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合”、“双重接合”与“三重接合”

内容提要：本文在查读大量英文文献的基础上，对英国文化研究中“接合”（articulation）一脉的三个理论概念进行了爬梳、阐释和评论。“接合”是斯图尔特・霍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展出的关键词，“双重接合”承继了其语境化的精神并加以坐实，把文化研究关键词发展为媒体观众研究理论，“三重接合”则是对“双重接合”可能走向极端的修正。本文采取总结性和批判性的视角，把“接合”这个原始概念以及它的后续新概念并置起来，进行了互相比较和阐发。

关键词：接合 英国文化研究 斯图尔特・霍尔 观众研究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4-0053-06

“接合”（articulation）是文化研究理论的关键概念，是英国伯明翰学派以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为首的文化研究理论遗产之一。自从霍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派系中创造性地阐发了这个概念之后，先后有多位西方学者在此基础上借用和加工，出现了“双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和“三重接合”（triple articulation）等后续理论词汇，在文化研究、媒体研究和传播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鉴于中国学界对“接合”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不多，而且基本上持赞扬肯定的态度，缺乏批判性的视角，对后两者的介绍更是付之阙如，就算在国际学界，也基本上见不到对这三个理论词汇的整体汇评。所以，本文在参阅了大量中外文献的基础之上展开论述，让三者互相对话、争锋，并对它们之间的连续性、断裂性和优缺点进行思考和点评，探寻理论从抽象到具体的思辨性发展轨迹，为理论的生产提供新的思维和角度，也为中国语境下媒体观众研究实践提供参照和起点。

一、霍尔与“接合”：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

“接合”（articulation）在牛津英语辞典解释为：把清晰和特殊的音节组织起来形成一段发声；联接的状态。“Articulation”， Oxford Dictionaries， accessed April 26， 2012， http：///definition/articulation？q=articulation.中文中很难找到一个现成的词可以兼顾两意，目前译法很多，有诸如串联、接合、连结、藕合、链接、表接、构连、咬合、阐连等。早在1881年，已有论文研究在文字学中此词的意义，William Dwight Whitney， “What Is Articul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3， 1881. 在电影符号学研究中也有“接合”相关理论，Umberto Eco.， “Articulations of the Cinematic Code，” Bill Nichols， Movies and Method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pp.590-607.此词的学术渊源颇深，为了明确研究对象， 在本文中，主要探寻的是在霍尔的强调和发展之下的“接合”，一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发展开来的关键概念。

“接合”非霍尔原创，但通过他的阐释才使其广泛流传。在和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其他学者一起讨论阿尔都塞的时候，霍尔发现阿尔都塞在《阅读资本论》一书中直接使用过“接合”，但着墨不多。黄卓越：《文化研究：追忆与探讨――在伦敦访斯图尔特・霍尔》，《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霍尔吸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方法：物质基础和历史基础，两相制约，避免历史相对论和经济还原论。霍尔的“接合”是一种“复杂的结构”，在其中各种事物因其相同和差异而互相连接，这种连接机制没有任何必须的联系。但这不是随意的联合，各部分之间有等级关系，有主导和从属，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有主导性的结构。各部分虽然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经济、政治、文化各自运作），之间没有必须的联系，但仍然有主次之分（经济、物质仍然是基础）。无论是“复杂整体”还是“社会形构”，都是在“接合”的层面运作。Stuart Hall， “Race， Articulation and Societies Structured in Dominance，” E. Nathaniel Gates， Cultural and Literary Critiques of the Concepts of Race， New York： Garland， 1997， pp.322-326.

很多经典的理论都是借用巧妙的比喻来进行阐释，如詹金斯的“文本的盗猎者”一言概括了粉丝和文化工业的辩证对抗关系，Henry Jenkins， Textual Poachers： Television Fans & Participatory Cul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也精炼地指出民族国家的建构性本质。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1983.好的理论遴选和制造词汇就会字斟句酌，深入浅出。「阐连仅用一词就表达了具有包容性的灵活含义，是借用了此词本身的双关含义。为了说清楚这个高度抽象的思维方式，霍尔也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总是使用接合这个词，尽管我不知它的意思有没有被完美地理解过。在英格兰，这个词有美妙的两重意思，一是出声，说出来，口齿清晰，有表达语言的意思，但我们也说‘一个联接的卡车’，它前面的驾驶室和后面的拖车，可能，但不必需，前后相连。两部分之间的连接很特殊，但也可能崩溃。接合就是一种连接的形式，在特定的条件下，它可能把两个相异的因素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不是一种对所有时间来说都是必需的、决定性的、绝对的和本质的连接。你就得问了，那么，在哪种特定的条件下，能形成这样一种连接？”Lawrence Grossberg，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vol.2， 1986. 最后一个问句是根本要义所在：语境化。只有在一定语境中，才会形成暂时的“接合”。

所以，这种连接不是永恒的，可以不断被改写，有“接合”，就有“去接合”和“再接合”，这就是主动性可以改变历史的空间，霍尔自己也提到“双重接合”（double articulation）：结构是之前“接合”实践的结果，为我们提供了创造历史的基础，我们在这种结构基础上面发挥主动性，进行新的“接合”，如此循环，历史延续。Stuart Hall，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2， 1985，pp.113， 94. 用运动的眼光看待结构与主动性这一对基本的思辨矛盾，对立中也会发现统一。

陈光兴在定义霍尔的理论精华的时候，把“接合”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意识形态”和“霸权”，陈光兴：《媒体/文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线》，台北：唐山出版社，1992年，第143-146页。其实，“接合”的思想也是理解后两者的基础。这三个概念都不是霍尔的原创，但他的阐发功不可没。“接合”是一个宽泛和抽象的理论，帮我们更形象地理解文化：文化是一个竞技台，各种“接合”世界的方式在其中结盟和冲突，意义从来不是固定的、终极的和真实的，而只能是语境化和依条件而定的，并且永远向权力关系的变化敞开。John Storey， Inventing Popular Culture： From Folklore to Globaliz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2003. x.“接合”也体现了霍尔所推崇的马克思理论的美妙之处――卓越的抽象能力带来的强大的分析力，精确地揭示和照亮那些不能被肉眼所见、不能呈现也不能证实自身的关系和结构。[英]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孟登迎译，《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但这个概念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凯尔纳曾批评英国文化研究抛空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只有霍尔偶然有一些观点暗示着接合文化研究与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但他对政治经济学也是“欲拒还迎”的姿态，令人奇怪。[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结合》，陶东风译，《文化研究精粹读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0-141页。“接合”理论的缺点正在于此。中国学者在引进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一边倒地赞不绝口。萧俊明：《新葛兰西派的理论贡献：接合理论》，《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陈静：《从文化主义到话语转向――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型》，《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年第2期；杨玲：《接合：本土文化研究的立场和方法》，《文化艺术研究》2010年第3期；陆扬：《文化研究的连接范式》，《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1年第1期。但其实，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最大的缺点：灵活、辩证、面面俱到、小心翼翼。什么都兼顾了，但什么都没到岸。“接合”的精神就是霍尔自己一篇论文的标题：“没有保证的马克思主义。”Stuart Hall， “The Problem of Ideology： 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vol.2， 1986. 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不放，又反对粗暴的经济还原论。霍尔在《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对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也是各自褒贬，摇摆不定，“接合”就是一种调和两者矛盾的剂，表达了霍尔以稳为主的理论立场。

折衷让“接合”稳妥，也受到批评。“文化研究者必须理解力量的多元性，及其不可预知的流动方向，也就是辩证的效果并不是在任何脉络中都是可以普遍性的产生出来”。而且，仅凭“接合”一个高度抽象的词不能代替详实的理论描述，“文化研究仍然无法将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抗争之间所存在的复杂的接合（接合）关系予以理论化。……到了分析的最后，总会查觉到这些分析层次之间的关系经常是纠结的，而不同层次及领域间的逻辑性的连接仍然有待厘清。”陈光兴：《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研究”之间》，《台湾社会研究》1992年第5期。

社会学家的批评更尖锐：“当政治统一体威胁到了文化动员性，他就强调话语和社会据点的多元；当话语威胁到了霸权力量，他又转而强调国家的高压。这种摇摆，就是一种关于社会连带关系的欠成熟发展的理论的结果。‘接合’就是这种理论的最佳代表。……霍尔自己常说不知道这个概念有没有被完美地理解，那是因为他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它的结果。”Brennon Wood， “Stuart Hall’s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Hegemon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3， 1998.

总之，霍尔的“接合”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纯理论，没规定丰富的细节和内涵，才能被广泛采纳和借鉴，但正是描述性不够强，才会被人批评太过泛泛而谈。但这也是这个理论迷人的地方――复杂和微妙，它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研究最具生产力的概念之一”，Jennifer Daryl Slack，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112.可容纳后继学者不断补充发展，体现了霍尔做理论的一贯态度：“一个（理论）不断允许你去激怒、烦扰和妨碍另一个（理论），绝不坚持任何最终的理论闭合。”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Theoretical Legacies〔A〕，” Lawrence Grossberg et al.，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1992，p.284.任何对现实进行理论化的尝试必然以精炼和概括为目的来牺牲现实的复杂和多变，「阐连已经是较为稳妥的理论化尝试，它不是给我们去运用（application）的理论，它的暧昧性决定了它无法被具体运用，但它正是需要我们从思维方式上去学习和领会的概念，思维上的启发，而非为了运用而搬弄，才是我们学习理论较为成熟的目的。

二、“双重接合”：落实具体语境的观众研究理论

这里的“双重接合”，是罗杰・西尔弗斯特（Roger Silverstone）和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等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在英国倡导的研究家庭观众使用“信息传播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起初是指电视，后来，也包括电话、收音机、计算机等）的理论和实践。霍尔的“双重接合”只是“接合”――“去接合”――“（再）接合”的历史循环相加模式，ICT观众研究领域的“双重接合”却从抽象走向了落实，“语境化”在这里就是指家庭内部空间。这就从抽象的一般概念变成了媒体观众研究理论。

西尔弗斯特先是含蓄地批评了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Signet， 1964，pp.23-35， 63-7.他认为“媒体”本身和媒体传递的“信息”一样重要，后者的意义不应该遮蔽了前者。他也不满鲍德里亚虽然承认了电视的双重意义――作为阶级地位的指示器和实用的媒介机器，Jean Baudrillard，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Press， 1981，p.57. 但却生硬地把二者分开。 西尔弗斯特认为这种割裂是不必要的，意义既在二者分别的地方，亦在二者共享的地方。Roger Silverston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elevision Audience，” Marjorie Ferguson，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Future Directions for Media Research， London： Sage， 1990，pp.181， 189.

因此，西尔弗斯特提出了“双重接合”的理论构想，我把这个被他散落在多处著述中的概念概括为：以电视为主的家用ICT的文化意义有两重，一是作为一种物体，有物质/科技的层面，它的形象被生产、营销和广告等其他公共话语所建构和展现，又被买到和嵌入家庭，这是“第一接合”；二是它又是一种媒介/内容，提供了节目、叙事、修辞和类型，令人足不出户就可连接到公共社会、国家甚至全球的话语，这是“第二接合”。电视既是象征性的，又是物质性的物品，Roger Silverston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1994，p.123. 它的意义既在于硬件，也在于软件。两种“接合”的共性是，它们都连接了公领域的资本主义话语和私领域的家庭话语，让公私话语互相协商。“第一接合”是“第二接合”的物质基础，但因为“第二接合”的存在，才把电视等ICT与其他电器（如微波炉、空调等）和家具（如沙发等）区别开来。Roger Silverston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Towards an Anthropology of Television Audience，” Marjorie Ferguson， Public Communication： The New Imperatives， Future Directions for Media Research， London： Sage， 1990，pp.181， 189.

这个理论引导了一系列ICT观众研究，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摩尔对英国新安装了卫星电视的18户家庭的走访研究：《卫星电视和日常生活：接合科技》。Shaun Moores， 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Articulating Technology， Luton： University of Luton Press， 1996. 这些研究被称为“家驯模式”（the domestic paradigm），John Sinclair， “The Domestic Paradigm： Researching the Use of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in the Home，”EJC/REC， vol.3， 1993.学者要深入别人的家庭进行研究，在方法论上天生要求用民族志。这和霍尔“接合”的语境化要求十分吻合。

从“接合”到“双重接合”，也是继承了霍尔及CCCS关注媒体研究的传统。莫利作为霍尔在中心培养的学生，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出从“接合”过来的连续性。莫利试图验证霍尔的“编码/解码”，在《全国观众》研究中得出了一个颇具“接合”精神的结论：“我们不能把社会因素（如年龄、性别等）看成直接干预了传播过程，这些因素只有通过话语的接合（接合），才会对传播产生影响。”在《全国观众》中，莫利的问题意识是阶级等社会因素和解码诠释之间相互吻合的本质是什么，最后证明二者有时有，有时又没有直接的关系，这被别的学者在转述中省略为“没有关系”，莫利对此很不满，认为缺少一个“直接”完全曲解了这种研究的“接合”精神――没有保证的决定性。⑦ [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01、105， 181， 152页。

莫利进一步把研究发展为从解码到收视语境。在《家庭电视》中，他亲自走访了伦敦18个核心家庭，完成了“家驯模式”的开创性的典范之作。David Morley， Family Television： 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 London： Routledge， 1988.“看电视”不仅仅是看荧光屏里的节目，而“多出来”的部分，主要就是要研究收看电视的语境。⑦ 莫利的研究做的就是后来西尔弗斯特提出“双重接合”所要求的工作，他们在1990年联合发表的论文《家庭传播：技术和意义》中终于表述了“双重接合”的概念。David Morley and Roger Silverstone， “Domestic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Meanings，” New Media & Society， vol.1， 1990.这就从理论上总结了莫利之前的研究实践，也标志着“双重接合”理论的真正成熟。

“双重接合”还继承了“接合”灵活和动态的思维方式。“双重接合”因为落实了具体的语境，对纠结的关系的描述更清楚，对公私领域的连接是没有保证的，不必需如此的。可见，添置ICT而实现的是“接合”而不是普通的连接――这里没有必须的通讯，也没有必须的不通讯。Stuart Hall， “Signification， Representation， Ideology： 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2， 1985， pp.113， 94. 无论是连接还是孤立，改变还是没改变，都是具体语境的产物，都不可能有稳固的保证，所以都值得进行具体的研究。

西尔弗斯特机智地规定，“传播内容是依赖于传播工具作为物体和机器的特殊地位，但是传播内容又远远不能简单地还原为那种物质状态。……‘第二接合’只有在‘第一接合’的技术层面的生产制造的意义上才可能出现。”Roger Silverstone and Leslie Haddon， “Design and the Domest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echnical Change and Everyday Life，” Ronbin Mansell and Roger Silverstone， Consuming Technologies： Media and Information in Domestic Spa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2.这正是霍尔“接合”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坚持。

当然，“双重接合”和“接合”之间的断裂性也值得重视，最大的不同就是把一个抽象的、微妙的、复杂的纯理论坐实到具体的家庭语境，从一般到特殊，失去了纯理论的思辨性空间，变为实用性理论。如果说“接合”理论是稳妥的，但缺少力度的话，“双重接合”力度较硬，但可能不太稳妥。其基本缺点是既排除了家庭之外的更大的社会语境，又容易走向忽视媒体文本具体内容的极端。

首先，家庭可以、应该是第一步的语境，但不是唯一。在新媒体日益发展的今天，交通工具上的车载屏幕，商场、广场的大屏幕，戏院、电影院、教室、办公室等播放场所均被“家训模式”排除了，人们携带手机、mp4等媒体终端出入于不同的场合也把视听行为带入不同的场所。虽然，特别是在今天的中国，家仍然是媒体观众的首要接收场所，但其他可能的地点我们也不能忽视，我们的媒体观众研究，大可以在家的基础之上做进一步的拓展。例如，库德里（就在空间/语境的选择上独辟蹊径，抛弃了常规的消费空间（比如，家），而选择媒体节目摄影棚、媒体朝圣的地方、街道之上。Nick Couldry， “Passing Ethnography： Rethinking the Sites of Agency and Reflexivity in a Mediated World，” Patrick D. Murphy and Marwan M. Kraidy， Global Media Studies：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50.“媒体民族志者不能把空间当成事实，而一套当成一种挑战。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空间，意味着提出新的问题和开拓媒体民族志的视野。当做田野工作的时候，媒体民族志者需要阐释那些‘运动中的空间’。”Anna Clua， Where is Audience Ethnography’s Field Work. Patrick D. Murphy and Marwan M. Kraidy， Global Media Studies： Ethnographic Perspectiv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66.具体的空间可以灵活处理，但保持重视语境的精神不变才真正体现了“接合”一脉理论的意义。

其次，过分强调“语境化”就会忽视媒体文本的具体内容。当莫利把媒体观众研究发展为从解码到收视语境后，就距离珍妮丝・拉德威（Janice Radway）提出的“激进的语境主义”（radical contextualism）Janice Radway， Reception Study： Ethnography and the Problems of Dispersed Audiences and Nomadic Subjects. Cultural Studies， vol.20， 1988. 不远了。语境压倒了文本，于是争论出现，又引发了新一轮的理论化补充。

三、“三重接合”：修正极端的补充性发展

“三重接合”的提出正是对“双重接合”进行修正，主要解决的就是忽视媒体文本内容带来的弊病。

追本溯源，威廉士的电视“流”概念对这种铁板一块的电视研究的影响很大，威廉士认为电视最大的特征是“流”；平日我们说看“电视”，听“收音机”，而不是看“特定”的节目。[英]雷蒙・威廉士：《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冯建三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2年，第109、113页。布伦斯登认为这是在强调电视的“电视性”，压倒了对电视提供的特殊内容的研究，节目差别被忽略，实际上，“流”是所有广播媒体的共性，新技术已经挑战了“流”的概念。Charlotte Brunsdon， Text and Audience. Ellen Seiter et al.， Remote Control： Television， Audience and Cultural Powe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pp.118-22.时代变了，频道多了，卫星、付费、网络、手机电视的兴起和共存把电视研究拽出了广播时代，需要重新审视旧的理论，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样的论述：“电视是……，电视表现了……，电视不能够……”，但电视的内容是极其庞杂的，其他媒体也是一样，这种铁板一块的论述早就应该得到克服。

在“后广播时代”，电视“段”应该得到我们重视。虽然，节目、叙事、修辞和类型正是西尔弗斯特提到的“第二接合”的内容，但在实际的执行中，“第一接合”得到了更多的偏爱，“语境”遮盖了“文本”。

于是，第一种“三重接合”顺势登场。玛仁・哈特曼（Maren Hartmann）敏锐地在西尔弗斯特一篇文章的注释中发现了理论推进的可能性，这注释说：“可能是三重，而不是双重的信息接合：物质层面的，象征层面技术到达的，特殊个别的节目信息的。这是对的。但我们在这章中的观点还是给予前两者特权。最后一重――个别的文本/信息，的确存在，在某些时候也重要，但是，就像很多分析家指出的那样，它依附于象征层面的技术环境，而且，和总体的媒体信息流比起来，其影响力是没有意义的。”Maren Hartmann，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ICTs： Media as Technological Objects， Symbolic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Texts，” Thomas Berker et al.， The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96-97.

西尔弗斯特显然注意到了问题所在，但仍坚持己见，莫利也说：“对看电视过程的理解，其优先性高于理解人们对特定类型节目素材的特定反应。”[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01、105、181、152页。哈特曼不同意，她主张“一种建立在双重接合基础上的研究取向，把三个维度都加以考虑：不止是一种仪式，一种大体上的参与的感觉，还是一种个别传播的例子，个别节目，个别网站，文本信息等等。……特别是考察变化的观看实践和媒体内容之间的关系，注意到参与或者放弃参与的连续性是很有意思的，也不应该放弃关注媒体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的意义制造者的角色。”Maren Hartmann，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ICTs： Media as Technological Objects， Symbolic Environment and Individual Texts，” Thomas Berker et al.， The Domestication of Media and Technology， Maidenhead：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96-97.这样做不是只看重第三个维度，而是要和前两个结合起来，而她文章的标题也明确表明了“三重接合”的构想和立场――媒体作为“技术物体”、“象征环境”和“个别文本”，三方面缺一不可。

哈特曼的“三重接合”是把“双重接合”的“第二接合”细分为两个次目录：“流”与“段”。二者都是ICT作为媒体/内容本来就需要加以考虑的内容，不要失衡地去关注广播媒介的“流”，但又不应该完全忘记“流”，毕竟，即使是在“后广播时代”，也有广播电视及其“流”的“电视性”的继续存在。“三重接合”不是哈特曼的原创，正如霍尔也不是“接合”的首创者。“对于每一项研究来说，理论思想都不是另起炉灶产生的；它们是从其他相关的研究接受过来的，逐步精雕细琢，运用到新的需要阐释的问题上。”[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页。

2011年，另一种形式的“三重接合”出现了，以卡迪拉克・科特伊斯（Cedric Courtois）为首的四位比利时学者，认为媒体作为物体（第一接合），作为文本（第二接合）之外，还应该认为媒体作为语境（第三接合），他们所说的语境，指的是细分家庭内部的物理空间：在卧室看和在客厅看的意义差别很大。Cédric Courtois et al.， “The Triple Articulation of Media Technologies in Teenage Media Consumption，” New Media & Society， vol.14， 2012. 他们对空间的细分和重视也是对“接合”的语境化要求的坚持。不过，用语境来接合语境，似乎有同义反复的嫌疑。这种研究完全可以在“双重接合”的精神下细分家庭内部空间，不必再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来增加认识的难度，大可以继续使用“双重接合”，只需加入新的细节。相比之下，哈特曼的“三重接合”更具理论上的合理性。

可以看到，“三重接合”重申了对媒体具体内容的关注，制止了激进的语境主义的倾向，但却和新媒体时代的观众研究趋势背道而驰。皆因，超越媒体文本甚至机构的观众研究日益壮大。很多学者正在把观众研究发展为媒体文化研究。比如库德里的媒体实践范式认为应在一个广阔的语境中以人们和媒介的实践为起点，西方观众研究近年来的范式转换的一个整体思路就是跳出文本进入媒介研究视野并进而汇入广泛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脉络。殷乐：《媒介融合环境下欧美受众研究的范式转换》，《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6期。不过，我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连注重“双重接合”、“三重接合”精神的观众研究都很是凤毛麟角，还没到跨越观众研究的传统直接进入广义的媒介文化研究的地步。况且，这些范式并不是你死我亡的关系，大可以共存，互相比较和争锋。

“三重接合”的另一个缺点在于继承了“双重接合”的“家驯模式”之较为狭小的视野。研究者们还是把语境局限在家庭。“三重接合”只是修正版的“双重接合”，二者之间不是范式转换的关系，而是理论的精细化发展，体现了概念之间的继承和连续。

总结

本文勾勒了一个抽象理论从诞生、阐述、坐实到细分的思辨发展过程。“接合”是霍尔从阿尔都塞那里借用的概念，并把它发扬光大，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化研究、传播学、媒体研究的关键概念。虽然西弗尔斯特和莫利并没有明文宣称他们的“双重接合”来自于霍尔的“接合”，但从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仔细分析中，也从莫利师承霍尔的学术联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双重接合”坚持和贯彻了“接合”的很多理论要义，特别是着重“语境化”的精神并将其坐实，启发了一系列的观众研究，到最后出现两种不同内容的“三重接合”，带出对“激进的语境主义”和“坚持具体文本”的理论争辩。总之，“接合”是关于基本思路的宏观理论，“双重接合”是具体行事的方法指导，“三重接合”则是对“双重接合”的极端倾向的适当修正。为了使未来的研究更具生产力，我们需要在适当时候停下来想一想，总结一下前人的遗产，直面而不是轻视各种现有研究的连续性和断裂性。媒体观众研究永恒的三角似乎就在于语境、文本与观众，这三者的两两之间其实都是“接合”的关系。不独媒体受众研究，“接合”起初所强调的经济和文化之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事物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这样去理解：没有必然的（不）对应。“接合”一脉理论，最核心的问题仍然在于：在哪种特定的条件下，能形成这样一种连接？只要我们在研究中时刻铭记这种方式的问题意识，无论新媒体环境如何改变，也能抓到其要害之处，用语境化的灵活观点去看问题。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