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第1期

“政声人去后”的思考

近几日，各大媒体报道了山东寿光原县委书记王伯祥的事迹，看后深有感触。王伯祥以在任数年的作为，形象验证了“政声人去后”这句名言。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这副对联以寥寥10个字，解析了古今中外如何正确评价为官者行为、政绩的历史课题，提出了一个还原“政声”真实面目的社会途径。由于所处角度不同，互相关系有别，影响因素各异，对同一个人的评价，往往不尽相同。然而最接近于真实、准确的“政声”，毫无疑问来自“民意”，尤其是官员离任后的“民意”。王伯祥是如此，焦裕禄、孔繁森……也是如此；宋朝的包拯、明朝的海瑞……同样如此。他们离任或去世后，在民众的“闲谈中”都留下了传颂不衰的感人故事。相反，也有不少官员在位时，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沽名钓誉；政绩罗列洋洋大观，歌功颂德不绝于耳。然而一旦离任，则应了老百姓“屁股一抬，问题出来”的箴言。

为官者想得到好听的“政声”，不能说不对。但关键是想听什么人说“好”。是想听少数人的还是广大民众的?是只听眼前的，还是要听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是只为一己“政声”做事，还是真诚实践执政为民?是想听纸上的汇报材料中营造的“政声”，还是想听“民意闲谈中”的真实?

为官者对此如何作答，首先反映出的是为官者的官本官一德，说得直白点就是回答为谁当官、为谁做事的问题，这是所有为官者无以回避并必将被历史、民意所检验、所“拷问”!的。王伯祥的“政声”经得起历史和民意的检验和“拷问”，老百姓说：“没有伯祥书记，寿光菜哪有这么大的名气”；寿光的干部说：从数字看，王伯祥时期，没有显赫的发展速度，但群众得到了实惠。

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能扪心自问：我的“政声”经得起实践、历史和民意的检验吗?无疑是民之大幸也!(木人)

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

中国工人意外获得了美国影响最大的新闻周刊《时代》的关注，当选2009年年度人物亚军。《时代》在评价时说，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他们通过“中国制造”引领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一定程度上阻止了经济的再衰退。

然而，中国工人仅仅是获得了《时代》的认同，却并没有获得社会的普遍认同。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仅有1％的人愿意做工人。工人虽仍是财富的创造者，但社会地位却今非昔比。多年来，工人的劳动报酬几乎不见增长，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等和其他社会阶层存在不少差距。这样一个利益分配现状，决定了工人的社会地位相当低下。尽管很多城市高级技工一“工”难求，但很多人仍羞于做工人。

工人不被社会认同，实际上是个相当危险的信号。我们正处在一个向现代工业化国家转型的时期，这决定了工人是不可或缺的社会力量，毕竟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都离不开工人的劳动和创遣，他们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实体经济和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时代》的评价――“在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工人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就是一个例证。

中国工人需要时代的认同，这不仅仅是善待“时代领导者”的情感需要，更是实现经济长期增长的理性需求。但要重拾工人的身份认同，又谈何容易。它需要的不只是利益分配机制的变革，包括建立持续的工人收入增长机制，在社会保障上向工人倾斜；还需要缩小社会的阶层差异，消除附着在身份之上的各种观念、文化。

如何从美国《时代》对中国工人的评价中获得启示，给予中国工人应有的时代认同，社会当有所反思。(李龙

提高收入还需改进初次分配

中国为什么消费不振?长期以来，流行的看法是，因为二次分配中社会保障体系严重缺陷，因此社会没有建立一张安全的网，从而约束7家庭的消费欲望。

在我看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难以调整的核心在于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包括资本所得、政府所得和劳动所得三个部分。在当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较强的政府控制力需要政府税收比的高比重；而当前企业的高利润是源于很多企业的垄断利润。若企业的增长不是以就业最大化为目标，则会出现就业的相对不足，工资收入的增长不足，劳动收入占比根本没法调高。

要改变初次分配格局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产业呈现出超重化工化和资本密集化，必然使得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来越偏向于政府和资本，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领越来越萎缩。扭转这一趋势只能靠经济模式的彻底转型。未来如果通过结构性改革来调节资源配置方向，抑制重化工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粗放式增长；打破金融垄断，大幅降低私人部门和中小企业的税负，支持其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型，延伸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向上做原材料采购，做研发设计，向下做物流，做销售网络，做品牌和商誉，做零售，就能够创遣出吸收大量就业的现代服务业。从本质上讲，中小企业就是做就业的，做收入的。如此，微观上个体的效率决策，却可以创造出一个宏观上更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分配结构。大幅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终就形成了中产阶层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中产阶层是什么?那就是住房和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如果再加上社会保障和中国的城市化提速，这个基于收入的良性循环才能持久。(刘煜辉)

行业之争，谁为公众利益代言?

已执行10年的电动自行车技术标准的最新修订方案，将于近期递交国家标准委。自申请暂缓实施新的“电摩国标”后，中国自行车协会也加快了电动自行车技术标准的修订，预计在最高时速和重量标准上会作调整。(12月14日

《成都晚报》)

尽管国家标准委声称，电动自行车与电动轻便摩托车是具有明显不同特点的两种产品，但在“电摩国标”挤压下，自行车协会不得不修订标准以捍卫行业利益。不同行业捍卫自身利益无可厚非，但对由此导致的可能损害公众利益的结果，公众应加以注意。“电摩国标”之争谁来为公众代言，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

“电摩国标”之争中，行业协会的声音之所以大，是因为行业协会是一个组织，而为公众利益说话的声音则显得零散。所以，围绕“电摩国标”之争，不能只是公众自发参与讨论，必须有专门的机构为公众利益代言，让公众利益代言人参与到标准制定过程中。消费者协会无疑是最佳代表的首选。然而，“电摩国标”争议了这么久，一直没有听到消费者协会的声音。这就让人难以理解，“电摩国标”与消费者权益密切相关，消费者协会怎能不出场?

有声音认为，消费者代表没有专业知识，不能为标准拟定提供建设性意见。但恰恰因为消费者代表缺乏专业知识，消费者协会更应该组织专家代表消费者说话。国家标准不能完全由行业协会聘请的专家来拟定，还必须有专门代表消费者利益的专家，这样的才能真正伸张消费者的权益。国标要合理制定，同样该由消费者协会与相关行业共同参与拟定程序，让国标从一开始就充分考虑大多数消费者的诉求和权益，国标正式实施前也应该再次公开征求意见。没有公众意见充分参与，国标制订很容易沦为行业协会和强势利益集团

自说自话的游戏。(冯海宁)

没有“权力卖家”何来“灰色”消费

国家统计局核算司司长彭志龙目前撰文指出，我国居民消费计算方法在四个方面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其中，居民消费中灰色支出的数据难以搜集。在住户抽样调查中，由于居民不愿填报一些“灰色”支出，造成消费统计有所缺失。(12月5日“中国广播网”)

所谓“灰色”消费，乃就医、上学和求职方面支付的礼金、择校费、赞助费等。不难看出，和其他消费相比，“灰色”消费虽然付出了真金白银，却没有消费“发票”，更谈不上消费者的地位和权益。在正常消费中，买还是不买，当然应由消费的一方说了算，但在“灰色”消费领域，消费者却没哈发言权，哪怕有一百个不情愿，还是得乖乖“埋单”。

的确，无论是就医，还是上学、求职，不是事关生命、健康，便是关乎事业、前途，对任何人来说，这些恐怕都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些地方花些钱，要说还真是“好钢用在刀刃上”，相比其他消费，“灰色”消费还真有望获得更多回报。而在现实中，“灰色”消费不仅并非人人消费得起，甚至不是有钱就有资格消费，假如关系不到位，还真有可能发生有钱却无处消费的尴尬。

不过，“灰色”消费的卖家说白了其实是无本买卖，本质上就是在进行权力寻租，这样的消费色调大有市场，显然并不正常。不仅如此，当有限的收入，还要为医疗、教育等“灰色”消费领域留足筹码时，人们正常的消费必然要遭到或多或少的挤压。

五彩缤纷的生活当然令人向往，消费五颜六色也的确是人们生活改善的标志，不过，消费的五颜六色中，恐怕不应有“灰色”的一席之地。要想让消费真正回归本色，恐怕还应在约束“权力卖家”上狠下工夫。(吴江)

当“牛钉”成为“信念广场”

美国开发商为西雅图一个“钉子户”开出了几倍于市价的补偿，但房主就是不搬。开发商无权强拆，政府也无意帮忙，最后开发商修改图纸，固着“钉子户”建起凹字形商业大楼。房主去世后，这枚“牛钉”被改造为一个项目，取名“信念广场”。(据12月8日《南方都市报》)

在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眼里，“牛钉”是对政府权威的挑衅，是对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阻碍，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毒瘤”，更是影响政绩的负面因素。因此，“牛钉”无一不被粗暴地拔掉。“牛钉”被拔掉，开发商得到了巨大利益，地方政府得到了政绩，公众得到的只有唏嘘感叹和不安全感。暴力拆迁拆掉了房子，也拆掉了公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念和对政府的信任。

社会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通过合法、温和的方式妥善解决矛盾；社会和谐也不是让公众鸦雀无声，而是让民意诉求充分表达并加以正确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说，“牛钉”式的信念称得上是社会和谐的标志。它是充分表达的“民意”与开发商的“利益”、政府的“官意”进行充分博弈与必要妥协的结晶，体现的是政府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尊重，是“民意”和“官意”的平等沟通。

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也需要“牛钉”式的信念。一要改变对“牛钉”的认识，“牛钉”不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毒瘤”，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级级石阶，每一起“牛钉”事件的妥善解决都是为社会贴上一张写着“和谐”的标签。二要改变对“牛钉”的处理方式，妥善解决“牛钉”问题需要的不是暴力，而是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尊重，以及耐心细致的沟通。(南连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