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抑奢思想和政策实践述评

[摘 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抑奢思想的基点和主线，但古人对抑奢思想的认识偏向理念、意识范畴，缺乏规范可行的操作策略、实施方法和工具手段。抑奢政策能否最终成功关键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政府官员若能率先垂范就能够影响并带动整个社会形成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古代的这些抑奢思想和政策实践对我们今天实行低碳消费、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抑奢思想；政策实践；低碳消费；节约型社会

[中图分类号]F0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2）12-0011-0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发达国家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的蔓延，很多人开始大肆炫耀排场、大行奢侈消费。受到广泛关注的山西煤老板过度挥霍现象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月光族”、“新贫族”、“穷忙族”等流行新词从侧面表明超前奢侈消费和炫耀消费的大量盛行。政府机构和公共部门的奢侈浪费和政绩工程等现象也十分严重。由公款吃喝、公款买车、公款旅游构成的“三公消费”的数额惊人。有研究指出，2010年政府机构的“三公消费”达12，000亿。与此相对的现实是当前我国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日益恶化、能源资源短缺等一系列严峻形势。奢侈浪费性消费的普遍存在严重败坏了社会消费风气，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鉴于此，有必要研究和传承中国古代的优秀抑奢思想文化，同时吸取历朝历代君王抑奢崇俭政策的经验教训，以期为转变社会消费观念、实行低碳消费和建设节约型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中国古代抑奢思想和政策的研究已经日益受到理论界的重视。从相关文献来看，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古代奢俭消费观的讨论和对诸子百家奢俭消费思想的论述。如汤跃跃和张毓雄提出古人有节俭、奢靡和奢俭并重等三种不同的消费观[1]。尽管也有学者做出了对抑奢崇俭消费观的批判和对奢俭并重思想的赞赏[2][3]，但综观中国古代消费思想史，绝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表明抑奢崇俭作为中国古代消费思想的主题已为人们所共识[4][5][6][7]。相比而言，对于中国历朝历代抑奢政策实践的研究，目前这方面的成果还相对缺乏，且现有研究主要是对抑奢禁令的描述及其对封建政权的影响，缺乏深层次的分析评价[8][9][10][11]。本文拟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先对中国古代的代表性抑奢思想进行深入考察，然后侧重分析唐宋两朝抑奢政策实践及其经验教训。

二、中国古代的抑奢思想及其内涵

自古以来，抑奢崇俭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从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起，便首开了华夏子孙勤俭节约之风的先河，如《尚书·大禹谟》中舜赞扬禹“克勤于民，克俭于家”。《尚书·周官》中也指出为政者要“位不期骄，禄不期侈，恭俭惟德，无载尔伪”。《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进一步指出“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们更是纷纷立论表述，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1][12]：

1. 老子的自然简约思想

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提倡返璞归真、去奢从俭、俭朴自持和知足常乐。在他看来，俭朴的生活既符合自然法则又有益于人的身体健康。老子认为“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道德经第二十九章》）；指出“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视奢侈浮华的生活方式为强盗夸耀，指出“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道德经第五十三章》）；指出只有节俭（啬）才能确保长久，“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谓早备。早备是谓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为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道德经第五十九章》）；“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死矣”（《道德经第六十七章》）。总的来说，老子的自然简约思想是从道行上来解释奢俭，追求的是一种顺乎自然、简单朴素的生活。

2. 孔子的礼乐规范思想

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其消费伦理观主要从缓和阶级矛盾着手。面对统治阶级穷奢极侈的挥霍，广大人民却缺衣少穿的社会现实，孔子疾呼统治阶级要戒奢尚俭，回归到“礼乐”的规范中去。他主张“温、良、恭、俭、让”，“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在孔子看来，奢不仅是支出多少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奢会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使人对自身的消费行为失去道德约束力，从而破坏礼的等级消费规范。如孔子在抨击鲁国执政季氏时说得透彻：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按礼的等级规定，八佾系天子的消费规格，季氏以大夫的身份僭用八佾，违反了礼的等级规范。可见，孔子希望统治阶级能够依礼（礼乐规范）而行，克制自身欲望，以免激起民怨。

3. 墨子的节用利民思想

墨子站在平民的立场，批评当时统治者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节用论（实用原则）。他提倡“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针对当时统治者“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的现状，呼吁统治者“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墨子·节用》）。他向统治者大声疾呼“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当为衣服，不可不节；当为饮食，不可不节”（《墨子·节用》）。告诫统治者节俭与否是关系国家贫富兴亡的大事，是谓“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此外，他还强调节俭丧葬，指出“今唯无以厚葬之丧者为政，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墨子·节葬下》）。墨子的节用利民消费思想以实用为原则，提倡低度消耗资源和适度消费方式，反映了底层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和切身利益。

在后来的历朝历代，诸多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也对抑奢崇俭进行过大量精辟的论述。如唐朝李商隐的名句“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概括了勤俭节约对于国之兴亡、家之贫富的重要意义，给人以深刻的启迪；白居易则清醒意识到自然资源取之有度，指出“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魏征也在《谏太宗十思疏》中提出了“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的著名观点。

宋朝陆游在《放翁家训》指出“天下之事，长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提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论断，并深刻阐述了俭德、侈恶联结的机理：“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明初李吉甫的诗《上元怀古》：“南朝天子爱风流，尽守江山不到头。总为战争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尧将道德终无敌，秦把金汤可自由！试问繁华何处在？雨花烟草石城秋”。道出了南朝的灭亡坏在歌舞，坏在风流，也坏在大兴土木上；而“奢者富而不足，何如俭者贫而有余”和“志从淡泊来，节在肥甘丧”（明·洪应明《菜根谭》）等哲理警句也在时刻提醒人们：生活奢侈者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不会感到满足，反而容易在锦衣玉食中丧失高尚的志向。

清朝的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指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告诫后人要懂得珍惜；徐荣的“街头庙脚褴褛身，半是当年奢靡人”则从反面指出了奢侈浪费的危害以及节俭的重要意义；而“俭是聚宝盆，凡事一俭，则谋生易足”（清·钱泳《履园丛话》）也历来都被人们当做持家的良方。甚至到了晚清时期，为了谋求救亡图存，应对危局，许多仁人志士也都从抑奢崇俭的角度作了很多论述[13]，如晚清重臣曾国藩强调“历览有国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并告诫家人“居家之道，唯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置，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曾国1藩家书》）。王韬指出“从来奢侈起于逸乐，节俭生于忧患。而欲崇节俭，必自君躬始”；严复也从生产与积累的角度肯定“以俭为宝”，指出“富庶之源，皆发于俭矣”。当时有论者评论道：“不崇俭故始以，继以伤财，继以丧志，继以堕名，继以戕身贼命，继以败家国害天下”[14]。这再次揭示了奢靡—伤财丧志—堕落身败之间的必然联系。

综上所述，从夏、商、周到春秋战国，从唐宋到明清，对抑奢崇俭思想的深刻认识以及对勤俭节约行为的褒扬随处可见，不再一一列举。不同时代抑奢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总结如表1所示：

三、中国古代的抑奢政策实践及其成败

千百年来，抑奢崇俭不仅是普通百姓世代流传的美德，而且也为中国古代不少君王所奉行，并视为治国法宝。下面以唐宋两朝为例进行深入分析。

1. 唐朝抑奢政策实践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开明而有作为的封建皇帝。他以隋朝的灭亡为鉴，在即位之初就非常注意躬行节俭，力戒奢侈，并在在执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社会政策，其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就是“戒奢尚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居台榭，不广造宫殿。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臣下说：“隋炀帝广造宫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东都，离宫别馆，相望道次”，而“以此观之，广宫室，好行幸，竟有何益？此皆朕耳所闻，目所见，深以自诫”（《贞观政要》卷10《行幸》）。贞观四年，唐太宗下令要把洛阳破败了的乾元殿修饰一番，以备作为外地巡视的行宫。对此，张玄素上书谏曰：“阿房成，秦人散……乾元殿毕工，隋人解体……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亡隋之弊”。唐太宗听后叹曰“吾思之不熟”，“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贞观政要》卷2）。贞观七年和十年，唐太宗又先后下令取消了泰山封禅和在洛阳西苑建造飞山宫的决定。

（2）精简宫女，节制娱乐。唐太宗牢记隋亡的教训，并听从臣下省田猎之娱、去奢省费的劝诫，躬身俭约，廉慎克己。唐太宗即位不久便下诏“宫女众多，幽闭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资治通鉴》卷191）；“纵禁苑所养鹰犬，并停诸方所进珍异”（《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等。贞观九年，唐太宗又对臣下说 “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百姓不堪，遂自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贞观政要》卷一《政体》）。

（3）严惩奢侈荒淫官员。当时一些地方官员平时对百姓压榨搜刮，但在皇帝进行巡幸之时却粉饰太平、取悦于上。唐太宗知道后对这些贪污受贿的官员进行严加斥责或严厉处罚。贞观七年，唐太宗巡幸蒲州，“刺史赵元楷课父老服黄纱羊衣，迎谒路左，盛饰廨宇，修营楼雉以求媚。又潜饲羊百余口鱼数千头，将馈贵戚”。唐太宗知道后斥责道：“卿为饲羊养鱼，雕饰院宇，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当识朕心，改旧态也”（《贞观政要·杜谗邪》）；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在经过易州境界的时候，司马陈元寿“使民于地室蓄火种蔬而进之”，唐太宗发现后，“恶其谄，免元寿官”（《资治通鉴》卷194）。由此当时“官员多自清谨”（《贞观政要》卷6《俭约》）。

（4）惩革厚葬的不良风气。贞观年间，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厚葬之风盛行，花用甚广，伤财劳民。为此，唐太宗下诏严加禁止，极力倡导实行薄葬，诏书指出当时的厚葬之风“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为惩革”（《资治通鉴》卷194）。长孙皇后去世后，唐太宗为其建昭陵，“因九嵕山为陵，凿石之工，才百余人，数十日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资治通鉴》卷194《唐纪》）。这为当时薄葬政策的实施起了一定的表率作用。

（5）教育子孙戒奢崇俭。唐太宗亲历了隋王朝由强大到衰败乃至灭亡的全过程，深知打江山难、守江山更不易的道理。因此唐太宗极其重视对子孙的教育，要求皇子们“勿肆情，自陷刑戳”（《贞观政要》卷6《俭约》）。并规定“自王公上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绝断”（《资治通鉴》卷194）。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作《帝范》十二篇，赐给太子李治，并告诫道：“汝无我之功勋，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侈，则一身不保，可不慎哉！”[11]

总的来说，唐太宗从民众休养生息、促进生产发展、巩固封建统治的角度倡导戒奢崇俭。他并非坐而论道，而是付诸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能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而且，唐太宗力戒奢侈，惩贪倡廉，率先垂范，以致皇后权臣们也深受其影响，整个社会都兴起了一股俭约之风。例如，长孙皇后虽然身居高位，贵为皇后，但她却“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倍而已”（《旧唐书》卷51《长孙皇后传》）。长孙皇后临终时说“自古圣贤，皆崇俭薄，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则是不忘妾也”（《旧唐书》卷51《长孙皇后传》）；谏议大夫魏征的住宅“先无正堂”（《贞观政要》卷6）；中书令岑文本“宅卑湿，无帷帐之饰”（《贞观政要》卷6）等。这些都是唐太宗抑奢崇俭政策及其躬身践行所带来的勤政廉洁风尚，其统治的贞观年间也相应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最清明廉洁的时期之一。

2. 宋朝抑奢政策实践

宋朝是中国封建时代一个商品经济大繁荣的时期，其物质生产和财政收入都超过了盛唐时期。由赵宋王朝的君王们所颁行的奢侈禁令更是总体数量庞大，具体条款详尽，涉及饮食、服饰、建筑、婚丧和文化娱乐等方面，下面具体分析：

（1）饮食方面。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下诏“常岁所入，除租调外，不得以食犬彘，多为酒醪，嫁娶丧葬之具，并从俭简；少年无赖辈相聚蒲博饮酒者，邻里共捕之”（《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要求人们在丰收之年不得浪费粮食；元祐七年（1092年），宋哲宗下诏“宗室、外戚、臣僚之家，违犯酒禁，如累计三次，并勾收槽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二），对宗室、外戚、臣僚之家违犯酒禁行为作出了惩罚措施。

（2）服饰方面。服饰在封建社会的日常生活中被赋予了较重要地位，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于服饰的颜色、材质、配饰等方面都颁布了禁令。如景佑元年（1034年）宋仁宗下诏“禁民间织锦刺绣为服饰”；景佑三年（1036年），宋仁宗又下诏“臣庶之家，毋得采捕鹿胎制造冠子”（《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禁民间造银鞍瓦、金线、盘蹙金线”。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颁布诏书规定“自今金银箔线，贴金、销金、泥金、蹙金线装贴什器土木玩用之物，并请禁断，非命妇不得以为首饰（《宋会要辑稿》，舆服四之五、六）。

（3）建筑方面。对“以壮丽相夸”的居室、府邸加以限制。如宋真宗曾对宫殿苑囿的装饰做出明确的规定，要求“宫院、苑囿等，止用丹白，不得以五彩装饰”，幡胜“不得用罗；诸般花只许用草，不用缣帛”（《宋大诏令集》，卷一九九）。景佑三年（1036年），宋仁宗下诏要求“非品官毋得起门屋，非宫室、寿观毋得彩绘栋宇及朱黝漆梁柱窗牖、雕镂柱础”（《宋史》，卷一五三《舆服志五》）。嘉定六年（1213年），又强调“官民户造屋一遵制度，无事华饰”（《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三八）等。

（4）婚嫁丧葬方面。结婚嫁娶、丧葬出殡是古代消费的重头戏，宋朝最高统治者在这方面也颁布了很多抑制奢侈消费的禁令。宋太宗曾一再告诫周围的王公大臣和乡民要“婚丧嫁娶之具，并从俭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绍兴二年（1132年），宋微宗针对广西等地区“婚姻丧葬，习为华侈，夸竞相胜，有害风俗”的具体情况，下诏禁止奢侈浪费的豪门婚宴和厚葬之风，并令各地方官员（帅守、监司等）严格监督，如有违犯，则“重置典宪”（《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五七）。

（5）宗教、娱乐方面。在民间迷信盛行、宫廷宴会娱乐蔓延时，宋朝的一些君王也曾对此予以禁止，如景枯元年（1034年），宋仁宗下令“百姓不得率敛钱物建感恩道场”（《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二零）[15]。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针对“方时艰难，兵革未息”的境况，下令各级官员“自今未得用歌乐筵燕，敢有违犯，监司按劾以闻”（《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九七）。宋朝对民间的惩罚政策也十分严厉，宋太宗曾下诏“京城蒲博者开封府捕之，犯者斩”（《宋史》，卷五《太宗纪二》）。

宋朝的这些奢侈消费禁令主要是从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貌似彰显着帝王们对宫廷和民间生活的严格要求，其实大多只是君王群臣的表面文章（不论其说得多么动听），用来欺骗、愚弄民众的托词而已。我们只要看看是哪些帝王颁布了这些禁令就可大致了解其中的缘由：宋太祖作为开国皇帝，建国之初能够节俭勤政、以身作则，而他们却并没多少禁令；相反，倒是后期一些贪图享乐、荒淫奢侈的君王们（宋真宗、宋微宗、宋高宗等）颁布了大量的奢侈禁令。这些帝王们往往是一边颁布着禁令，一边又违背着禁令。其中许多禁令的颁布也仅仅是应付局势、收拢民心的权宜之策，一旦危局结束，就立即故态复萌。如在南方方腊起义时，宋徽宗曾下令裁撤造作局和应奉局，但在方腊起义被镇压以后，他马上重置“花石纲”，丝毫不顾及自己之前颁布的禁令[15]。可见，这些奢侈禁令仅仅是封建统治者欺骗民众、愚弄臣僚的伎俩而已。除了对那些地位低下的普通民众有些效力外，对帝王本人、王公大臣和那些富绅巨贾们并没有起到实际限制作用，宫廷内外的奢侈生活是一如既往。最终，表面繁荣兴盛的赵宋王朝就在这奢侈挥霍的荒淫暖风中走向了灭亡。

四、中国古代抑奢思想和政策实践的结论和借鉴

通过对中国古代代表性抑奢思想和政策实践的回顾，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抑奢思想的基点和主线

抑奢崇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对个人的发展、家庭的幸福，还是国家的繁荣乃至社会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都有着积极向上的正面意义。①对个人而言，节俭质朴是一种道德规范、伦理要求。诸子百家虽然对奢俭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但主要流派和学者都倡导黜奢崇俭，认为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有德者皆由俭来也”）。而且，一些有识之士认为节俭的美德既符合自然法则又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而奢侈则对人的身心危害很大，强调澹泊明志、肥甘丧节。说明抑奢崇俭的生活方式有利于培养个人高尚的道德情操，修养身心。②对家庭来说，勤俭节约被古人视为持家良方，对于家庭的幸福、长久具有重大意义。例如，“居家之道，唯崇俭可以长久”；“俭是聚宝盆，凡事一俭，则谋生易足”等；可见，抑奢崇俭可以维持家庭生计、积累资金，有利于家庭的幸福。③从国家来看，戒奢崇俭是关乎国家兴衰的大事。把抑奢与国家发展、社会稳定联系在一起，提高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突出节俭有利于富民强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诸如“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等等。还有的学者强调“俭以养廉”，提出抑奢崇俭对达官贵人的廉洁自爱很有作用，而且上行下效，有利于优化社会风气。中国古代不同层面抑奢思想的内涵及其表现总结如下表2所示。

此外，一些有识之士进一步提出了“俭与德”、“侈与恶”必然联结的内在机理，如表3所示。例如老子指出了节约—早备—积德—无不克—莫知其极—长治久安的联接路径关系。司马光指出奢靡—伤财丧志—堕落身败的联结路径，以及勤俭谨身—直道而行—远罪丰家之间的联结路径。还有人总结出不崇俭—伤财—丧志—堕名戕身—败家国害天下之间存在必然联系。

2. 中国传统文化对抑奢思想的认识虽然深刻、完备

但毋庸讳言，中国古人对抑奢思想的认识偏向理念、意识范畴，属于“形而上”层次。在“形而下”层次上缺乏对个体抑奢崇俭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这进一步导致缺乏规范化、可行、高效的操作策略、实施方法、工具手段的探究。这也是由中国文化的深层特征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偏向道德范畴，一旦这些理念、意识层面的抑奢道德范畴在实践中不被人们重视、遵守，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那再好的抑奢思想也会流于形式、付诸空谈。

3.从中国唐宋两朝抑奢政策的实践看，抑奢政策能否最终成功关键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君王）及其统治集团（王公大臣）

通过唐宋两朝的抑奢政策及其成败比较可以看出，如果最高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能率先垂范并有效监督，那么抑奢政策在全社会一般也会有效推行（如唐太宗统治的贞观年间）。反之，如果最高统治者及其统治集团自己违反抑奢禁令，那么抑奢政策在全社会也不会有效推行，甚至会对国家和社会发展造成巨大的伤害（如宋真宗、宋徽宗、宋高宗等统治的大部分时期）。此外，由于中国古代抑奢实践的成败过于依赖统治者，这也导致其实践结果的不确定性。对唐宋两朝的代表性抑奢政策及其成败总结如表4所示。

4. 从中国古代的代表性抑奢实践看，手段偏向单一、简单化，缺乏更有效、针对性、多样化的方法和工具

从唐宋两朝的抑奢实践看，其手段往往局限于命令手段和教化手段两类。在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较低的历史条件下，简单的命令和教化手段可能是有效的。但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消费领域非常广泛、产品品种极其丰富的今天，仅仅使用这些简单手段就未必能奏效。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的抑奢思想和政策实践对我们今天转变引导社会消费观念具有重要启示意义[5][16]。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今天提倡抑奢绝不是片面强调节衣缩食，也不是单纯为了省钱，或者简单地抑制人们正常、合理的消费需求增长。我们倡导抑奢在新时期有着全新的涵义和意义：①它是在资源环境压力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出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使用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②它崇尚自然与简约的消费方式，有利于个人形成良好的习惯和保持健康的身体，最终提高生活和消费质量（追求奢靡、注重享乐的消费表面上看似提高了生活和消费质量，而实质上却并非如此，更多地则是带来生理、心理的疾病）；③它更侧重于抑制暴富阶层、权贵阶层、超高收入阶层的奢侈性消费，以及控制政府公共部门的浪费性、过度性消费，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由此，我们应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形成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行为模式。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使公众真正认识到奢靡浪费对个人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危害，教育公众把抑奢崇俭作为一种人生品德、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念，真正形成“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的荣辱观。抑奢崇俭虽然已被多数人口头上认识到，但由于很多人没能形成强烈的精神信念，造成他们不愿真正实行，或者不能坚持实行。上述“知易行难”现象的深层根源在于，很多公众对自身奢靡浪费没有强烈的羞耻、内疚心理[17]，对他人奢靡浪费也没有强烈的气愤或不满情感（相反，却有着相当的攀比、追风心理）；与之相对，相当多公众对自身抑奢崇俭没有强烈的自豪、光荣、愉悦情感（相反，却觉得抑奢崇俭会丢面子、被人耻笑[18][19]）。由此，扭转消极扭曲的荣辱观，形成积极正面的荣辱观，这对于有效促进公众实行抑奢崇俭行为至为关键。当前，特别是应通过教育传播手段使公众切身体会到“俭与德”、“侈与恶”必然联结的内在机理，从而真正认识到抑奢思想是自己品德修养、道德观念和责任意识的体现。进而把抑奢崇俭的道德思想转化为自觉的行为实践，从身边小事做起，把抑奢崇俭融入到日常的衣食住行中，为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2）政府要对民众加强消费节约的教育传播沟通，普及和提高民众消费节约的相关知识。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强调，“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可见，促进消费节约已成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相当多民众对消费节约缺乏基本知识，特别是对消费过程中如何节约的知识和技能非常缺乏。为了促进民众更好地消费节约，一个关键抓手是从加强消费教育入手，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特别是应注意普及民众在生活消费过程实现节约、避免奢靡的相关知识，如家电节能、节气、节水的知识，以及废旧物循环利用和回收方面的知识。也可以为民众提供一些实现低碳生活的信息服务，如通过印发低碳生活手册等方式，有效引导市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

（3）加强对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消费行为的管制和约束。古人云，“古今风俗，悉从上之所好。国家法令，不可不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中祥符元年二月戊戌条）。奢侈消费活动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统治者的奢侈行为往往会带坏整个社会的奢侈消费风气[20]。反过来，政府机构及其各级官员能否转变奢侈、浪费、攀比、炫耀的消费观念，能否自觉践行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这对于全社会树立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具有非常关键的基础性作用。因此，为政者须“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 （三国桓范《政要论·政务》）。当前，应首先切实加强对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的道德、行政、法律和经济约束，以此引导和变革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例如，坚决禁止一些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建设豪华办公大楼和各种馆所，严格控制某些部门和单位“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等不良不良之风，切实规范公务接待、公车消费、公款旅游等行为，等等。

（4）制定精细化、针对性、多样化的政策措施，更好地促进民众转向低碳、节约、文明、环保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例如，完善价格杠杆、经济手段等经济激励机制，降低公众购买低碳产品的相对成本，提高公众实行奢侈浪费性消费的成本；对于电视、网络等媒体的传播应进行一定的管制，加大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的传播力度，对奢华浪费、时尚潮流等过于宣扬物质主义观念的信息传播则进行适度的限制；完善低碳、节约的相关配套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回收网点、充电站等），促进民众从浪费、高碳的私家车消费转向节约、低碳、环保的公共交通和电动汽车消费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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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Ancient Chinese Luxury Suppression Thoughts

and Policy Practice

Wang Jianming， Wang Zhenyi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Cultivating one's moral character， regulating the family and ruling the state is the base and mainline of the thoughts of suppression luxury in China. However， the anci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thoughts of luxury suppression tends to be within the category of concept and awareness， and lacks standardized， feasible operating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methods and tools. Besides， the ultimate success of luxury suppression policy depends on the supreme ruler and the ruling group. If government officials set a good example， the whole community can be influenced and habits of thrift will be formed. These luxury suppression thoughts and policy practice provide a good reference for us to promote low-carbon consumption and construct resource-saving society at the present day.

Key words： thoughts of luxury suppression； policy practice； low-carbon consumption； resource-saving socie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