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白华――瞿秋白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狱中写下遗作《多余的话》。他用自我反省的笔触和自我剥离的挣扎，用几近残酷的坦白直指自己的灵魂深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掩饰和遮挡，透明而坦荡。

这年的6月18日，通过文字让自己放下包袱、了却心愿的瞿秋白，坦然赴死。枪响的那一刻，国际歌的歌声还在飘扬，“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还在回响。

红军长征结束后，时值瞿秋白殉难一周年，1936年6月20日，中共《救国时报》出版了“瞿秋白先生殉难一周年纪念”专版，这也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以专版的形式纪念党的领导人。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决议的形式对瞿秋白做出评价：“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50年12月31日，应瞿秋白遗孀杨之华请求，为《瞿秋白文集》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

瞿独伊，瞿秋白的独女。瞿秋白去世时，她只有14岁。从5岁见到父亲到14岁听到父亲被杀害的消息，她在父亲身边度过了人生充满父爱的一段时光。如今，瞿独伊独自生活在北京。虽然不是瞿秋白的亲生女儿，但是这并不影响瞿独伊对他的感情。在瞿独伊的脑海中，瞿秋白依然年轻、潇洒，因为父亲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牺牲了，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风度翩翩的36岁。现今，耄耋之年的瞿独伊，回望自己漫长的人生，她想说的还是“好爸爸”的温暖。

我的家世

我虽然不是秋白的亲生女儿，但是他对我比亲生的还亲。我们实际上在一起的时间非常之少，但是他对我非常关心。我对亲生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现在连照片都没有，因为我很小就离开了那个家，长大后也没有主动去找。因而，我把瞿秋白当做我的亲生父亲。

我的名字也是有来历的。我原名叫“晓光”，有点天刚破晓的意思。后来，我才改为独伊了。因为我的亲生父亲对我妈妈不好，她心中怨愤，决定只给他生一个孩子，叫独伊。我现在就一直叫这个名字。

我是秋白和妈妈唯一的孩子，秋白跟母亲结婚后就没有再生孩子。那是我大概五六岁时，外婆想办法把我从那个家“偷”出来交给父母的。

母亲杨之华是萧山人，1900年出生，杨家曾是萧山巨富，后来虽然家道中落，但足称小康。我的爷爷沈定一（沈玄庐）曾是一个很进步的人士，我母亲杨之华的进步思想就是从受爷爷影响开始的。我母亲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她曾参加上海纱厂工人罢工、五卅运动。1927年她参加了上海工人3次武装起义，在这年召开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担任中央妇女部长，并兼任中共上海地委妇女部长，当选为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主任，同年12月创办《中国妇女》旬刊。她对工人特别了解，尤其是对女工的困难特别关心，她还写了《妇女运动概论》。

父亲瞿秋白与张太雷、恽代英一起并称为“常州三杰”。父亲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年。父亲家曾是个“衣租食税”的门户，世代读书为官。但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到了秋白这一代早已经是穷困的家庭了。父亲很早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示出非同凡响的天资，诗词是精谙诗书的秋白母亲教的，绘画是秋白的父亲瞿世玮教的。据说，秋白10岁时就能作山水画了。

父亲十三四岁的时候，家里连租房的钱都没有了，只好寄住在瞿氏宗祠。1915年夏，父亲辍学，这时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在常州中学学习期间，父亲制作的展品还被送到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展出。

秋白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并寄予极大的希望。家中光景一天不如一天，她让丈夫去湖北谋生，并将婆婆送到杭州大哥瞿世琥处。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亲友们都责怪她，加上孩子们啼饥号寒的，让她觉得茫然无助。秋白母亲生有五子一女，亲友们没有谁去帮助他们。奶奶说：“唯有自己去死，才能换来亲友对孩子们的照顾”。大年三十年夜饭，她做得很丰盛，丈夫与孩子们都很高兴，丝毫没有察觉到她的异常之处。1916年正月初五的夜里，她吞服了用烧酒拌和的火柴头，突然自杀！

秋白常常说起母亲的自尽，而每次谈起时都沉默很久，母亲的去世阴影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在《多余的话》等著作里，他也反复提到他的母亲。

父亲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1916年冬，父亲和三弟一同在武汉黄陂二姑家，表兄周均量教三弟读唐诗。因三弟半天背不出一首绝句，被表兄罚跪。当父亲走进书房时，大声喝道：“起来，这成什么样子！”表兄生气了，不再教三弟，也不和父亲说话。事后，瞿秋白对表兄说，自己不是袒护弟弟，而是反对体罚的教育方式。

父亲的才华足以让如今教育背景下的一些人感到惊叹。他会唱昆曲，曾经教作家丁玲等人唱《牡丹亭》，并让她们按照节拍吹箫；他会绣花，把花鸟画在绸子或者棉布上，然后题上诗词，教她们绣花。秋白还喜欢篆刻，他把喜爱的诗句或者自题的诗句刻在青田石、寿山石上。这其中还有一个故事：父亲的老朋友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临到举行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瞿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两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以为是瞿秋白不能代刻的托辞。第二天上午，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件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把纸包打开，原来是三方图章，一方是郑母的，另两方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二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郑、高二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又是新婚之喜，“长乐”二字，是用意双关的。郑振铎一算：润格加倍，边款2元，恰好是50元。下午，结婚仪式举行。瞿秋白也来贺喜，请他讲话，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庄严而诙谐地讲了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

父母的爱情：秋之白华

父亲秋白在母亲之前有过一个夫人，结婚7个月就去世了，非常可惜。她叫王剑虹，是丁玲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的好朋友。剑虹喜欢旧体诗词，经常到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听俞平伯讲宋词，父亲则在课后教她俄文。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有着诗人的气质和才华，便常常写诗来抒感。从1923年8月两人相识到1924年1月他们相爱结婚，不到半年时间。

翻译并向中国推介苏俄的新思潮是父亲重要的工作之一，1923年春夏之交，父亲翻译了《国际歌》。他有时候忙完一天回来还要翻译，剑虹在侧，父亲一夜能翻译1万多字。遗憾的是，剑虹不久就因患肺结核去世，起初医生误以为怀孕，耽误了治疗时机，而肺结核在当时是不治之症，她的母亲和姐姐也是患肺病去世的。剑虹阿姨去世时才21岁，父亲非常悲伤，他自己也患有肺病，甚至认为是自己传染了妻子。父亲曾在给丁玲的信中说自己的心也随剑虹而去了。父亲和王剑虹两人是写诗的，认识的过程也是互相写诗唱和充满了浪漫情趣。父亲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的，全是送给妻子的情诗，父亲非常爱她。

父亲与母亲杨之华走到一起那是后来的事了。

母亲是个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被人称为有“超群的美貌”，人家喊她“小猫姑娘”。20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我的生父沈剑龙相爱成婚，她举行的是文明婚礼，去夫家没有坐轿不带嫁妆不请酒宴，只穿着一套红色的衣服。我生父不愿意吃苦，有点儿少爷的样子，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的引诱，堕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1922年母亲只身赴上海参加妇女运动，结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1923年底她报考上海大学，被社会学系录取。

母亲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父亲瞿秋白的。父亲这个时候由于与左派、共产党之间的斗争，辞去了社会学系系主任职务，但是还在上海大学讲授社会哲学，他讲课很生动，又讲事理，又不看稿子，所以很多人愿意听，中英文系的学生恽代英、萧楚女都去听过。母亲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父亲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领导人（1924年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同林伯渠、、一起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又是教授，母亲觉得他很平易近人。母亲当时在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向警予认识，并给向警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不久，在鲍罗廷家中的一次会见，母亲对秋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母亲是父亲和向警予介绍加入中共的，那时办夜校、组织罢工，她都参加。母亲很同情父亲，秋白的第一任夫人王剑虹去世后，就一直照顾他。父亲应该是先对母亲产生爱慕之情的，他们俩相处不久，秋白就提出来要跟她结婚，母亲就说我有爱人，感情虽然不好，但是没有正式离婚。母亲对他的才华是十分倾慕的，但母亲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就回浙江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

然而，执着的秋白放不下对母亲的思念，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来到萧山找母亲。母亲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沈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他对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复杂的感情问题，需要把一些事情谈开。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秋白、母亲接到他家去又谈了两天，他们谈话都是心平气和的，十分冷静。最后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

沈剑龙同意离婚，但是要求他们在《民国日报》上登三个启事：一个就是母亲跟沈剑龙解除婚姻；一个是母亲跟秋白结婚，那个时候叫恋爱关系；然后，秋白跟沈剑龙确立朋友关系。我觉得我的生父在别的方面对我母亲可能不好，但在这一点上，他是很不容易的，他觉得不配我母亲，瞿秋白比他要好，比他要配她，所以他同意了。

虽然以后社会比较开放了，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轰动了上海，有的人很佩服，有的人很惊讶，一时议论纷纷。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报纸上登出这三个启事的同时，秋白和母亲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生父的父母亲没有参加这个婚礼，认为丢了沈家的面子。其实母亲跟我生父离婚的事情，爷爷还是同意的，因为生父当时对母亲有点不忠吧。后来，秋白和生父也成了好友，经常书信来往，写诗唱和。

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他还专门刻图章，父亲对母亲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三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母亲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我还不在母亲身边，沈家不让她去看我，母亲非常想念我。

第一次见爸爸大概就是1925年。他们一起到萧山来接我，说是一定可以接回来，一定会看到自己的女儿。可是生父他们不肯放我走，母亲已经把我抱出来，后来沈家又把我抢回去了，所以父母没有接到我。父亲当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父亲哭，他轻易不掉眼泪的。

过了不久，他俩商定再次去浙江乡下接我。他们住在外婆家里，我终于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送到了父母身边。这段时间，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第一次赴俄与采访列宁

在认识母亲之前，早在1921年父亲就第一次去了苏俄，他是最早直接向中国介绍苏俄革命思想的人之一。

那是在1920年下半年，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为直接采访和报道世界各国大事，决定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分赴英、美、法、德、俄诸国。父亲作为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前往莫斯科。

1921年1月25日晚11时，父亲一行抵达赤色的都城莫斯科雅洛斯拉夫车站。他们1920年10月16日从北京火车站出发，至抵达莫斯科，耗时3个多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司长杨松会见了他们，安排了他们的食宿和工作。随后，他们会见了《真理报》的主笔美史赤略夸夫。

在这期间，父亲见到了他一生的朋友郭质生，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特地派郭质生来给父亲做助手的。父亲与郭质生一见如故，成为终生知己。郭质生和父亲讲了许多十月革命中的奇闻逸事。父亲说，“考察从见郭质生起”。

那时，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他如实报道了列宁和苏联布尔什维克怎样建设国家，为人民创造了一个怎样的新生活。在父亲的报道中，也能看到这个国家真实的情形。虽然苏俄革命热情高涨，但是这个时候还是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父亲在那里的生活也很艰苦，他用买的糖去换书和其他东西。

1921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作了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父亲作为记者采访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晨报》上从6月22日到9月23日连载了27次，新闻标题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写了长达3万字的文章介绍苏俄方方面面的情况。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父亲采访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盛况。7月6日，父亲在安德莱厅看到了列宁。他在当日就兴奋地写下新闻报道，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场面，并且最早向中国人描述了列宁的形象。

他说，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语、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灯开时，列宁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上。

他还说，列宁的演说往往被霹雳般的鼓掌声所吞没。

让父亲记忆深刻的是，他在会场的走廊上追上列宁要求采访时，列宁对父亲并没有挥手拒绝，而是停下来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由于列宁这个时候实在太繁忙，他指给父亲几篇有关东方问题的材料让他参考，然后说了几句话，便道别忙碌去了。虽然采访很短暂，但是父亲心里非常激动，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此外，父亲在会上还采访了托洛茨基。

父亲除担任新闻记者外，作为当时中国驻莫斯科仅有的翻译，从1921年9月开始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担任翻译兼助教。父亲在班中讲授俄文，担任政治理论课的翻译，讲授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等课程。

1922年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父亲带病参加会议，他很兴奋。他的病本不轻，医生说他的一叶肺已经溃疡，只能活两三年。他除了作为参加会议的代表，还承担会议的翻译工作，非常疲惫。当大会闭幕式移至彼得格勒举行时，他便病倒了，口吐血痰、发高烧昏睡了四五天。他被送往莫斯科，住进高山疗养院。住院期间，父亲并没有真正的休息下来，他伏在床头写了大量的作品，光发回来的以《晨报》“莫斯科通信”专栏发表的报道就有17篇。

这是父亲第一次去苏俄，只有22岁。因为医生说他的一叶肺已经烂了，他就拼命地工作，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做的事情远远超过毕生36岁的精力，5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和政论，一共6卷文学篇、8卷政论篇。甚至于后来在狱中的时候，他还写了一个提纲，大概有几十个题目，他准备写，有文学性的，也有政论性的。

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率团参加，父亲还是担任翻译工作。早在1917年父亲初来北京期间，就去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旧址听过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旗手的课。父亲是想报考北大的，但是堂兄瞿纯白无力资助，后来才考取的北洋政府外交部俄文专修馆，不仅学习俄语，还自学了英语、法语，为以后研究拉丁文打下了基础。

陈独秀会后邀请父亲回国工作，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1922年12月21日，父亲离开莫斯科回国，这时他即将24岁了。

第二次赴苏联

与我所亲历的中共六大

1928年4月30日，父亲第二次动身去苏联，筹备中共六大；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亲带着我，与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一起也秘密来到莫斯科。从上海出发到大连，辗转哈尔滨后到满洲里。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母亲的引导下叫几位叔叔“爸爸”。那个时候，我才几岁，还不懂事。

父亲住在共产国际的宿舍――柳克斯公寓，在特维尔斯卡亚大街（今高尔基大街）。共产国际各个代表团的团长都住在那里，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父亲第一次旅俄时住过的东方大学宿舍，就在这条街的A字15号。柳克斯公寓的房间，每月要付40多卢布的租金，父亲每月约有250卢布的薪金，足够一家的开销。当时莫斯科的物资匮乏，有钱也难买到东西。食品更缺，有时一连三个月，顿顿饭的菜品只有鱼类，吃得使人腻味。母亲总是设法调剂副食品，尽可能使父亲吃得好些。

母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这个班的同学里有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方维夏、董必武、等。别的班的同学称特别班为“老头子班”。母亲来到这里，顿时使班中热闹起来，人们常常看见她在校园里参加篮球、排球运动。

六大在中共历史上很特殊，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我去了没多久，六大就开了，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别墅――银色别墅举行的。我当时去过，别墅共有3层，六大秘书处的办公室在一层，二层有可容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里举行。二楼其他房间住大会代表，父亲和等都住在二楼。三楼也住代表。当时是夏天，别墅附近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落的农舍，田野一片碧绿。父亲是主持会议的，很忙，很少有时间陪我。因为在郊区，他们偶尔带我去采集野花，我带回来夹在本子里，或者我自己叠纸玩。

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幼儿园，李文宜阿姨就带着我，她当时是列席代表。现在出席会议的代表都已经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中共六大开会情况的健在者了。当时我很天真活泼，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会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6月14日、15日，预备会议召开。父亲、、蔡和森、李立三、王若飞、项英、关向应、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参加，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也出席了会议。预备会讨论了由父亲起草的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斯大林还专门会见了父亲、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等人，谈话的内容我不知道。

18日下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主席团中有父亲、、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向忠发等，还有斯大林、布哈林。六大的政治决议草案是父亲起草的，米夫、布哈林修改过后，父亲又改过。这个决议案在7月9日下午的大会上通过，全场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

在随后的选举中，父亲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由于他被指犯了“左倾”盲动的错误，在选举中得票较少。

2002年我又去了一次中共六大会址，领导人住的房子外面坏了，里面还可以住。开会的大房子已经改成一间一间的小房子了。

中共六大后直至1930年7月，我们一家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在那片赤色的土地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常驻代表，改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父亲担任中共代表团第一任团长，他和母亲住在共产国际宿舍楼的一间房子，前半间办公，后半间作为卧室。桌子上有一张母亲与我的照片，父亲在上面题有“慈母爱女 一九二九年消夏小别”。

大约在1928年11月，斯大林约见了父亲和。不通俄语，父亲把斯大林的谈话翻译给他听。谈话从晚9点一直到晚12点才结束，斯大林问到了中国国内的情况，问到宋庆龄和陈独秀。父亲向斯大林报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最近讨论中国问题的要点，并说明他个人的见解，请斯大林给予指示。斯大林说他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问题讲清楚了。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化，首先应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年底，父亲因病到黑海疗养地休养了一段时间，回到莫斯科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结果到1929 年初春，父亲的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再去休养，地点是马林诺的列宁疗养院，位于莫斯科南面数百英里，要坐一夜火车才能到达。在这个乡村疗养所，父亲爱上了滑雪，后来回到莫斯科，他还去滑过雪。

在这分离的一个多月里，父母之间多次通信，有时一天甚至写两封信。这些信中有许多内容是说国内和莫斯科等情况的，其中就有苏兆征不幸病逝的消息。

父亲还在信中时常提及我，他说：“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父亲还给我写信。信里说，“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孤儿院、森林学校、国际儿童院

由于当时没有幼儿园，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儿院，我很不愿意在那个孤儿院里呆。孤儿院里的流浪孩子，特别是男孩子，都像小流氓似的，虽然都是七八岁大，但是打人。我不会说俄语，个子又小，黑头发，他们就说，“来了一个犹太人，打她！”一群小男孩围着打我。他们还骗我，把我装到一个装旧衣服的箱子里，然后坐在上面，要把我闷死。我不愿意呆在这里，老是哭。但是没办法，爸爸、妈妈要我在这里念书。爸爸来看我的次数比较少，妈妈多一些，李文宜阿姨来的次数最多。每次他们来我就哭，说不在这里呆了。他们走了之后，我一遍遍地坐在他们坐过的地方，走着他们走过的路，我从头到尾一步步地走，像是在感觉他们还在这里一样。你不能理解，我是那么那么的想他们。

我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亲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商店总不忘买一些回来，带到孤儿院给我吃。妈妈和李文宜阿姨来看我时，也要买给我吃。我当时也不知道秋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就以为他是我的亲生父亲。

后来我转到了一所森林学校，实际上叫儿童疗养院。在森林学校，为了讲究卫生，无论男孩女孩一律剃光头。我冬天去的，第一次剃了头发，很不喜欢。父亲为了安慰我，给我写信。

独伊：

我的好独伊，你的头发都剪了，都剃了吗？哈哈，独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头发长长了，却不是大和尚了。你会不会写俄文信呢？你要听先生的话，听妈妈的话，要和同学要好。我喜欢你，乖乖的小独伊、小和尚。

好爸爸

我叫他“好爸爸”，因为妈妈喜欢他，让我叫“好爸爸”，所以他每次签名都是“好爸爸”。有时他还画我牵着一只小兔子，写类似于这样的很短的中文信件。但是我在森林学校时，父亲几乎没时间来看我，大概只来了一两次。

他们有的时候夏天来，有的时候冬天来，冬天来了去坐雪车，我坐在小雪车里，父亲拉我，他自己假装跌一下，我就笑他，说：“爸爸那么大都跌跤，我都不跌跤你跌跤。”他喜欢画一个滑雪板，或者是一只兔子，爸爸多才多艺，一笔一划就画出来了。

有一次，父亲和母亲来看我，带我到儿童疗养院旁边河里去撑木筏玩，父亲卷起裤管，小腿很细，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着，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

再后来，我到了国际儿童院了。国际儿童院里有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孩子，很多儿童刚来的时候不会或不太会讲俄语，那些大些的孩子就教这些弟弟妹妹。我也带过一些比我小的孩子。我们大孩子还常去幼儿班，带那些不同国家的小朋友做各种游戏。

在国际儿童院，我们中国小孩子开始只有三个：苏兆征的两个孩子，还有我。父母从莫斯科坐火车到我们那里，因为父母难得来看我们一次，我们三个孩子就都把他们看成自己的爸爸妈妈。

1930年父亲从苏联回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母亲也要一起回国，我还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临行前，他们对我说，有事要去南俄，也就是现在的乌克兰，很快就会回来。我当时发烧住在医院里，在回国前一天，母亲还去医院看了我，我还责怪妈妈不遵守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