶

中图分类号：D235.58　文献标志码：E　文章编号：1008－0961(2011)01－0094－02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部沉甸甸的译著，40万字，542页。咖啡色的封面给人一种严肃、庄重的感觉。

《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1924－1932)研究・档案》是近年来俄罗斯中俄关系史、台湾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其中文版于2010年6月在台北问世。这部著作对海峡两岸的中俄关系史、台共史、台湾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一、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关于台湾共产党的历史，一直有许多未能解开的谜团。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资料缺乏。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研究台湾共产党的学者们主要依据1939年台湾殖民地当局编纂的《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中的第3章《共产主义运动》和1971年山边健太郎编辑的《现代史资料》第22册所收的对台湾共产党的审讯记录。这两份史料出自日本人之手，表达的是日本殖民者的立场，其真实性、可靠性值得怀疑。1980年代开始，一些台湾共产党人或其子女出版了回忆录，其中以台共领导人谢雪红的《我的半生记》最为著名。尽管如此，研究者仍然为资料不足而苦恼。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了一批关涉台湾共产主义运动的解密档案，其中包括台湾共产党党纲、共产国际给台湾共产党的指示、台湾共产党人向共产国际的报告等等，共67份。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文献一直保存在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里。1990年以前，这些文献不但不对外国人开放，就连苏联学者也不得问津。本书作者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获得了这些解密文献，对之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将之与日本人编纂的文献、台湾共产党人的回忆录等资料进行比较，从而澄清了长期困扰世人的问题。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所长陈芳明教授在为这部译著所作的序言中指出，这部著作“最令人瞩目之处，便是揭开翁泽生与莫斯科长期联络的重要文件。解读文件的内容，立即可以发现翁泽生不仅介入台共内部的派系斗争，并且也清楚看到他持续传达偏颇的消息给莫斯科。更令人讶异的，便是翁泽生以共产国际的权威对岛内台共下指导棋。因此，这份研究的重大贡献，便是根据第一手史料，首度让台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互动完全厘清。……对于台湾左翼史的研究确实带来拨云见日的效应”。

俄罗斯的两位作者把这批解密档案收录在这部著作里，作为附录。显而易见，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为大陆和台湾学者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必将推动台共史、台湾史、中俄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

二、翻译出版的过程――两国三方的通力合作

这部著作的翻译出版是两国三方(中国一俄罗斯，台北一哈尔滨一莫斯科)学界同仁通力合作的结果。

两位作者是俄罗斯的中国学家――K.M.捷尔捷茨基和A.э.别洛古罗娃。前者现任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历史教研室主任；后者毕业于这个学院，曾留学台湾。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俄关系史研究室主任李随安研究员认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中俄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对这本著作很感兴趣，欣然接受了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委托。

这部著作分为两部分――正文和附录。正文为俄文，是两位俄罗斯学者对台湾共产党历史的阐述；附录由67份珍贵的解密档案组成，大部分是英文，小部分为俄文。作者用俄文对所有档案作了注释。所以，这部著作的翻译工作由两位译者完成：李随安翻译俄文部分，约30万字；台湾大学的陈进盛教授翻译英文部分，约10万字。

为了翻译此书，李随安与台湾译者、台湾编辑及原书作者频繁通信，讨论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翻译学术著作是一件相当困难的工作，有许多技术问题要解决，而不只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例如，俄文原著在谈及台湾地名、机构名、人名时，常常依据日语发音拼写(台湾共产党活动时期台湾仍然是日本的殖民地)，译者为了把它们还原成对应的汉字费了不少周折。

俄文原著出版后，台共史领域又发现了新的文献资料，推出了新的研究成果。所以，原书作者不再满意自己的著作，决定对之进行修订：修改字句、更换段落、调整注释、增补新的内容。所有这些修订，捷尔捷茨基都随时通报给李随安。有一次，捷尔捷茨基还专门向李随安发送了一份很长的文件――《对原作的修正和增补》。所以，这部著作的台湾中文版比莫斯科俄文版还要准确、完善。

原书作者的修订给翻译工作带来许多麻烦，李随安的一部分译稿不得不作废，工作量因此而增大。有一次，作者来信说“第3章”的注释要改动。要知道，这一章的注释一共有六十多个，增减一条注释就会导致正文中所有注释序号必须重新调整。

为慎重起见，李随安把译稿交给原书作者过目。捷尔捷茨基审阅后，返回给李随安，李随安依其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送给台湾，台湾编辑再作加工，把一些大陆用语转换成台湾的习惯用语，例如，把“水平”改成“水准”。对译稿的“台湾化”，我们大陆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表示理解和接受，但是在个别问题上，实难苟同。例如，台湾同行“改造”原书作者的姓名：对“安娜・别洛古罗娃”这个姓名，台湾同行取其姓“别洛古罗娃”的第一个音节和名字“安娜”创造出有中国风格的名字“白安娜”；对另一个作者K.M.捷尔捷茨基，取名字和姓的第一个音节，创造出“郭杰”这样一个地道的中国名。“白安娜”还有“安娜・别洛古罗娃”的影子，但是“郭杰”与“K.M.捷尔捷茨基”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好在台湾同行仅仅给这两个名字涂抹了中国色彩，对著作中其他俄罗斯人的姓名则保留了原样。

在翻译中，李随安小心翼翼，经常求教于我国著名俄语翻译家郝建恒教授及其夫人徐景南教授。李随安还改正了原作的一些错误。例如，原书写道：“根据开罗会议，台湾归还给日本。”他在翻译的时候改成“归还给中国”。

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既是学术机构。又是出版社；这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既是研究者，又是编辑。无论在史德方面还是史才方面，台湾同行都值得称道。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承担了这部译著的编辑、校对和出版事务。所长许雪姬、秘书钟淑敏博士为这部著作付出的心血尤多。因此，说这部译著是两国三方学者通力合作的成果，一点也不为过。

期盼中俄两国、海峡两岸的学者进一步密切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中俄关系史、台湾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研究再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