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时间:2022-10-19 06:06:32

摘要:路遥、实、贾平凹三位陕西作家秉承前辈作家柳青的精神血脉,一直关注着时代生活和农民的生存境遇,致力于对不同时期“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诉求进行逼真记录和历史展示,他们在超越前辈和突破自己的探索中丰富和发展着现实主义,同时也以各自的创作实绩证明了现实主义在不断的流变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三位陕籍作家的创作历程充分说明,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对生活和“人”的独到发现和对这种发现的独到表述,是现实主义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和传承下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现实主义;路遥;实;贾平凹;文学创作

基金项目: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2008-02)

作者简介:梁颖,女,陕西咸阳市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陕西是

在《创业史》中,柳青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大公无私、道德完善、一心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新英雄人物”形象:“梁生宝”。在对梁生宝这一形象的处理上,柳青采取了“十七年”文学中流行的理想化、英雄化、神话化等过滤和提纯方法,抽去了人物身上复杂的人性内涵,省略了对人的自然属性的观照和书写,使梁生宝在“公”与“私”的考验面前,缺乏心灵的自我搏斗;在“情”与“欲”的诱惑面前,缺乏一个生命个体所应有的潜意识波动和灵魂挣扎。尽管这 里存在时代的局限,而且因为柳青杰出的文学创造才能,使人物靠着许多传神的细节、精彩的心理活动的支撑而免于毫无生气,但多年后我们回过头来,重新解读梁生宝这一形象,客观公正地说,在一定程度上,“梁生宝”和大多数“十七年”文学中的正面英雄人物一样,是作家理念的荷载物,是缺乏真实性、丰满性和个体意识的扁平人物。所谓个体意识的缺乏,是指梁生宝只为革命、国家而活,心甘情愿为这些“宏大”目标献身,而毫不以一己的得失、沉浮为意。而在《平凡的世界》中,路遥对正面人物的塑造,尽管还没有完全摆脱理想化、英雄化的痕迹,但毕竟不再像“十七年”文学那样,把英雄人物提纯得一点杂质也没有。比如,孙少安是一个非常道德化的人,与梁生宝一样,他也有为全村人谋福利的大公无私精神,但不再像梁生宝那样,一点个人私欲没有。对他来说,使全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让父母住上青砖箍的新窑,是他的人生追求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一旦条件允许,他便率先在村里办起了砖厂,成为村里最早富裕起来的人之一。历史的发展颇具讽刺意味:孙少安的人生追求恰恰是梁生宝当年极力反对的:个人富裕道路。随着时代的发展,作家对人的正常生活愿望给予了肯定。

在《平凡的世界》中,人物个体意识的强化,最主要地体现在孙少平身上。孙少平有着自己的生活梦想,一心想要离开贫穷、闭塞的乡土,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按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孙少平甚至为了当上矿工,在体检时去找女医生说情。显然,孙少平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所谓大业,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改变不幸命运。孙少平以及率先富裕起来的孙少安,这些个体意识开始觉醒的人物形象的出现,是路遥作品中新的质素出现的标记,也是路遥作品在新时期仍然深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其实,把这种个体意识表现得最为触目和震撼人心的人物,是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之前发表的《人生》中的高加林。也正因此,《人生》使路遥完成了从偏居一隅的普通作家到具有全国影响的著名作家的跨越。

高加林是个有高远志向的人,他的所有痛苦和挣扎都出于强烈的个人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路遥尽管对高加林为个人出路而痛苦、挣扎甚至不惜背叛道德、伦理规范的个人主义原则进行了批判。但对他还是抱着无限同情和深切理解的,从这个角度讲,《人生》比《平凡的世界》更具心灵的真实感。“《人生》的出众和它巨大的感染力在于,他第一次在社会主义的

与路遥一样,实也非常崇拜和敬重前辈作家柳青,柳青在离实家乡不过几十华里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并写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创业史》,这一切都成为实学习的榜样。实曾反复阅读《创业史》,达到了烂熟于心的程度,并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多次表达对柳青的追思与感念。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都无法走出柳青的阴影。这主要表现为,在实的早期写作中,总是以外在的政治视角对正在进行的农村生活进行浮光掠影式的记录,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比较随顺的歌颂,又由于在艺术功力上远远不及柳青,缺乏柳青的诗人气质和艺术描写的细腻、生动,以及洋溢在《创业史》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灵动之气与知识分子情调,所以艺术成就不高。这种情况  二

与路遥一样,实也非常崇拜和敬重前辈作家柳青,柳青在离实家乡不过几十华里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并写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创业史》,这一切都成为实学习的榜样。实曾反复阅读《创业史》,达到了烂熟于心的程度,并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多次表达对柳青的追思与感念。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都无法走出柳青的阴影。这主要表现为,在实的早期写作中,总是以外在的政治视角对正在进行的农村生活进行浮光掠影式的记录,对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行比较随顺的歌颂,又由于在艺术功力上远远不及柳青,缺乏柳青的诗人气质和艺术描写的细腻、生动,以及洋溢在《创业史》中令人印象深刻的灵动之气与知识分子情调,所以艺术成就不高。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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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娃把田小娥领回村后,白嘉轩断然拒绝田小娥进祠堂拜祖,说明了他的冷酷无情;白嘉轩洞悉了鹿子霖和田小娥的微妙关系后,当即作出毫不含糊而又坚决的反应,把白鹿村16岁以上的男女全部召集起来,“白嘉轩从台阶上下来,众人屏声静息让开一条道,走到田小娥跟前,从执刑具的老人手里接过刺刷,一扬手就抽到小娥的脸上,光洁细嫩的脸颊顿时现出无数条血流。小娥撕天裂地地惨叫”。 显然,白嘉轩是在借抽打田小娥来报复鹿子霖,这充分反映了他的虚伪;当白嘉轩发现了一块属于鹿子霖家的宝地后,为了将这块宝地据为己有,费尽心机地想出了一条妙计,并迅猛而又果敢地实施起来,终于达到了目的——以自家的劣地换取鹿子霖家的“风水宝地”。这件事让我们认识了他的城府之深和狡诈;对田小娥的迫害以及在其死后造塔镇压,暴露了他的残忍伪善;白孝上田小娥后,白嘉轩严格执行族规,当众用刺刷抽打孝文的脸颊。白嘉轩采取的第二个断然措施是分家。孝文在田小娥那儿吸上了鸦片,把父亲分给他的三亩半水地和五亩旱地,分三次转卖到鹿子霖名下,后来又把父亲分给他的房子卖给了鹿子霖。在饥荒年头,一无所有的孝文只好四处乞讨流浪。白嘉轩明知孝文挨饿受冻,也没有怜悯和帮助过孝文,任由他自生自灭。可是孝文当上县保安团一营营长,成为滋水县府的御林军指挥之后,白嘉轩对他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允诺他回家来恢复父子关系,又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是势利。凡此种种,那么自然地集于一人之身,使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地主形象,的确是别开生面、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

像这样立体、丰满、真实的人物形象,在《白鹿原》中还有很多,比如田小娥、鹿子霖、黑娃等。所有这些人物形象,都是对类型化、阶级化、理念化人物塑造原则的彻底颠覆,只要我们把这些人物和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比较一下,便不难发现其超越之处。即使在《平凡的世界》中,反面人物的人性内涵比较丰富,但在塑造孙少平兄弟、田润叶、田小霞时,理想化、单一化弊病还是很明显的,这些人物属于人性层次过于单一、性格缺乏发展的扁平人物,由此,我们不难感受时代的变迁和作家认识上的超越。《白鹿原》之所以能在人物塑造方面达到这样的深度,与实对“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的接受有绝大关系,对此,实多年以后撰文回忆说:“这时候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我在接受了这个理论的同时,感到从已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突破了一层,有一种悟得天机茅塞顿开的窃喜。……我在接受‘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之后,以为获得了塑造《白》的人物的新的途径,重新把正在酝酿着的几个重要人物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再解析过滤一回,达到一种心理内质的准确把握,尤其是白嘉轩和朱先生,还有孝文和黑娃,他们坚守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情操,面对社会种种冲击和家庭意料不及的变异,坚守或被颠覆,颠覆后的平衡和平衡后的再颠覆。其中的痛苦和欢乐,就是我要准确把脉的心灵流程的轨迹。”由此可见,没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实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突破就无从谈起。

除了上述这些突破,《白鹿原》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做出了大胆发展和丰富。《白鹿原》从整体上来说,并未脱出现实主义的范畴,仍然以白鹿原为缩影为我们叙述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民族史,仍然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等等。但是,《白鹿原》中也出现了一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比如“白鹿”、“白狼”、“鏖子”甚至整个“白鹿原”都可以当作意象来看,富有象征意义,与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的“用知觉来表现思想,把思想还原为知觉”的创作思想颇为契合;作品中还写了不少奇异、诡谲的梦境等,又很有一些超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味道。此外,作家还吸收了民间文化的一些思维方式,设计了田小娥死后鬼魂附于鹿三身上的鬼魂附体事件,这并非宣扬迷信,它是作家推动情节、把握人物深隐的内心世界、完成人物塑造的必要修辞手段,况且在民间,广泛流传着此类传言,人们对此是深信不疑的。因此,笔者以为,所有这些充满神秘色彩、无法用科学的理性思维来解释的诡异事象,也许更符合民间生活的本来面貌,也有助于我们达到对人性、对生命的更深刻、更完整的认识。

所有这些足够证明实对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的超越和发展,就以《平凡的世界》为例,已属迈入新时期的历史叙事,带有很多新时期的新生质素,但在鬼神文化、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方面还是阙如的,这不仅是作家的胆魄问题,更是小说观念的问题,当然与创作氛围、时代思潮的变化也有关系。因此,不少批评家把实的创作精神界定为开放现实主义,对此,实是首肯的,并反复申说自己的观点:“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现实主义者也应该放开艺术视野,博采各种流派之长,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更应该放宽胸襟,容纳各种风貌的现实主义。”开放的胸襟成就了现在的实,使他不仅完成了对自己的艺术超越,也完成了对他之前的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艺术超越。

值得一提的是,实在创作理念上的通脱开放与他对自己创作的自觉反省有关:“到了1985年,当我比较自觉地回顾包括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段经历,概括为一句话说:一个业已长大的孩子,还抓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句决绝的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不长苗。这是我那段时间反省的结论。在之后酝酿构思《白》书的两年时间里,想要形成独立的自己的欲念已经稳固确立,以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审视那一段历史”。在另外的一些场合,实称这种把前人的影响从自己心理和精神的习惯上荡涤出去的自觉意识为“剥离”,剥离的实质性意义是更新思想,寻找属于自己的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和表达。对此,实还借用了海明威的一句话——“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读到海明威的这句话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把作家创作这种颇多神秘色彩的劳动,让海明威一句话说透了。——海明威说的‘句子’,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象的独特体验,既是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可以沟通普遍心灵的共性体验,然而只有作家独自体验到了;他说的‘句子’,自然也包括艺术体验,以一种独特的最适宜表述那种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叙述。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做的准确而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在陕西三位作家中,贾平凹是最喜欢追新求异、最善变的一位:他不断地进行着关注话题的游移和文本形式的探索。早期的《山地笔记》真诚地讴歌事业与爱情,风格清新唯美;《浮躁》《鸡窝洼人家》等小说则是反映时代思潮的写实主义力作,也不乏对民族灵魂的剖析与冷峻审视;《商州三录》是一组焕发着灵性、充溢着才气,志在捕捉商州的内在精魂,模糊了散文与小说的文类界限的跨文体文本实验;到了新笔记体小说《太白山记》,则试图以实写虚,曲折地传达自己在病中对生命、世相的玄思与参悟;到了《白夜》《高老庄》《怀念狼》中,则索性直接将情节处理成意象,自觉摒弃外在的真实观,转而追求心灵的真实,把“写意”作为创作的更高目标;到 了《秦腔》,则采用一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方式,对以往乡土叙事的典型化手法进行了彻底的颠覆。

在这诸多变化中,《废都》是最醒目的一部作品。笔者以为,《废都》是当代文学史上绕不过去的一部作品,它对当代文学的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废都》空前地凸显了文学书写的男性性别立场与性意识。《废都》中的庄之蝶对女人的理解,处理性际关系的方式以及他对女人的物化玩赏心理(如对女人“脚”和其他身体器官的玩赏),都是充分男性化的,带着浓厚的男性中心意识,并且不乏封建士大夫的“恶趣”与病态,因此,可以说,《废都》是带有鲜明的男性性别立场、男性中心意识和男望体验的写作。当然,我们可以由此质疑这部小说的反现代性和保守主义性别立场,但这恰恰是长期浸淫在男性中心文化中的男人最为本真和隐秘的性意识和性心理,它带着十足的男性性别优越感,且是此前的文学竭力要遮盖的。问题是,这种男性中心文化的影响迄今为止并未消失殆尽,生活在这种文化土壤中的“男性”,很难摆脱这种集体无意识,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贾平凹以极大的勇气表达了这种尽管带有保守意味却是真实的、充分“男性化”的性意识,而这种性意识在此前的文学中,由于种种原因是被遮盖的。贾平凹的局限并不在于如“女性写作”敞亮了长期被遮蔽的女性性别意识一般,首先敞亮了长期被遮蔽的男性性别意识,他真正的局限在于对这种男性性别立场和性意识缺乏批判的力度和质疑的眼光。

其次,是对庄之蝶这个沉沦于中的人的发现。《废都》中大量地描写了庄之蝶的性活动,淋漓尽致地书写了男性的身体经验和欲望体验。在《废都》之前,还没有哪部作品,如此恣肆、放纵地书写“男人”的性活动与性体验。所有这些,都使庄之蝶这个陷入泥潭无力自拔,彻底堕落与颓废的极端化的知识分子形象,成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非常独特和叛逆的一个人物形象。它在此前的当代文学史上是缺无的,也与新时期文学尤其是“伤痕”、“反思”文学中那些被充分理想化、崇高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平面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形成鲜明的反差,大胆地颠覆了此前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从而在知识分子形象书写中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如果说,《创业史》中的梁生宝是一个理性的人,《人生》中的高加林是一个开始在欲望与外在规范间苦苦挣扎的人,《白鹿原》中的各色人等是具有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文化的人”,那么,《废都》则超前地发现了一个沉溺在中无力自拔的“欲望的人”,这不能不说是贾平凹对于当代文学的独特贡献。

再次,写作《废都》时,贾平凹开始有意告别史诗叙事和英雄叙事,对生活进行现象学式的“回到现象本身”的原生态还原,这样的变化主要缘于他在四十岁时对文学创作的“顿悟”和一种自我质疑的勇气:“好的文章,囫囵囵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也不需要机巧地在这儿让长一株白桦,那儿又该栽一棵兰草的。这种觉悟使我陷于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有了这样的认识,贾平凹在《废都》中开始有意消除技巧的痕迹,试图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来写,运用散点透视法、摒弃焦点透视法和

通过对三位陕籍作家创作上这些变化的梳理,可以发现,他们随时代推衍而出现的艺术新变,恰好与

与三位作家幅度或小或大的变化相对的是,贯穿于他们创作中的’一条不变的线索: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三位作家一直关注着时代生活和农民的生存境遇,致力于对不同时期“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诉求进行逼真记录和历史展示,这实际上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在创作方法上,他们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又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现实主义,同时也以各自的创作实绩证明了现实主义在不断的流变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最具启发意义的是,三位陕籍作家的创作历程充分说明,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对生活和“人”的独到发现和对这种发现的独到表述,是现实主义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和传承下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参考文献]

[1]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m]//路遥文集:第2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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