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与《伤逝》之比较研究

摘 要： 20世纪20年代，鲁迅一篇《娜拉出走后怎样》的演讲震惊四座，更让戏剧《玩偶之家》重回大众视野，再次引发热议。此后，鲁迅一篇《伤逝》，更被许多评论家视为“娜拉续篇”。本文将以文本细读的方式，从女主角、男主角、故事整体、作家思想差异这几个方面比较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异同以及联系，从而体会易卜生个人主义与鲁迅民族主义的不同思想与创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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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英国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并称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一生创作剧本二十多部，其中完成于1879年的《玩偶之家》使其享誉世界。这部在西方连演十五年的戏剧，于1918年由《新青年》译介到中国。娜拉震惊西方的“独立宣言”在中国同样引发热议。

20世纪初，鲁迅在日本留学，适逢《玩偶之家》在日本流行。“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对鲁迅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作品中多有提及，称易卜生“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①。

1923年，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再次将娜拉引入人们视野。1925年鲁迅作小说《伤逝》，似为“娜拉出走”续写。作为鲁迅唯一一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伤逝》可谓哀婉动人，又不乏深刻。

《玩偶之家》与《伤逝》，前后相隔近50年的两部作品，均以爱情婚姻、家庭矛盾、女性出走为题材。虽然都塑造了个体醒悟的女性形象以及虚伪矛盾的男性形象，但两者之间依旧存在着差异，这种联系和差异背后透露出的是东西方作者思想之间的异同。

一、女性比较：娜拉与子君

作为女主角，娜拉与子君以各自的觉醒意识为后人称颂。娜拉最后面对丈夫说出的：“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②和子君喊出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③这份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何等的相似。娜拉关门而去的一声响，以及子君奔向涓生时那哒哒的鞋声，其中透出的果敢又是何等的相似。

然而两位女性的出奔又存在差异。娜拉的形象远比子君要丰富立体得多。

细读作品可知，娜拉和子君的形象都在故事发展过程中有转变。首先是娜拉，在第一幕中，易卜生描绘的是一个不谙世事的纯真少女，她无知无畏，似乎将一切都看得十分简单。当丈夫海尔茂提醒她圣诞节的过度开销时，她回答：“咱们可以先借点钱花花”，当海尔茂提到债务关系时，娜拉的回答是：“债主！谁管他们的事？他们都是跟我不相干的外头人。”（156）另外，易卜生还着力塑造娜拉依赖丈夫的一面，她通过向丈夫要钱来获得收入，对于林丹太太失去丈夫的遭遇，表示同情，她说：“一个人孤孤单单的！这种日子怎么受得了！”（161）这些话语以及娜拉对节日的热情，将一位天真烂漫的少女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而在最后短短几页中，娜拉突然又理性地爆发出惊人的独立宣告，却为何不显突兀呢？

其实易卜生早已将娜拉的复杂性格暗藏在对话之中。首先，在照顾家人方面，娜拉是一位贤妻良母。筹备圣诞节时，她最先考虑的是孩子们的礼物；在为海尔茂治病，家中不济时，她依旧不愿让丈夫和孩子受委屈，她和林丹太太聊到此事时颇为自豪：“我当然不能让托伐过日子受委屈。我也不能让孩子们穿得太不像样子”（168）；其次，丈夫病重时，娜拉独自想办法凑钱。在当时社会“做老婆的不得她丈夫的同意没法子借钱”的环境下，娜拉擅自借钱，甚至仿造担保人的签名，在当时实为大胆之举。并且，娜拉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还上了钱。在戏剧推进中，娜拉逐渐从天真无知的少女形象中跳开了。最后，娜拉对法律和道德的质问，再次振聋发聩，“父亲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女儿给他省烦恼。丈夫病得快死了，法律不许老婆想法子救他的性命！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227）这段话先后出现了两次，可见娜拉对社会上的现象有自己的判断。质疑与亲身反抗，就是她的回应。由此，娜拉也就敢于在最后提出“要想了解我自己和我的环境，我得一个人过日子”（225），回到老家，找些活做。曾经大胆借钱以及省吃俭用还债的经历，是娜拉有勇气出走的经验基础。由此可见，易卜生塑造出的是一个在天真烂漫中掺杂着果敢机敏、有耐力的圆形人物。

相比于前期如小鸟般唱着跳着，后期冷静清醒地和丈夫谈着玩偶般生活的娜拉，《伤逝》中的子君则沉默寡言得多。通篇只有那一句呼告震撼人心，其余皆是“微笑点头”、“颓唐了”，似乎是一个敢于抗争的女子突然消沉，只表露出幽怨，显出鲁迅笔下那些遭到沉重打击，无处言说的苦难女性（如祥林嫂、单四嫂子等）普遍的精气神。在《伤逝》开篇，鲁迅笔下的子君其实比娜拉更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最主要地表现在经济独立意识方面。涓生曾提及子君执意典当的一幕。另外，面对闲言碎语时，子君甚至比涓生更加坦然，“她却是大无畏的，对于这些全不关心，只是镇静地缓缓前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194）在《伤逝》的尾声，子君被父亲接回去了，她走得如同来时一样果断、坚决，却给涓生留下了“盐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旁边还有几十枚铜元。”（202）在这不言中，依旧可见的是子君对涓生以及对吉兆胡同的爱与挂念。那么两位女性在形象塑造上为何有此差异呢？

首先在于文体的差异。《玩偶之家》为戏剧，应舞台表演的需要，人物心中的所思所想均通过对话展现。而戏剧的舞台表演又有夸张的要求，故而娜拉这一形象，刻画较为直接。《伤逝》的副标题为“涓生手记”，作为手记体，通篇为涓生的讲述，子君被剥夺了话语权，成为了一个“失语者”。读者只能通过涓生的描述来构建这样一个人物。而涓生大都在回忆两人婚后生活的困境，读者只看到涓生眼中的子君，察觉子君思想性格的转变实属困难。

另外，《玩偶之家》创作于1879年，“正值挪威对妇女解放问题的争论处于高潮，是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塔・汉斯泰的时代”④，女性主义的演说，给了当时妇女们敢于说话，敢于抗争的勇气。易卜生也与这两位女性主义运动者有频繁的书信来往，因此，将这种现象赋予给笔下的人物，也合情合理。而《伤逝》所反映的时代背景，虽然是五四之后，各方面都在求新，但力度却远远不够。子君虽有进步思想，但其总的形象却也正符合中国传统的温婉的大家闺秀的形象。除此之外，鲁迅写《伤逝》旨在反映人生，探讨真正变革的出路，因此，将笔墨更多地放在了涓生身上，着眼事件本身，提出当时弊病所在。

二、男性比较：海尔茂与涓生

两位男性在性格上都有虚伪、自私、好面子的不良因子。平日里唤着亲昵称呼的海尔茂，上一秒还说着“亲爱的宝贝！……我常常盼望有桩危险事情威胁你，好让我拼着命，牺牲一切去救你。”（192）这样的爱情宣言，下一秒便破口大骂：“我最得意、最喜欢的女人――没想到是个伪君子，是个撒谎的人――比@还坏――是个犯罪的人。真是可恶极了！”（221）只因为娜拉八年前的行为有可能毁掉他的前途。易卜生用两封信，在两页之间，将海尔茂自私自利的虚伪嘴脸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出来。

而《伤逝》中的涓生，虽然没有如此强烈的性格转变，但在言谈举止间，依旧透露出伪善自私的一面。在失去工作之初，涓生心生烦闷，却先是怪罪子君，后又埋怨起破屋来，“可惜的是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197）子君连同她养的油鸡和狗都成了涓生眼中的拖累。他多次提到，“其实，我一个人，是容易生活的……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198-199），甚至想到了子君的死。由此，涓生性格中的自私因为经济的困难而逐渐显露出来，直至最后的爆发，“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但这于你倒好得多，因为你更可以毫无挂念地做事”（201）。这话成为摧毁子君的最大力量，而涓生依旧站在伪善的道德标准上，说着为她着想这般冠冕堂皇的话。

这两位男主角，一位是自私自利的小资产者，一位则是敏感虚伪的知识分子，这两种不同身份以及各自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使两者之间存在着些许差异。

王忠祥曾提到，“易卜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在男权社会话语压迫下女性的痛苦。他说：‘在今天的社会里，妇女无法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这个社会纯粹是男权社会，一切法律都是由男人制定，现行裁判制度总是从男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⑤其笔下的海尔茂就是这样一个男性。他对妻子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扮演好玩偶的角色，上至工作，下至取信都不该是女子参与的。以至于最后，还沉浸在男权观念中，说着“我已经饶恕你了”（223）的海尔茂自然无法体会到娜拉心中激起的千层浪。甚至当娜拉明确地提出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时，他依旧执迷不悔地说着：“首先你是一个老婆，一个母亲。”（226）深受时代观念影响的海尔茂，认为女性始终是不同配角，她们的人生仿佛就是一个舞台，只需关注台上的身份，至于角色背后的扮演者则无需知晓。

涓生则与之有明显的不同。子君的呼告与独立意识，曾让涓生感到自豪，但这些所谓的希望终究是空谈，且不说中国女性，即使是子君，也因为经济因素而被涓生抛弃了。涓生有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怯懦与矛盾。书生气，使其不会像海尔茂那样大声斥责，却将心中的怨气与敏感的多疑，以畏缩的姿态展现了出来。同居后，涓生在意别人的目光；失业后，子君尚且给过鼓励的话语，他却终日在意子君凄凉的神色；甚至在说出抛弃子君的话之后，怯懦得不敢看其眼神，躲进图书馆。如果说海尔茂是显性的虚伪者，那么，涓生则是隐性的虚伪者。海尔茂原本便视女性为男性的附属，在遭遇利益危机时，更会不顾一切地撕开面具，露出真实的丑恶本色。让人轻而易举地察觉他的真实嘴脸。而涓生在安逸时呼唤革新，赞美独立。一旦危机降临，便颓丧怨愤起来。可见，涓生的革新是一种狭隘的空谈与幻想。同时，他又伪装成受害者与大无畏者，言语中的怯懦和借口成为其虚伪的障眼法，欺骗子君也欺骗他自己。这种掩饰后的虚伪，在读者眼中似乎比大声叫嚷着的海尔茂更加令人反感，也不难感受到鲁迅笔力之深，以自述的方式，不加一句批判，却将对待涓生的态度显明地展露出来。

三、整体比较：两部作品

两部小说的爱情主题都打破了先前爱情题材的桎梏。德国评论家奥托・布拉姆提出：“十八世纪末，卢梭与狂飙突进运动所描写的阶级与门户偏见成了时髦的题材，从《新爱洛绮丝》到《阴谋与爱情》，从《阴谋与爱情》到伊夫兰的《老光棍》，大量的小说与戏剧描写了不同阶级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以及阶级偏见、出身与贫富差别如何葬送了这种高尚的爱情。”⑥中国传统的爱情题材，如《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也都是讲述男女爱情被身份、阶级阻隔。而《玩偶之家》和《伤逝》都跳开了这样的题材，让男女双方成功地在一起，又因为其它原因而分开。在这两部作品中，金钱成为打破美好爱情的直接因素。然而在矛盾冲突方面，两部作品又各有侧重。

在《玩偶之家》中，银行小职员柯洛克斯泰这一人物像投入湖水中的一颗石子，扰乱了娜拉原本平静的生活，而最后的两封信，也直接引出了海尔茂的转变。与此同时，这一人物也成为帮助娜拉看清丈夫面貌的推手，成为导致海尔茂夫妇分手的表面因素。而深层原因则是海尔茂性格中的自私自利的成分，以及当时女性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导致娜拉想要通过出走来摆脱被人操纵的状态。因此，《玩偶之家》中男女的分手成为女性与时代约束、社会固有观念抗争、决裂的标志。

而《伤逝》中，不存在干扰人物，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归根结底是输给了自己。他们战胜了家长的阻挠，却敌不过金钱的危机，经济将两人之间的温情给冷却了，使其原本“充满着语声”的破屋，成为胡同里一间再无生气，只剩愁云的小屋，则显得更加可悲。《伤逝》中男女最终的分手，以及子君最后的抑郁而死，其深层原因是青年知识分子求出路的艰难。其实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就已经谈过经济的重要性，因此，《伤逝》是作者对经济独立性的形象化说明。

同样是关于女性地位的拯救，易卜生只是让娜拉意识到了自己的从属地位，玩偶身份，给了她一走了之的勇气，却没有具体的方法。而《伤逝》中的子君虽然失败了，但鲁迅却通过她的失败，来引人反思的变革之方。鲁迅在《关于妇女解放》一文中点明，首先要消灭一切“养”与“被养”，也就是获得经济独立，这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没有涉及的。“一切女子，倘不得到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我以为所有好名目，就都是空话。”，鲁迅认为，只有获得了同等的经济权，才有可能获得同等的地位，“必须地位同等之后，才会有真的女人和男人，才会消失了叹息和苦痛。”⑦

总之，《玩偶之家》于尾声，让娜拉夺门而出，只留下“砰”的一声门响，注重的是宣言的呐喊。然而，娜拉之后做什么？真的能如其所言，回到老家，“找点事做也许不太难”么？如此想来，《玩偶之家》多少有些乐观主义与理想化的成分。而《伤逝》在尾声则重抒情，以此进一步渲染悲剧色彩，暗示出自由独立之路的艰辛与漫长，由此唤醒那么多好梦少年，提醒其梦之虚无，念想之简单，小说显得更为切实。

四、两位作者创作思想之比较：易卜生与鲁迅

通过上文针对两个故事整体的比较，不难看出易卜生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易卜生对《玩偶之家》可谓偏爱万分，他与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玩偶之家》的创作，并称“这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带给我的快乐与满足，超过我以前的任何一部作品。”⑧特别是对结尾，易卜生更是情有独钟。他对娜拉的一走了之十分满意。至于之后会怎样，便不再关心，正如他对于自己的定位“主要是个诗人，而并非社会哲学家”⑨。娜拉凭借一己之力，在与海尔茂的争执中大获全胜，是易卜生个人自由主义的彰显。对于易卜生而言，娜拉孤注一掷的出走，已经是成功的标志。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一直是易卜生身上最明显的标签。在与勃兰兑斯的书信中，他提出个人主义的重要性：“我期望于你的主要是一种彻底的、真正的自我主义，这种自我主义会使你在一段时间内把你自己以及你的工作当成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其他所有事情都不复存在。……你如果想要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⑩可见，易卜生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意识之坚决。除此之外，易卜生有“独战多数”的观念。由此，他将娜拉设计为独自离开丈夫的形象，是将其放置在一个独自靠精神战斗的高度，他扬单枪匹马的精神，于是，娜拉最终的出走也无需多言。

在自由主义与尊重个性方面，鲁迅多少受到了易卜生的影响。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谈到：“有新国林起于西，以其殊异之方术来向，一施吹拂，块然踣，人心始自危。”此处人心即为国民之精神。国家的危机，归根结底，是国民精神的危机。钱理群在关于鲁迅的演讲中提到，“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救心。‘第一要著’在‘改变’人与民族的‘精神’。”{11}于是，鲁迅撰文以疗救国民之精神，成为“精神界的战士”的身份，与易卜生在《现代悲剧笔记》中提到的“人的精神的反叛”不谋而合。

此外，“在鲁迅留日期间第二阶段即1907―1908年间的著述中，第二个核心概念是‘个’。其相关的概念则有：‘个体’、‘个人’、‘己’、‘自’、‘自识’……”{12}即强调个体生命，具体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呐喊》与《彷徨》中，鲁迅刻画了无数个具体人物，无论是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是为歌颂革命希望，都彰显了鲁迅对于个体生命存在价值的重视。钱理群总结到“一是强调个体的、具体的人，二是强调人的自由状态，三是强调人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个体的精神的自由’。这构成了鲁迅最基本的观念。可以说他是以‘个体精神自由’”{13}。这“个体精神自由”恰好与易卜生的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相对应。

尽管易卜生与鲁迅在精神革命方面的观念有所重合，但是两人所选择的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易卜生由于其绝对的个人主义，而拒绝任何政府立场，甚至挪威社会的现状，让剧作人物直接远离故乡，偶尔归来，也称“挪威并非两百万人，而是两百万猫和狗”。

而鲁迅虽然也曾提出：“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14}但是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鲁迅，提出个性、提出绝对自由的目的在于唤醒国民之自由精神，呼吁个体起来战斗。他认识到真正的革新，不能只靠极少数的个人，也并非取得经济权即可达到，而是要让国民这个大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获得精神上的变革。

尽管易卜生在《青年同盟》完成之后，意识到与现实相结合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而将现实生活搬上舞台。刘大杰称“易卜生不是为艺术的艺术，他是本能的直觉的最深的最高的为人生的艺术而创作的。以人生开始，以人生终结。这是他的艺术，他对于人生加以解剖、探求、批判与弹劾。”{15}的确，在易卜生的戏剧中，社会问题被深刻且直接地剖析于光天化日之下，但解决的良方却无从得知。易卜生是善于抛出问题的文人，将问号留给世人去思考。

而鲁迅则明确提出，自己写小说“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6}他不仅要发现病症，更要开具良方。他与易卜生在前行的道路上有过重合，却因为两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环境、地域环境的差异，以及两者在性格上的差异而分道扬镳。但毋庸置疑的是，易卜生给予鲁迅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从鲁迅处获得的赞扬也是实至名归。《伤逝》正是鲁迅接过易卜生《玩偶之家》题写问题的板子，思量、书写可行出路的证明。

注释：

①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34.

②[挪威]易卜生，著.王忠祥，编.玩偶之家.易卜生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225.

③鲁迅.伤逝.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192.

④[挪威]艾尔瑟・赫斯特，著.高中甫，编.娜拉.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⑤王忠祥.易卜生.华夏出版社，2002：115.

⑥[德]奥托・布拉姆，著.高中甫，编.亨克利・易卜生.易卜生评论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⑦鲁迅.关于妇女解放.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436.

⑧[挪威]易卜生，著.汪余礼，戴丹妮，译.易卜生书信演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2：182.

⑨同上，第385页.

⑩同上，第113页.

{11}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三联书店，2003：70.

{12}同上，第76页.

{13}同上，第83页.

{14}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134.

{15}刘大杰.易卜生研究.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四月，第115页.

{16}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83.

参考文献：

[1]易卜生.易卜生书信演讲集[M].汪余礼，戴丹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2]易卜生.易卜生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3]托・金・德里.挪威简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

[4]高中甫，编.易卜生评论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5]刘大杰.易卜生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七年四月.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7]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8]鲁迅.伤逝[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

[9]聂珍钊，陈智平.易卜生戏剧的自由观念――中国第三届易卜生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10]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大演讲录[M].上海：三联书店，2003.

[11]王忠祥.易卜生[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