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俏:《从大到伟大》

时间:2022-10-18 04:55:35

规模上的崛起

――中国企业的第一次长征

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人员柳传志和他所在的计算所的10位同事联合投资了20万元人民币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致力于开发可以在计算机上输入中文的“汉卡”。柳传志当时可能没有想到这样一家小企业会在二十多年后跻身世界大企业的行列,在《财富》全球500强的排行榜上高居370位(2012年),并最终在28年后(2012年)成为全球按市场份额排名高居第一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联想在兼并IBM个人电脑业务之前是一个彻底的本土企业,但在兼并之后,无论是市场占有率、生产布局、管理层和董事会构成,还是整个企业文化或员工构成,都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化程度。截至2012年,联想的海外资产,海外销售,高管团队中非本国人的比例都已超过50%。不到三十年时间,联想超越了IBM、惠普、戴尔等企业,实现了在规模上的突破,逐渐发展成一个国际性的大企业。

1988年,从部队转业的任正非以万元人民币资本在深圳注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年后,华为成为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产品的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140多个国家,服务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截至2012年,华为的销售收入已超过2200亿元,利润达到154亿元人民币,不仅跻身《财富》全球500强,而且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网络设备供应商,超过传统的行业领先企业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及诺基亚西门子。或许,华为这样的崛起速度和崛起路径,任正非在创业时也始料未及。

同年,年轻的施正荣以公派留学生身份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师从“世界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施正荣1991年以优秀的多晶硅薄膜太阳电池技术获博士学位。当施正荣开始想把太阳能光伏技术产业化时,他将视角转向国内,寻找投资合作机会。2000年,施正荣带着自己的技术和40万美元存款回国准备创业。当年,施正荣像所有推销技术或者商业模式的商人一样,拎着一个小挎包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在国内四处游说。在辗转了七八个城市之后,施正荣发现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员都没听说过太阳能光伏产业,自己还常常被当成了骗子。就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机会出现在离施正荣老家江苏省扬中市不远的无锡市。2001年1月,在经过一番考察之后,由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等数家具有国资背景的公司共同出资600万美元,占股75%,设立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下称无锡尚德)。而施正荣则以40万美元和估值160万美元的技术入股尚德,占股25%。赶上一个大时代,太阳能光伏行业在中国迅速发展。2005年,施正荣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成立100%控股无锡尚德的“尚德电力”,并于同年12月在纽交所上市,成为第一个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功上市的中国民营企业。2006年,施正荣以23亿美元的财富,成为2006年中国新首富。到2007年底,尚德产量360兆瓦,实现销售收入超100亿元人民币,公司市值突破百亿美元,进入世界光伏前三强。2008年,随着欧美市场需求增加和政府补贴增加,光伏行业达到顶峰,尚德电力股价一度逼近90美元,施正荣的个人财富也达到顶点。2010年,尚德的产能和出货量超过美国光伏企业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 Solar)成为全球第一(注:此书第二章讨论了无锡尚德盛极而衰的原因)。

……

过去三十年,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层出不穷……

从1978年中国政府启动改革与开发的经济政策起,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三年保持了平均逾9%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年增长速度。这一增速远超同期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印度以及曾创造过经济奇迹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到2011年,中国的GDP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制造业在同年更是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而在中国刚刚开启改革不久的1980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只排第七,甚至落后于意大利。长达三十多年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虽然不是前无古人,但是按照中国这么多人口,这么大的体量,可以说,发生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故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传奇的财富故事之一。而这个宏观经济故事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企业的成长故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中国企业以这样的方式在迅速成长。

《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故事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过去三十年也见证了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全面崛起。如果《财富》全球500强分布能够反映一个国家企业的整体实力的话,2012年跻身《财富》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数量已经达到73家(含中国香港但不包括中国台湾);而且过去十多年呈现的一直是急速上升的态势――中国的全球500强从1996年的2家增至2012年的73家(2013年已达89家)。

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迅速突破,既是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也反映出国际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时,《财富》全球500强中的中国企业数量也超过了日本。在2012年全球销售收入最大的十家公司中,中国雄踞三席。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更以逾3700亿美元的年销售收入挤入前五名,中石油紧随其后,排名第六。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2002年还有197家《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但之后开始一路下滑,全球500强企业数目到2012年已经下降到了132家。日本的最高纪录出现在1995年,这一年有149家日本企业和151家美国企业上榜,日本只比美国少2家。而从1995年起,日本的《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一直在下滑,反映了日本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失去的十年”中挣扎。到2012年,日本只有68家企业上榜,首次被中国超越。中国企业呈现迅速崛起之势。

按照各式各样的预测,中国经济的规模应该在2020年左右超过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更为乐观,认为中国在2016年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届时,中国将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25%。如果企业实力与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当的话,《财富》全球500强中将会出现25%的中国企业。这意味着,在今后的五到十年里,还会有五十家甚至更多的中国企业将跻身全球500强,中国进入《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数量将会超过美国!

这看起来绝对是一部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企业史诗。在中国三十多年前艰难开启改革的时候,绝少有人会预料到中国企业会有今天的辉煌!2012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门槛是220亿元的销售收入,这意味着2012年已有73家中国企业的销售收入突破了220亿美元。值得指出的是,2012年跻身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数不仅已经超过日本的68家、法国的32家、德国的32家、英国的27家和韩国的13家,而且在金砖五国中也遥遥领先。2012年,巴西和印度各有8家企业,俄罗斯有7家企业进入《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而南非的上榜企业数量目前是零。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已有一批企业进入全球最大的企业序列。在2012年全球最大的十家企业中已经有三家中国企业,分别是中石化、中石油和国家电网,排名第五、第六和第七位。

《财富》500强榜单上的许多中国企业从三十多年前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完成指令性计划为目标的生产与核算单位,转变成独立面向市场竞争、向股东负责的现代公司,并成批量地在规模上取得突破。应该说,中国企业在过去三十年里,尤其是在过去的十至十五年间,完成了艰苦卓绝的第一次长征。

拥有一批世界级的伟大企业,是几代中国企业家的梦想。这一次,我们的企业似乎离这个梦想已经很近了。

2013年――《财富》500强的中国新故事

随着2013年的《财富》全球500强排行榜的出炉,可以看出2013年进入全球500强的门槛比2012年有所提高,达到了232亿美元。尽管如此,中国(含中国香港,不包括中国台湾)上榜企业再创新高,由2012年的73家增至89家,新增了16家企业,涨幅惊人。在全球前十大企业中,中国企业仍然占据三个席位。其中,国家电网仍居第七;而中石化和中石油各自上升一位,分居第四和第五,而且这两家企业的收入都已突破4000亿美元。美国上榜企业的数量仍为132家,与2012年相比没有变化。按照这样一种增长速度,中国进入全球500强的企业数量极有可能在2016年左右追上美国。

仔细分析中国的上榜企业,可以发现中国上榜企业在结构上的特性依然存在,反映在两个方面。其一,中国的上榜企业仍旧集中在钢铁、汽车、资源、化工、金融等行业,反映出中国经济靠投资拉动的特点仍然没有改变;其二,中国的上榜企业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只有7家,虽然比2012年增加了2家(深证正威国际集团和中国民生银行),但仍远远低于国企的数量。

《财富》杂志还给出一个有趣的对比,中国2013年上榜的9家商业银行的利润占据了中国所有89家上榜企业利润总额的55.2%;而美国仅有8家商业银行上榜,利润占所有上榜企业利润的11.9%,中国金融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实体企业。在中国企业“做大”的道路上,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最大的推动力量,而要素市场(金融、原材料、能源等)不完全的市场化进程,加速了这些行业里大量的大企业涌现。

尽管成绩令人瞩目,但我仍然想问:在这些中国大企业中,有几家能被算成是伟大企业?2013年中国进入全球500强的企业的平均杠杆率(杠杆率被定义为总资产除以股东权益,其取值越高表明企业的负债水平越高)高达8.67倍,其中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达到了4.42倍,而美国上榜企业的杠杆率只是2.79倍。中国企业的高杠杆率,预示着其背后的财务风险非常大。一旦中国经济增长步伐减慢,企业面临市场需求滑坡时,高杠杆率将让企业的后续发展难以为继。另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进入《财富》全球500强的89家企业中,有11家出现了亏损。这些规模上已经跻身世界级的大企业,并不创造价值,实际上距离“伟大”已越行越远。

中国企业在艰难地完成了第一次长征之后,马上就面临从“大”到“伟大”的第二次长征。第二次长征将更加艰苦卓绝,将对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商业模式、企业家精神等提出全面的挑战。中国企业第二次长征成败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经济结构转型能否成功,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关系到中华民族最终能否以一种令世人敬佩的方式再度崛起!

《财经界》:若论规模,中国已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家电市场、奢侈品消费市场、手机市场、能源市场……“全球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的的数量从零星几个到如今以几十家的速度增长,增速如此之快,原因是什么?

刘俏:中国企业的迅速做大,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政府倾向性的经济政策有关,另外,也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全球贸易自由化有关。

经济的高速成长伴随着中国企业在规模上的迅速做大。大企业在经济生活中的迅速崛起得益于中国经济固有的一系列结构性原因。首先大企业的崛起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有关。习惯上,我们常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分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和消费。长期以来,“三驾马车”中最为可靠也最见效的是固定资产投资。1970年至2009年这四十年间,固定资产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很高。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平均比重高达38%,近年更是逼近甚至突破50%。

投资的高速增长,对能源、基础原材料、资金等生产要素的要求极其旺盛,客观上为这些行业中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提供了保障。细观跻身“世界500强”的中国大陆企业,有两个重要发现:其一,中国大企业主要集中在银行、能源、电力、钢铁、铁路、电信、建筑材料、金属产品和汽车等行业,这种行业分布情况显然与中国经济增长靠投资拉动这一特性是密切相关的;其二,仔细观察这些企业的名字,基本上是以“中国”或地方名开头的。事实上,这里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央企或是地方国企。2013年进入全球500强的73家中国企业中,只有5家民营企业。这5家民营企业分别是华为、江苏沙钢、中国平安、吉利汽车和山东魏桥创业集团。

以银行业为例。受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开始采取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提速。2009年推出“四万亿”之后,金融机构开始配合增加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投入。这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金融资产占GDP比重的大幅提升。截至2012年底,中国的基础货币衡量指标M2占GDP的比重已经接近200%。中国经济的体量目前只是美国经济的5%,但中国基础货币的存量M2在绝对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美国,虽然两国在经济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有很大差别,但中国M2数量快速攀升,在数量上超过美国至少反映了这些年中国经济体重金融资产迅速扩张这一事实。

经济学里有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观点――在一个经济体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适度的金融抑制有利于经济发展。这样,国家能够通过金融抑制控制金融资源,把相对稀缺的资金迅速导向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迅速形成产业资本,从而有利于工业化的加速进行。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政府同样采用适度的金融抑制政策来发展经济。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对私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严格控制和对利率的管制。

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极大地刺激了我国企业对能源、基础原材料、资金等要素的需求;国企、央企对生产要素市场的垄断,再加上适度的金融抑制,这一切使得这些行业中迅速涌现出一批大企业。

推动中国企业规模迅速扩大的第二个结构性因素就是从20世纪末开始提速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这为中国企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机会。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是“全球贸易自由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除了以上原因,国家在最近十多年出台的一系列关于企业改革的政策、法规,以及整个中国经济政策向国有板块的倾斜均有利于企业在规模上迅速突破。

《财经界》:您认为衡量一个企业是否伟大的客观标准是什么?

刘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短短千言论尽古今词人。他总结:“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这其实也适用于鉴别伟大企业。伟大企业是那些有境界、自成高格的企业,是那些不拘泥于一时一域,谋求全局和万世的企业。显然,“伟大”企业应该具有与众不同的基因。什么才算是伟大企业呢?对此,不同的管理学者和企业高管显然有截然不同的理解。1994年科林斯和波拉斯出版了他们历时六年才完成的《基业长青――伟大企业的成功习惯》(Built to Last:Successful Habits of Visionary Companies)。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全球追捧,被列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商业书籍之一。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选取了18个卓越非凡、长盛不衰、基业长青的企业,分析这些公司的成功经验,探讨这些企业伟大的原因,他俩在这本书中提出的观点赫一时。

科林斯和波拉斯选用了六个标准来确定“高瞻远瞩”的伟大公司:处于所在行业中第一流的水准、广受企业人士崇敬、对世界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已经历很多代的CEO、已经历很多次产品生命周期且在1950年前创立。根据这六条标准,他们选出的伟大公司包括:通用电气、IBM、美国运通公司、波音公司、花旗银行、沃尔玛、迪斯尼公司等共18家。

科林斯的思想在后来略有改变,变得更加简洁。在最近一次访谈中,他谈到了伟大企业应该具有的两个品质。首先,伟大企业必须是业绩表现非常优秀的企业,能创造价值,给股东高水平的汇报;其次,伟大企业能以独一无二的方式通过产品和服务改变人们的生活。如果这些企业消失了,它们所留下的空白没有别的企业能够填充。

麦肯锡公司在2010年推出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别针对中国企业列出鉴别伟大企业的重要指标。一个企业要成为优秀企业需要在下面这九个方面有优异的表现:1.产品和服务的地位;2.长期投资价值;3.公司资产的合理利用;4.创新能力;5.管理质量;6.财务稳健程度;7.吸引和保留人才的能力;8.社会责任;9.全球化经营的有效性。

据此,麦肯锡归纳了“世界一流企业”的三个特征:首先,要“大”,即具有足够的体量,对行业乃至全球经济具有显著影响力;其次,要“强”,即不断创造不俗的业绩并保持所在行业的领袖地位;再次,“基业长青”,即具有发展的长期持续性,经历市场变幻、风吹雨打仍然屹立不倒,积累了长盛不衰的国际名声。

按照上述标准是否一定能挑出伟大企业?或者换个角度,满足上述标准的企业是否一定伟大?事实上,判断一个企业伟大与否是一件很主观的事,基业长青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

1917年《福布斯》杂志的创始人伯尼・福布斯首次了《福布斯》100强名单,挑选了全球最强的100家企业。到1987年,这一名单公布70年后,《福布斯》杂志重新刊登当初入榜的100家企业的名字,并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些企业现在在哪儿?”《福布斯》杂志的记者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这100家企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61家)要么倒闭,要么与别的企业合并,要么被收购,都已不复存在了;剩下的39家企业中的21家也风光不再,跌出了100强排行榜,不再是伟大企业;只有18家企业还存活在《福布斯》100强的排行榜上,其中包括像通用电气、柯达、宝洁、埃克森和花旗银行这样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但这18家企业中,也只有通用电气和柯达的股价表现在这70年间比市场的平均表现要好。即使是柯达,读者可能还有印象,这家企业在2012年也宣布进入破产保护流程,引起业界一篇唏嘘。

《财经界》:那中国现在是否有伟大企业?

刘俏:无论是按照《基业长青》的标准或是麦肯锡公司建议的指标,应该说很少有中国企业符合伟大企业的定义。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像华为和联想这样的优质企业,但它们还太年轻,是否是伟大企业还需要时间去验证,去验证它们在跌宕起伏中、在面临形形的挑战时,能否“创造性地毁灭”,能否维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通用电气、花旗银行、宝洁等,这些企业都经历了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高通胀、20世纪80年代美国并购潮和20世纪90年代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但它们却历久弥新。

中国企业在第一次长征中涌现了一大批大企业。但是,规模上的“大”并不等同于“强”,更不等同于“伟大”。我们的企业习惯接受的企业生存的“森林法则”很简单――把自己做成庞然大物,从而提高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丛林中生存的机会。可是庞然大物并不一定有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因为它们对食物链的需求很高,在传统资源日益枯竭的当下,做巨无霸其实很辛苦。

中国企业的规模扩张得益于过去三十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中国经济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一些波动,但总体情况顺遂。与此同时,我们的企业也受益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受益于相对有利的政策环境。可以说,我们的企业还没有真正遇到逆境的挑战,还没有从废墟中重新崛起的经历。

科林斯和波拉斯不同版本的对伟大企业的界定被广泛接受。但是他们所建议的指标以定性为主,对具体指标表现的判断有比较大的主观成分。尤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许多被他们精挑细选出的伟大企业在若干年后被证明不过尔尔。虽不至于沦为笑柄,但让人觉得确实尴尬。

这种尴尬几乎适用于任何一本研究伟大企业的书籍。这些书籍的一个共性是用事后整理回顾的方式去寻找那些使得企业成功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能确保企业取得成功成就伟大。未来是非线性的,充满着不确定性。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预测未来。这些商业书籍预设了一个前提:过去的成功经验能够确保企业在未来也同样成功。而这个前提在真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商业社会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颠覆式创新”。

在《从大到伟大》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也曾遇到过类似的质疑。《基业长青》一书只挑出十八家伟大企业。在威金斯和罗夫利选取的6772家企业里面,只有3家企业,也就是相当于样本0.04%的企业能够保持50年以上的优异业绩。成为教科书意义上的伟大企业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因此,我遇到最大的质疑是:这0.04%的企业在经营、战略、领导力、营销等方面的经验对一般企业有效吗?如果有效的话,那么伟大企业的比例怎么会这么低呢?随着深入思考,我开始自己亲自创业,并在这个过程中思考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我相信自己有了更好的角度去组织更有说服力的回答。

在此,我无法讨论中国伟大企业应该具有的特性。过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以后也能获得同样的成就。更何况,现在我还无法找到一批伟大的中国企业供我去解剖,去研究,去发现一般规律,我没有这样的奢望。我能够做的是回到企业经营的原点,思考是什么样的一种本真,什么样的一种原始动力驱使一个企业不断往前走,最终成就伟大。我找到的答案似乎异乎寻常的简单:价值创造!

伟大企业立意高远,所追求的是为最大数量的人提供最大程度的福祉。价值创造不仅仅是为股东创造价值,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价值创造也包括为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雇员、客户、供货商、社区等提供长久的福祉。以这样的目标作为诉求去追求卓越,应该是每一个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如果追求的过程是一个以价值创造为目标的过程的话,那么这种追求本身将促使更多的企业去提升经营表现,这将全面提升中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和素质。中国有句俗语:“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假如我们的企业都以全面的价值创造作为追求目标的话,那么一个很小的概率乘上一个庞大的基数,也就意味着中国一定会出现一些伟大企业。这些伟大企业将带动更多的企业将中国的商业实践向上引领。

《财经界》:制约中国出现伟大企业的外部原因是什么?内部原因又有什么?

刘俏:我认为推动中国企业成功完成第一次长征,实现从小到大的结构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制约中国企业实现从大到伟大的桎梏。从外部看,主要有两个结构性的原因:其一,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关;其二,与中国目前脆弱的制度基础设施有关。而内部原因主要是:其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其二,中国企业普遍存在企业战略上的区域――追求规模与片面多元化。这里,我主要谈一下外部原因。

中国企业称不上伟大,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三驾马车”来拉动,即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中消费对经济成长的拉动作用长期偏弱;最近五年随着中国经济外需环境的恶化,出口对经济成长的贡献也在减弱;只有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始终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最有力的的推动力量。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近些年来已经占到GDP总量的50%左右。大规模的投资拉动GDP迅速增张,但是也带来产能过剩、周期性的经济过热等结构性问题。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还有一个特点,超过50%的固定资产投资集中在国有或准国有板块,投资主体是国企或地方政府。

虽然国企改革历时多年,也取得了许多阶段性的成果,但“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泛滥一直困扰着国企和地方政府。国企和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投资冲动,对大规模有无限渴求,但同时又相对忽视投资资本收益率。我们的大企业大多集中在与投资相关的产业;在与消费相关的行业诸如食品饮料、食品服务、商业航空、制药、医疗保健、娱乐、信息服务、食品与药品零售,鲜见中国大企业的影子。这些归根到底反应的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消费从来都不是。事实上,截至2012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35%以下。虽然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对于怎样衡量消费还有许多争议,很多经济学者也认为35%的比重不能真实反映中国消费的实际规模,但是中国消费所占的比例与发达国家平均60%以上的水平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这已是一个被广为接受、无需争论的事实。

中国经济靠投资拉动,而国企或地方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投资冲动。

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主要由国家控制。中国政府采用适度金融抑制的政策,把资金配置到政府属意的发展领域。当然,近些年,也在逐步放开。在金融抑制的大背景下,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在资金配置的时候就可能把资金向投资效率不高的地区或板块倾斜。这样的资源配置使得大企业更容易在国有板块中出现。但是,这些企业并不一定伟大。

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于关注规模,孜孜以求变成世界最大或是最高的心态表现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2013年7月远大集团在湖南长沙开工修建号称世界第一的高楼“天空城市”,拟建楼高达838米。选择838米显然和尾数“8”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或许是838米楼高会比现在的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高10米。

我们已经有太多的前车之鉴。中国光伏行业的际遇,将再次验证中国经济近三十年屡见不鲜的一个尴尬规律:要在短时间内把一个伟大的概念做成一个垃圾的概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窝蜂投资!

地方政府或是国有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一定不高吗?学术界也一直在努力寻找验证这一观点的实证证据。计算中国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情,因为大部分中国企业并没有上市,即使是上市公司,它们的财务数据也不一定可靠。

我在先前的研究中,曾有论证。中国国有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在样本期间比非国有企业(含集体企业、港澳台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混合制企业)的投资资本收益率要低很多。国有企业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在5.3%~5.8%之间;而非国有企业的平均投资资本收益率大都在9%以上。

国有企业拥有较低的投资资本收益率,但它们占用了经济生活中大量的金融资源、原材料和其他资源,呈现出极其强烈的投资冲动。这类企业很容易在规模上实现突破,但是很难在长时间内实现高于资金成本或是竞争对手的投资资本收益率。在一个资源尤其是金融资源相对稀缺的经济环境里,国有企业大量投资会产生挤出效应,挤占了本可以流向投资资本收益率较高的非国有板块的投资,让这些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发展机会,更难做大做强,也难涌现出一批伟大企业。

良好的制度基础对经济发展有显著的正面推动作用。中国经济经历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铁路、公路、航运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也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对私有产权的确权和保护制后,金融体系长期受制于结构不合理、覆盖面窄、中介效率低等结构性顽疾,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破产保护机制和有效的破产流程,政府公共服务与经济职能混淆不清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中国企业从大到伟大的进程。

与此同时,企业家在全世界都是稀缺资源。中国也许拥有全世界最勤奋好学、最贴近市场的企业家,他们能在短短的三十年杀出重围,具备了市场敏锐度和对远景的综合掌控。可是,却很少产生类似通用电气或是IBM那样的世界级企业。

脆弱的制度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制度和政策设计往往为经济生活的参与者提供了各式各样、或大或小的寻租机会。寻找制度“漏洞”的套利便成为了中国特有的“商业模式”。但这种追求“短平快”的财富攫取方法只会引领中国企业的商业实践和商业思想更加落后,难以成为能带来高投资资本收益的可持续商业模式,企业做强谈何容易。

让属于市场的回归市场,完善市场和竞争机制,改变微观机构,才能影响与改善企业的行为模式和最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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