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9 01:13:45
她叫成霞，下岗后在本市一家夜总会已经工作了三年。采访她之前，我想起了时下在社会上流传的一段顺口溜：“下岗女工莫流泪，大胆走进夜总会，有吃有喝有小费，保证生活还不累。”在当今浮躁繁杂的社会中，一些下岗女工迫于生计，抓住青春尾巴吃起了青春饭，但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靠什么在那“物欲横流”之地立足呢？
明媚的阳光透过窗棂斜射进屋里，成霞理了理额前的一缕头发，娓娓地向我讲述起她下岗后的这几年人生经历――
1998年12月17日，那是我刻骨铭心的日子，我工作了近20年的那家织布厂宣布停产。
散会后，职工们有的骂骂咧咧，有的说说笑笑出了厂门。我的两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得怎么也提不起来。我为之而献出了整个青春年华的企业啊，此一走，我也许将终生不能再回来。想到这，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既没有适应时代需要的特长，又没有特殊的工作经历，找工作谈何容易。一次次的碰壁，使我变得心灰意冷。
这天，丈夫回来对我说：“我有个朋友的朋友，在一家夜总会当老板，他们关系很铁，据说那位老板为人很正直善良，你去试试看，怎么样？”
“什么，夜总会？”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没好气地对他说，“你大概是吃错药了吧？”
可丈夫却一脸的诚恳，丝毫不像是在开玩笑，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只有这一条路了，现在我打工的那家工厂效益也不好，总不能等到揭不开锅的那一天才想办法呀。”
看着丈夫那一副窝囊的样儿，我心一横，只得默许了。
第二天，在丈夫的朋友带领下，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那家夜总会。这是一家规模颇大的集餐饮、歌舞、娱乐为一体的个体私营企业，老板姓赵，三十多岁，人显得很精明。显然在我来之前丈夫的朋友介绍我时有些虚夸，因为我察觉到，赵老板在见到我的刹那间微微地皱了一下眉头。
坐定后，赵老板问我：“做过会计工作吗？”
我在企业原先是搞行政工作的，整天和文件资料打交道，于是我直接了当地回答：“没有。”
“会电脑吗？”
“不会。”
“唔――”赵老板叉开手指托起前额作沉思状。少顷，他抬起头，对丈夫的朋友说：“这样吧，先到舞厅帮帮忙，看看是不是适应。”赵老板旋即把脸转向我，用手在他自己的脸上比划了一圈：“略为修饰一下，晚上7点，直接到大厅去。”
大厅，也就是一楼的歌舞厅，对外打的牌子叫“夜总会”，到那儿我能干什么呢？丈夫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既不会喝酒也不会跳舞，难道他没把这些告诉赵老板？再说我也实在不习惯那种灯红酒绿的场所。可还没容我解释，丈夫的朋友已经在和赵老板握手致谢，准备告辞了。
出了大门，丈夫的朋友见我一直低头不语，便安慰我说：“大嫂你别紧张，在社会主义企业工作多年的女性定能出淤泥而不染。你先去看看，或许收款什么的我看你不会不行。”
我想想倒也是，找个工作太不容易了，难得人家这一片热心。即便去了，还能强迫我做些什么不成？
当晚，我着装整洁按时而至。赵老板不在，一个打扮俏丽的女孩子指着吧台内一年轻女子说：“那是赵老板的太太，你有事就找她吧。”
这时，舞厅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来人了，赵太太满脸堆笑，十二分热情地在和近处及远处的客人点头示意。我上前问道：“您好，赵太太！”
“什么事？”赵太太立马收住笑容，很警惕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你有什么事？”
“我……”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才能说明自己的来意。最终我还是鼓足勇气把赵老板和丈夫朋友的关系以及上午和赵老板见面的情况向她扼要地叙述了一遍。
“这个！”赵太太脱口骂了一句，嘴里嗫嚅道，“什么人都往这儿塞，也不看看……”说着指指舞厅的一个角落，“你就站那儿，有客人叫你你就去，就这样吧！”
我按照她指定的位置站了过去，傻傻地睁大两眼环视着大厅。大厅里音乐声和着人声，显得十分喧闹，客人们轮番上台扯着嗓门嘶喊。摇曳不定的灯光忽明忽暗，在我身上扫来扫去，我朝后退了退，怕自己暴露在灯光下被熟人发现。正当我站在那儿手足无措的时候，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醉醺醺地来到我面前，嘴里吐字不清地说：“赵老板又添了新……新品种啦？”
我蓦地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不由得对他怒目而视。那家伙毫不理会，竟然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怒不可遏，把他的手掳了下去，以一种凌然不可侵犯之势对视着他。他自知没趣，说了声：“这小姐……哦，大姐，还挺厉害的！”便返身晃晃悠悠地回到了座位上。
那一夜，我如同受煎熬一般在那儿站到凌晨两点。回到家，我大哭了一场。
第二天，我又如此这般地站在那儿。有客人邀我跳舞，被我拒绝了。几位小姐见我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站在那儿，便过来问我喝不喝水，告诉我老板娘不在时可以适当地坐一下，否则会累得受不了，那表情和语调，充满着同情与怜悯，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她们还向我透露，她们（也许包括我）都是没有工资的，完全靠取悦客人拿小费等等，随即便强作欢笑去和客人打情骂俏去了。
第二天晚上十点多钟，赵老板出现在大厅，他径直走到我面前，打趣道：“你成了这大厅一景了。”我兀自苦笑了一下，眼眶有些发热，心里想，不是为了生活，我何苦来受这个罪？
赵老板大概看出了我有些伤感，用手搔了搔头发，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可能是难为你了，这不是你呆的地方。从明天开始，你到厨房去打打下手，现在你回去吧。”
我如同听到了大赦令，逃也似地离开了大厅。回家后从丈夫嘴里我才知道，赵老板之所以这么安排，是因为丈夫的朋友说了不少好话。
厨房里的情景与大厅迥然不同，在这里干活的几乎都是些下岗工人，年龄也和我不相上下，大家没有什么分工，择菜、洗菜、切菜、洗碗碟，人人忙得不亦乐乎，唯恐自己成了多余的人。一些年龄稍大的女工时不时和大师傅开点荤玩笑，引得厨房里外笑声不断。我很快就融入到这个小群体当中，尽管很累，但却能享受到工作的乐趣。
不久，因为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使我很快又离开了厨房，摇身一变，成了这家夜总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那天，赵老板和赵太太在二楼餐厅吵了起来，只听到赵太太大声吼道：“你这个，好人都给你做了，看你怎么去收拾？”赵老板回敬道：“做生意不能太绝，现在企业都困难……”话音未落，赵太太上前就和赵老板撕打起来。我们厨房里的人闻声都涌出去劝架，一问才知道事情的原委――平时来夜总会消费的有不少是企业领导或政府部门的官员，这些人在此吃喝玩乐通常是签个字便走人，赵太太每隔几天拿着签单逐家去结帐，他们都称是赵老板的朋友，一推再推，今天竟一分钱也没结到。夜总会看起来每天座无虚席，客人川流不息，其实已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了。赵老板和赵太太被人们劝开，赵太太恼羞成怒地把签单撒了一地，然后甩手而去。我俯身将地下的签单一一拾起，走向颓丧地坐在一边的赵老板，安慰他说：“赵老板，你别着急，店里的事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我们大家来想办法。我明天帮你出去要要看，也许我的身份比赵太太出去结帐更方便些。”
赵老板抬起头，用一种求助和感激的目光注视着我，许久，他说了声：“谢谢你，成大姐！”
第二天，我骑上了那辆过去我上下班骑了十多年的自行车，拿着一叠结帐签单，按图索骥，一家一家去讨债。
初到一些客人所在的单位，他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心想昔日的“讨债鬼”（背后他们都称赵太太为讨债鬼）怎么换成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我不卑不亢且十分耐心地向客人作着各种解释，尽一切可能使他们在深表同情或不耐烦之余，在发票上签上字再把我指向财务室，不拿到现金或转帐支票，我不会轻易放弃我的努力。第一次出马，我首战告捷，一下子结了6000多块钱的帐，喜得赵太太一反常态，抱着我连称“我的好大姐！”
毋庸置疑，接下来我的工作自然成了这家夜总会的专职“讨债人”，工资也翻了一番。
说句心里话，为夜总会结帐并不省心，既要要到钱，又不能得罪客人，逼急了，人家下次不来，断了客源岂不是适得其反。有时我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去感染客人。有一家建筑公司共欠夜总会3万多元的帐，每次去要，不是老总不在，就是会计不在。我一天一趟，变换着时间出其不意地上门，总经理实在没有办法就一个劲儿向我道苦衷，说他们企业眼下如何如何困难，帐上连买扫帚的钱都没有，某月某日他们一定把钱如数划到夜总会帐上等等。我静听其言不改初衷，依然上门索债不止，时间久了，我和该公司有关科室的人都混熟了。一次，他们无意中告诉我，该公司总经理最近可能要调走。我马上警觉起来，经理易人，该公司的这笔帐很有可能会变成死帐。我打听到现任总经理正在邻县一家建筑工地检查工作，时值盛夏，我顾不得似火的骄阳，马不停蹄地登上了去邻县的长途客车，又步行十多里山路，当我顶着烈日大汗淋漓地出现在总经理面前时，他马上明白过来，叹服地摇了摇头，一句话都没说，掏出笔就在我递过去的发票上签下了“同意报销”几个字。后来没多久，那个总经理就下台了，新调来的总经理对前任的“酒肉宵夜帐”一概不予报销，几家酒店为此还和这个公司打起了官司。让那几家酒店的老板惊讶的是，作为我们的常客，那位总经理为什么不欠我们一分钱，他们甚至在私下里猜测赵老板与前任总经理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关系。
前两年，公款消费，大吃大喝风气盛行，政府机关的帐结起来不是十分困难，一些工厂企业就不一样了，那些个厂长经理们，尽管职工工资都发不出，珍馐佳馔却照吃不误，见酒必醉，酒后必舞，一去结帐他就傻了眼。尤其让人痛恨的是某些特殊行业的一些人，吃喝玩乐不花钱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有一家电视台的某位记者，不仅自己经常光顾夜总会，还常带着家人来吃喝，赊下的帐久拖不给。由于他的职业特殊，每次总是颇费一番周折才能找到他，你一提结帐他就翻脸，直至后来一见到我就躲，躲不过就发急：“你老缠着嘛？我和赵老板是朋友，小心我叫他炒了你！”对这种无赖我也无计可施，便把这张单子放在“死帐”一边，月底向赵老板赵太太作了解释。赵老板低头不语，赵太太却火了：“他妈的，朋友朋友，来的谁不是朋友！上他单位找他要，大不了以后不做这个人的生意了，我们又没什么怕他曝光的。”
我知道新闻记者在外的行为是受到约束的，找那位记者要钱其实不难。第二天，我到他们总编办公室，叫总编打个电话把他叫了上来，他见到我先是一怔，随即笑容可掬地向我点了点头，如此前倨后恭实在叫我感到可笑。不消说，很快他就上门把所欠的钱如数交给了赵太太，当然他免不了要在赵太太面前说上一番我的坏话。后来赵太太告诉我时，我们直笑得前仰后合。
如今，我做这行当已经三年多了，我认识了很多人，上至政府要员，下至企业出纳。一些政府官员或企业老总的小车司机和我混得很熟，他们都亲切地叫我“大姐”，甚至在大街上碰见我还从车窗里向我招手致意。这使我感到很宽慰，他们尊重的不仅是我个人，而是社会各阶层对下岗女工辛勤劳动的一种肯定。去年底，厂里真的不行了，我拿到了《下岗待工人员证》，成了一名真正的下岗工人，但我一点也没有失落感，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我用不懈的努力在实现着人生的价值。
成霞讲完了，我合上采访本，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窗外，金色的晚霞染红了天际。成霞说得好：“人不能失去对生活的信念。”对于每一个下岗工人来说，信心在，路就在；心若在，梦就在，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