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敦煌文物保护述略

内容摘要：检阅藏经洞敦煌文献与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资料，发现其中有大量古代敦煌文物保护的事例，涉及敦煌历代祠庙寺观维修、崖面加固、洞窟维修、清沙扫窟、佛经修补等多个方面。另可探讨与古代敦煌文物保护工作相关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保护工作的招待活动、所需材料、工作场所及古代敦煌人的文物保护理念等诸多问题，均对我们今天的文物保护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古代敦煌；崖面加固；洞窟维修；清沙扫窟；佛经修补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1―0011―14

前　言

敦煌石窟自东晋建元二年(344年，其时敦煌属前凉统治)乐傅和尚创建以来，至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敦煌历代先民们在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等佛教圣地凿窟建寺，至西夏元时代，计有八百余窟留存于世，有壁画五万余平方米，彩塑应不少于3000身。对于历代的后人们，每一个时代的信众功德主们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对前代各类功德主功德窟的维护、维修甚至重建工作，因而石窟总是得到悉心保护。敦煌藏经洞写本中记载寺院及窟上僧众活动中，广泛见到与洞窟营建相关的“造作”(供应饮食)、“下棚”(搭脚手架)的支出帐目文书，其中包括新建洞窟工程，也有维修再建工程，是我们了解敦煌古代文物保护工作的第一手资料。

有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就此问题略作陈述，以求教于同好。

一敦煌历代祠庙寺观维修

作为丝路重镇的敦煌，来自中原的儒家文化、道教及外来的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各种宗教与文化在这里传播发展，因此作为各种文化载体与交流中心的祠庙寺观代有修建，通过李正宇先生的钩沉梳理，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敦煌历代祠庙寺观建筑修建之概况。在这些建筑中，有各类祠庙不少于17所，道观十余所，西凉至情佛寺8所，中唐时僧寺尼寺达16所之多，到五代宋时达17所，加上不明的各类寺院、兰若、佛堂等建筑，计有近百数。宋天禧三年(1019)三月沙州永安寺、龙兴寺、金光明寺、报恩寺、灵图寺、三界寺、莲台寺、大乘寺、圣光寺等9寺25(26)名僧人结社集资在莫高窟造“天禧塔”。此塔于1941年被民国地方军队马家军毁坏，出土木塔一个，现藏甘肃省博物馆。这些寺院中较早者如大乘寺(尼寺)，始建于北周(553―581)时期(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至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犹存(《天禧塔记》)；较晚者如圣光寺，建于中唐吐蕃统治时期。好多寺院都是在前朝的基础上不断维修，有的延续几百年。佛寺以外祠庙建筑也经常得到后期的维护。

以下就祠庙寺观之维修，分类进行说明。

(一)寺观正常维修

任何建筑受自然风吹雨淋日晒，加上敦煌常年的风沙，会使土木结构的建筑每年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损坏。维修，属日常的维护管理工作。

龙泉寺，瓜州僧寺，北周天和三年(568)初见其名(S，616)，蕃占期之戊午年(838)闰十一月比丘谈建于此写《金有陀罗尼经》，到了宋时，瓜州押衙王庆元曾为此寺上过屋泥(S，3368)。上屋泥应属寺院日常维修。因为敦煌地区属沙漠性气候，寺院等建筑均为土木结构，屋顶常只铺一二层泥(下粗草泥，上细草泥)，一般不铺瓦。现存莫高窟上、中、下三寺及榆林窟寺院屋顶均如此。屋顶这种处理方式在西北地区较常见，为了保证表面光滑，也考虑到偶尔下雨时便于走水，每年都要上新泥一遍，此类作法在今天的西北农村仍可见到。寺院的此类维修工作，敦煌文献多有记载。P.2049V载“油叁胜，六月修寺院及上屋泥三日中间，众僧解斋时用。油壹胜，修造了日，众僧及泥匠斋时用”。“面柒斟，寺院和泥及上屋泥修基阶叁日，众僧及功匠解斋斋时夜饭等用。面叁斟，修造了日，众僧及泥匠斋时食用”。

金光明寺是敦煌著名僧寺，蕃占期(戊)辰年(788)初见其名(s.2729)，北宋天禧三年(1019)犹存(《天禧塔记》)。《沙州文录补》本《丑年五月金光明寺直岁僧明哲请便麦粟牒》载：

金光明寺状上

贷便麦拾伍驮，粟伍驮。

右缘当寺虚无，家客贫弊，寺舍破坏，

敢不修营。今现施工，

未得成办。粮食罄尽，工直未填。只欲

休废，恐木石难存。只

欲就修，方圆不遂。旨意成立，力不遂

对莫高窟的创建年代，传统的敦煌文献和研究者多取敦煌文献莫高窟第322窟《圣历碑》、P.2551《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P.3720、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墨书《莫高窟记》所记“前秦建元二年”(366)说(实为前凉张天锡升平十年)且似成定论，但经王素先生绵密之考订，此说不合历史实情，显属古人和今人之误解。参见王素《敦煌出土前凉文献所见“建元”年号的归属――兼谈敦煌莫高窟的创建时间》，《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22页；《敦煌莫高窟创建时间补说》，载郝春文主编《敦煌文献研究论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48―353页。

张维辑《陇右金石录补》“天禧塔记”造塔愿文。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24页。心。伏望教授都

头仓贷便前件斛斗，自至秋八月填纳。一则寺舍成立，二

乃斛斗不亏。二图事仪，似有稳便。伏望教授商量，请

处分。

牒件状如前，谨牒

丑年五月日直岁明哲谨牒

都维那惠微

寺主金粟

沙知先生推断此丑年应为821年。金光明寺的这次维修是由当寺集体出面向敦煌僧团请求援助而进行的维修，原因是该寺贫困财力有限导致寺院建筑“寺舍”等“破坏”，大概已到了不能再维持日常寺院生活的境况，因此亦属正常维修。

P.3878记载了归义军军资库司为自行修建天王堂寺与神堂子支付灰麻等而请求处分之事：

军资库司

伏以今月廿日楼上天王堂及神堂上灰麻贰拾斤，未

蒙判凭，伏请处分

己卯年八月　日都头知军资库官张富高

军资库司

伏以今月三日楼上天王堂、佛堂子上灰麻壹斤，五日准旧泥

火炉麻贰斤，伏请处分

己卯年九月　日都(头)知军资库官张富高　此处可理解为新建楼上天王堂与佛堂子，也可理解为对已有天王堂、佛堂子的维修。

(二)因重要人物政治宗教等需要而作的维修

城内东北隅有古昔龙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相壁犹存，模仪尚宛，直以风摧雨烂，尊象尘漾，栋宇疏廊，空余基陛，口口口口口口口贸工，于时改作；四厢创立，八壁重修；南建门楼，北安宝殿；徘徊耸仞，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艟阶墀，古树却吐鲜芳；玉彻流泉，莓苔复点城隅之下。别创衙殿，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就，俨尔光辉。

索勋是在张淮鼎之后任归义军节度使的，从上引碑铭可知他曾经对敦煌某一寺院进行过维修。郑炳林先生认为该处所记索勋所重修之寺院可能就是龙兴寺，若推断无误，则体现了索勋对龙兴

寺的重视。龙兴寺是敦煌大寺官寺，因此节度使发心维修。该次维修的原因，也是由于“风摧雨烂”而使寺院建筑佛像较为残破，亦属寺院正常维修。又据《翟和尚邈真赞》记载：“龙兴塔庙，再辑行廊。罄舍房资，供设无疆。”可知作为都僧统的翟法荣也曾修葺过龙兴寺。陈大为认为翟法荣之所以出资维修龙兴寺，可能与龙兴寺为其出家之寺有关。

像节度使索勋、都僧统翟法荣对归义军官寺大寺龙兴寺所做的维修，表明他们以地方政治与宗教领袖的身份，身体力行，对佛教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联系到归义军节度使和都僧统们在莫高窟功德窟的营建，表明他们对敦煌寺院发心维修，以作功德，同洞窟的营建一样，实有对各自任职之事庆贺并“回向”之意。像归义军官寺龙兴寺、灵图寺等必然为其维修之首选，因此，还应有更多寺院维修工作，只是记载不存而已。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地方长官、佛教界领袖、大家族、大官僚、僧官们对各寺院经常的维修功德，才使得各寺院在敦煌存在较长时间，从一二百年到五六百年时间不等。

(三)出于政治文化等特殊原因的营建维修

综观历史，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祠庙寺观的创建及大规模的维修，总是与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或政治活动等有关。李先王庙，是西凉王李禺为其父所立庙，在沙州城西八里(P.2691、P.2005)，初建于天玺二年(400)冬十一月，庙院周回三百五十步，墙高一丈五尺。唐初已颓毁，唯存基址。到了唐天宝二载(743)三月壬子，玄宗追尊李嚣为兴圣皇帝，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当地对李先王庙进行了全面维修，焕然一新，大概到晚唐时又渐残败。

张芝庙，敦煌人为了纪念东汉草圣张芝而建，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临后汉张芝池学书，池水尽墨”。开元四年(716)九月，敦煌县令赵智本开拓此池，出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乃劝张氏族裔修葺该池，中立庙宇及张芝容(P.2005、P.3721及s.5693)，直到五代时犹存(P.3644)。张芝庙为敦煌特有的文化名人，一直受到敦煌民众的崇敬，如此其庙宇则定有不断维修，才至少存在了二百余年。诸如此类的各类祠庙寺观营建维修工作定当不在少数。

(四)出于独特群体信仰需要的寺庙维修

敦煌各类建筑中，除佛教和代表传统儒家文化的祠庙以外，作为丝路上中亚粟特九姓胡人重要聚落地的敦煌，体现粟特人信仰火祆教的建筑袄庙约在初唐显庆至龙朔(656―661)间建成，在沙州城东一里，又称“安城”。《敦煌廿咏・安城祆咏》云：“板筑安城日，神祠与此兴。”敦煌祆庙建筑立一舍，画神主，共二十余龛，其院周回五百步(P.2005)。五代时甘州回鹘公主君者者《与北宅夫人书》(s.2241)云“夫人与君者者沿路作福，祆庙燃灯”，是知五代时敦煌袄庙仍在。该祆庙是敦煌唯一一座以粟特九姓胡人为信众主体的神庙，至少延续了二三百年时间，这期间规模不断扩大，当与粟特人数的不断增加有关。

(五)寺院扩建维修

寺院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寺内僧人、信众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增长，原有的规模不能适应寺院日常活动，因此需要在原基础扩建维修。

仙崖寺，亦名大圣仙崖寺，《莫高窟记》记西晋时索靖为之题额，隋开皇年间，僧善喜于此造讲堂，未知何时又于堂后建立普净之塔。五代时，此塔凋残，归义军节度押衙知画行都料董保德等予以重修，风铎鸣响，彩画照眼，颇壮观瞻(S.3929及s.3933)。讲堂后又有弥勒院，至后汉乾四年(实为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五月犹存(P.2963)。说明该寺先后经历扩建和维修。

莫高窟第152窟甬道北壁供养人像西向第二身菩萨像前有一则游人漫题“……陕西省乾隆拾三年伍月十六日，众信弟子／新修斋房壹院，又补修佛殿房一次”，说明一直到清乾隆年间莫高窟寺院佛殿的维修工作仍在继续。

(六)因寺院改名而大规模维修

寺院改名，肯定是受特殊历史事件如改朝换代或主要功德主的变化等原因所导致，因此也就意味着寺院规模需要扩大，至少原有建筑等需要重新维修粉刷，以为新的信仰需求，增加新的气象。法门寺，敦煌僧寺(寺址待考)，存在于五代后晋至后周显德初。后周广顺元年五月曾进行过较大整修(见s.3505)。日本学者土肥义和先生认为后周显德间，又改为显德寺(见《敦煌讲座(三)》)。寺院改名，对寺院来讲是重大事件，因此在原有基础上做大的维修、扩建甚至重建都属情理中事。按土肥义和先生的研究，公元840年左右，吐蕃时期始建的永寿寺和永康寺分别改名为三界寺、净土寺盯。上山大峻先生同意这一观点。三界寺和净土寺是归义军时期敦煌重要的寺院，因此这一改名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很有可能系人们对吐蕃统治时期遗留历史的更改，有一定的感情取向，想必这次改名也伴随着寺院建筑的维修或扩建。

(七)因战火造成寺院较大破坏而维修

作为土木结构为主的敦煌寺院建筑，极易受到诸如火灾等自然因素的破坏，因此一旦被大火毁坏，便需维修或再修。

据记载金光明寺曾经遭受过战火破坏，s.3905《唐天复元年辛酉岁(901)十二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云：“猃狁狼心犯塞，焚烧香阁摧残。合寺同心再造，来生共结良缘。”此是指公元900年甘州回鹘火烧金光明寺之事，可知金光明寺至少经历了两次寺舍破坏。因此金光明寺至少经历了两次大的维修，如果说前者仅是因寺院贫困、寺舍破坏而进行的正常维修，后者则显然属战火后大规模维修与重建工作。另据郑炳林先生研究，回鹘人这次火烧金光明寺的灾祸，也波及与之相邻的三界寺，之后三界寺沙门道真“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为三界寺重建经藏(敦煌研究院藏0345、北图续0329)，则寺院的重建维修工作当不能例外，且至公元935年之时早已完成，三界寺一直到天禧三年(1019)时仍有僧人活动(《天禧塔记》)。

(八)一般佛刹维修

除较大规模的寺院以外，敦煌历史上有为数不少的私家兰若和小型佛堂类建筑，也必然存在一个维修保护的问题。P.3490v《修佛刹功德记》：

乃见当镇佛刹，毁坏多年，往来巡游，不生渴仰。割舍财具，诱化诸贤，崇修不替于晨昏，专心不离而制作。门楼新架，宝刹重添，四廊梁栋而创新，绘画不侔于往日。就中(自己)偏舍，重发胜心。于殿上门额画某变相，东壁画文殊师利并侍从，并以周毕。若乃金轮展转，相好三身；百亿如来，疑从会集。种彩装饰，朱艳唇端；八十仪容，分明了了。龙天八部，光影后从；小界声闻，熙怡来集。散华童子，持宝盖以来

迎；天女持花，应吉祥而含喜。早朝稽颡，

直为人民(至切于)；夜设明灯，侍凭于佛

力。修建功毕，聊赞数行。

记载颇为典型，对“当镇佛刹”进行较大规模的全面维修，不仅新修了门楼等本体建筑，还重画了大量的壁画。经过全面维修，使得该佛刹焕然一新。显然非“修旧如旧”，有再修之感觉。

二崖面加固整修

莫高窟自公元344年创建，最晚的洞窟则为元代，现存洞窟735个，其中南区存487窟，北区存248窟。考虑到历代因崖面崩坏、毁小窟建大窟等各种原因，其总数远不止这些。需要引起我们特别思考的是，历代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窟，都是布局于宕泉河西岸南北一千六百余米、高10至40米不等的崖面上。随着崖面洞窟越建越多，密度越来越大，特别是大量被挖空的宽阔前室的存在，到达一定程度，必然导致崖面的松动，甚至会引起崖面大面积崩塌，如遇地震等地质现象，则会加剧这种洞窟危害。因此，面临这些客观的现象，古人们必不会坐视不管。特别是在敦煌这样一个“善国神乡”，大量佛教洞窟的存在，又要考虑新建洞窟的崖面选择，虔诚的佛教徒和寺院、僧团等组织一定会有所举动，对崖面进行加固整修。

综观历代莫高窟崖面加固整修，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崖面绘制壁画

五代宋归义军时期，政教合一，佛教集团受制于节度使。按郑炳林先生研究，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对僧官的任命、僧尼出家、教团各种活动内容及其过程的管理等诸多方面，甚至佛教的清规戒律也受归义军行政法令的影响，结果使得佛教教团几乎没有多少实际的权力，完全成为归义军政权所属下辖机构，各级僧官也成为归义军的“释吏”。在这样的背景下，受僧团统一管理的莫高窟洞窟营建最终也与归义军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崖面的加固维修也必然受到归义军政权的左右。这一时期，莫高窟崖面上有空间的地方，全都画上了壁画，这些壁画直到今天仍保存完好，有的像新画的一样。不管功德主出于何种目的，但他们这种善举行为最终对崖面产生重要的保护作用。因为莫高窟的崖体属砾石结构，曝露在外面，长年累月，极容易受到风雨侵蚀产生自然风化，而一旦外层有了一层厚厚的壁画地仗的保护，崖面则不再风化。另一方面，当时人们为了保护这些露天的壁画而修建伸出崖面挡风雨的简单建筑，也对崖面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二)修建平台等建筑

我们从20世纪初来敦煌盗宝的斯坦因、伯希和、鄂登堡等探险队、考察团所拍当时的莫高窟崖面照片可知，这一时期莫高窟崖面极其残破，多处洞窟前室塌坏露出主室，壁画彩塑曝露在阳光之下，另有多处崖面有一触即塌的感觉。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崖面即是五代宋时的基本情况，崖面已经饱和，因为其后沙州回鹘西夏元时期基本上不再营建新的洞窟，均是重修前期洞窟。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20世纪初莫高窟崖面的状况，也即是五代宋归义军和沙州回鹘西夏元以至明清时期人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但在人们顶礼膜拜香火不绝的归义军、沙州回鹘、西夏时期，是不会让其任意塌毁的，必然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的具体记载资料而已，否则大量的洞窟不会如此完好地保存到现在。

大约在第454窟营建之前及之后，可能由于地震的作用，现今第275窟到第454窟一段崖面发生较大面积的崩塌，来自第454窟的壁画坠落于下层第487窟外。这次地震对这一段的崖面和洞窟造成很大的破坏，第454窟北侧小窟第452、451、450窟，南侧的第275窟，上层偏南的第458窟，上层偏北的第448、446窟，下层的第276、277窟等所在崖面均程度不同发生崩塌。于是至迟到了明清时期人们从底层修建一二层平台，直达第454窟，该人为平台掩盖了第53窟、第二层第276窟及其周围的几个小洞窟，因此这一段的上下两层在崖体加固拆除平台时新发现了几个小洞窟。现今第231窟下原也修一二层平台，拆除时也发现一些小洞窟。另在现今小牌坊处修一土阶梯直达第三层的第428窟，俗称古汉桥。类似的建筑在其他各段崖面也有，均对崖面产生有效的支撑保护作用。

(三)以土坯墙、草泥皮对松动、空洞、塌陷崖面加固

在现今南北二大像第130窟和第96窟两侧的崖面，我们可以看到多处用土坯草泥皮加固崖面松动、空洞、塌陷的现象，另在其他多处崖面处也可以看到类似对松动崖体进行加固的土坯土墙。加固的具体时间不明，推测有早到初唐者。像这样对崖面加固的情况，应该广泛存在于莫高窟崖面。笔者曾走访敦煌研究院一些曾参与加固前洞窟崖面调查的老先生，他们讲，在20世纪60年代崖体加固前，有大量这样的土坯墙，其中有的被拆除，有的被加固在里面，故使我们今天对此现象不能全面了解。P.2024V载“面陆斗，窟上脱墼及垒墙两件用”。P.2776记载了造墼、揭墼、易墼、搬墼的具体工序。P.2040V谓“面四斗，将窟上脱墼人食用。面伍斗，窟上垒墙时用”。

(四)疏导河水保护崖面

莫高窟洞窟崖面下即是大泉河，现今的大泉河床被人为推移到离洞窟崖面较远位置并修建了坚实的防洪墙，以防止洪水对洞窟及崖面的破坏。但是历史上大泉河水大多时间都是在紧依底层洞窟的崖壁前河床中流淌。对此，敦煌写本多有记载：P.3608《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s.6203《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云“前流长河，波映重阁”。故而从窟前流过的河水对崖面产生一定的冲刷破坏作用，越往北越严重，因此到了北区河床基本上就在崖面下。故而导致莫高窟北区最底层洞窟多被河水冲刷过半，致使崖面凹陷。洪水对北区洞窟的破坏情况，樊锦诗、李最雄、彭金章、王旭东、张国军、姚鲁烽等先生均作过研究，可供参考由于没有加固，河水对北区崖面的破坏现象比较清楚，南区则不太明确。事实上考古资料表明，来自大泉河的河水特别是洪水对南区底层崖面的破坏作用也是相当严重的，大多的窟前殿堂建筑程度不同曾受到过洪水的破坏，甚至像最底层的洞窟第487、488、489等窟就是因洪水而废弃的。

莫高窟之外，另一处重要佛教中心西千佛洞位于敦煌最大河流党河河床的北岸，该处崖面本身就是党河水从戈壁中冲刷形成的。历史上党河流量一直比较大，到了夏季，来自南山的洪水经常威胁到洞窟的安全，因此藏经洞文献中多有僧团、寺院组织僧人或社人到“西窟修偃”、“西窟上水”的记载。

其中“修偃”，是指为了保护洞窟所在崖面，修筑小型的堤坝拦水。对此，敦煌文书多有记载，如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土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计会》“油一升，西窟修偃僧食用”。P3490"油三升两抄，西窟修偃、燃灯用”。

“西窟上水”，资料亦多，P.2032V"粟七斗，西窟上水众僧食用”。s.11351B"断西窟上水僧名目：海柱、永口、定定、法真、善庆、沙弥保定、保行，以上七人各七斗三升”。P.2049V2"油三升半，西窟上水、燃灯用”。马德、袁德领等先生认为“西窟上水”应是与农业生产有关，如到了春耕时放水入渠。

“西窟上水”具体所指是什么活动，并不明确，因为敦煌文献中所记“上水”活动只在西窟有，莫高窟、东窟(榆林窟)均没有，如果是正常的农业生产放水入渠，则在沙州城周围应有更加频繁或固定的

“上水”活动，因为敦煌历史上有非常复杂的水渠网络。为什么文献所见只在西窟有频繁的“上水”活动，难道仅有西窟一带需要放水入渠，或者是西窟有当时的水利总枢纽?如此则为什么所见西窟“上水”资料是以僧人为主，这不合常理。因此，笔者以为西窟“上水”实属僧团为了防止党河洪水对洞窟和崖面的威胁与破坏或是对洪水已经造成对洞窟和崖面的威胁破坏现象、事件所采取的措施，因此实属敦煌古代文物保护之一项。

三洞窟维修

对于敦煌而言，洞窟的维修工作可以说自北凉以来即没有中断过，按我们今天从文物保护角度的理解，历代人们对洞窟的补修、加固、重修、重建都可归人本文所论主题，如此，则可供讨论的资料异常丰富。

(一)对前期未完工洞窟的补修

在敦煌石窟营建历史长河中，发展到盛唐末期，出现大量洞窟中途停工的现象，洞窟内出现白壁或后期补绘的壁画，这样的洞窟有二十余窟，代表洞窟如第23、26、32、33、44、45、47、91、115、116、117、126、129、166、176、179、180、185、188、199、201、202、205、216、218、225等窟。敦煌石窟艺术的代表洞窟第45窟亦如此，其具体原因则是受到沙州与吐蕃长达十余年的战争影响所致。战争之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又有人发心补修，正如第201窟题记所记“谨就莫高山岩第三层旧窟，开凿有人，图素未就，创修檐宇，素绘复终”。总体看来中唐补绘的造像内容比较杂乱，大多洞窟中的补绘造像没有洞窟营造之初的整体设计理念，图像之间没有统一关联，思想性也不集中。因为诸如此类的补修工作，多出于私人功德行为，单独的供养人画像也被画在了补画造像的下部一侧，很少有整体感。虽然如此，但却为我们保留下古代人们对前期未完工洞窟维修的大量资料，至少说明这些洞窟并没有完全废弃，一定程度上受到人们的关注，因此对洞窟的保护工作带来积极的意义。

另一方面，后人们对前人未完工洞窟的维修补白画壁工作，也不完全没有“章法”。考察洞窟可知，也有尽可能考虑前期洞窟整体设计的层面，代表洞窟为第180窟顶。由于色彩的关系，盛唐和中唐两个时代内容非常清楚，非常有趣的是，中唐补画的内容完全与盛唐相同，或者说是完全依盛唐人设计的思路补绘。当然这种情况主要是受到底层起稿的影响，结果则为我们展现出完整的窟顶壁画。此窟可作为后期补修的代表例证。

另按土肥义和、梅林先生意见，莫高窟晚唐第196窟也属于晚唐人没有完工，最后由五代人补绘完成，但是我们在洞窟中几乎看不到重修的明显痕迹。如该说成立，则可作为后期补修的另一代表窟。

(二)对因崖面崩塌而使洞窟残破后的维修

前文已述莫高窟北凉第275窟所在崖面曾在五代或宋代某一时间崩塌，致使第275窟前半部不存，发生崩塌后当时(宋)的人们对第275窟进行了加固维修，东壁宋修一土坯隔墙(图版38)，将南、北壁东侧双树圆券龛隔入前室。东壁门上宋画说法图三铺、坐佛5身；门南画如意轮观音变一铺、坐佛2身，下女供养人9身；门北画不空瘸索观音变一铺，女供养人2身(残)。20世纪60年代崖面整体加固时，拆除该宋墙，露出北凉壁画。

该段崖面崩塌时也影响到盛唐第446窟，前室、甬道、主室前半部均塌毁不存，五代时人们作了加固维修，方式方法同第275窟，修一面墙，形成东壁和甬道，东壁上画药师经变一铺(残)，门上画马头观音一铺；门南画文殊变(残)；门北画普贤变(残)。

同样，中唐第153窟所在崖面也在宋代之前崩塌，洞窟仅残存西龛。《敦煌石窟内容总录》认为“宋初建第152窟时被毁，仅存一龛，东、南、北三壁为西夏所补”。笔者认为该崖面毁于第152窟营建之前，到了第152窟营建时对这一段崖面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加固，甚至有可能和曹宗寿重修南大像第130窟之工程同时进行，对第153窟加一土坯土墙，南北两壁残存部分也进行了加固维修并在除龛内以外全画上壁画。同时又把与其对称的第154窟甬道也作了加固，大大缩小的窟门，形成仅可一人出入的券形入口，有效地保护了窟内壁画。

以上的事例告诉我们，在面对洞窟残毁过于严重的情况时，古人进行洞窟维修不会过多考虑洞窟原始的情况，而以加固并结合再创作作为基本的维修思路。

(三)脱落壁画修复

由于时间关系，发生壁画脱落属正常的现象，因此古人们也面临着如何修复脱落壁画的问题。西千佛洞隋代第9／10窟顶隋代壁画千佛掉落一大块，宋代时重补千佛，但不太协调。莫高窟第446窟顶盛唐画千佛多处脱落，五代时人们在加固重修该窟时，对窟顶的千佛作了补绘。因为有盛唐千佛残留多处，因此，五代人在补绘窟顶千佛时完全按照盛唐原千佛的大小、行列数、造像特征进行类似于“修旧如旧”的理念维修，保持了窟顶千佛较为原始的面貌。可惜的是，五代之后不知什么时间又发生了窟顶壁画脱落，致使我们今天看到的窟顶残毁过半。类似的事例在敦煌石窟还有几处，莫高窟第150窟也颇有代表性。

并不是所有对脱落壁画的修复都是成功的，莫高窟隋代第276窟窟顶西披，隋代原画一龛内二佛并坐，中间一小塔，龛两侧各一下飞神兽。不知什么时间，窟顶壁画脱落残毁，其中西披该画面左上侧也脱落，又不知什么时间，人们重修窟顶该铺壁画，据右半侧残存画面进行了复原式补修，但没有补画二佛并坐龛沿龛楣，补画的佛头光偏大，补画佛后侍立的菩萨像严重不成比例，完全没有与之对称右侧菩萨的神韵，基本上是败笔之作。莫高窟第98窟东壁北侧上部维摩诘经变中有一块壁画脱落，后在西夏元时代直接补泥补线补色，在原五代残画基础上补画了一藏式风格的佛身佛头，颇有趣味。

(四)后期对前期洞窟改扩建主室、重修前室、加固缩小甬道、修建窟檐

敦煌石窟营建史上，由于洞窟残破、所在崖面崩坍、家族功德需要等各种原因，后人们对前期已有洞窟进行多种形式的扩建、重修、加固等工作，属比较常见的现象。到了晚唐特别是五代宋、曹氏归义军时期，对莫高窟多半洞窟进行了程度不同的重修，主要是重绘前室与甬道，配合这一重修工作，部分修建窟檐建筑，如莫高窟第428、427、437、431窟。另有部分洞窟在重修的同时，加固缩小甬道，如莫高窟第322、321、220、331、332(图版43)、217、180、420等窟。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在五代宋时期加固缩小的窟门，当时人们又一丝不苟地画上了相应的菩萨像、供养人像及幢幡等，与前期原壁画颇不协调。但是这种重修、加固、建窟檐的措施，有效防止了阳光的直射，减少了风沙的侵袭，无疑对保护洞窟壁画有重要的意义。此类现象，是敦煌古代人们文物保护最常见的行为。

莫高窟第490窟是在窟前殿堂建筑遗址考古清理时新发现的洞窟，位于盛唐第29窟前室西壁南侧，与北侧的第28窟为同时代洞窟，均为盛唐时

期所开。到了五代时期重修洞窟，缩小前室南北两侧，故将两小龛第28、490窟加以封堵，五代之后西夏时期，再次重修前室，将五代重修的前室以土坯封堵，形成第29窟的甬道。其中第490窟窟口处，五代封堵时使用别处移来的残“夹薪墙”，外面再垒上土块。此“夹薪墙”中间是用树枝编成，两面涂泥和石灰，然后绘上壁画，白灰皮面书写土红色“甲戌年”三字，推测应为914年，此即是重修的年代。此处“夹薪墙”显然是取已有材料，或属废物再利用。其实此方法也是我们今天文物保护工作中取材的方式之一。

莫高窟第53窟原修于唐代，原来的地面高度与第54、52、51窟及窟内北壁小洞第469窟在同一水平线上，宋代改建洞窟主室，将地面下降一米余，向西加深，封闭北壁小洞第469窟，在修建窟前的殿堂建筑时，又封闭了原建前室，加长了甬道。这种扩建维修属较大规模的工程。

莫高窟第75窟本属初唐一小型殿堂窟，晚唐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用土坯墙封堵了西龛，画了简单的一佛二菩萨像，南壁砌出一小台。这种维修比较奇异，不合常理。

(五)对窟檐、窟前殿堂建筑的修复或重建

此类维修资料非常丰富，可以说到了晚唐五代宋归义军时期，在大量重修前期洞窟前室、甬道时，修建、补修了大量窟檐，可惜保存下来的只有第427、428、431、437等有限的几座。考古资料证明，几乎每一座窟前殿堂建筑都曾有重修或重建的现象。其中北大像第96窟前大型殿堂建筑，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均可证明其经过多次维修、重修。最初初唐延载二年禅师灵隐与居士阴祖建北大像，当时外面的建筑为三层；到了晚唐张氏归义军乾符年间，张淮深改建北大像，增至五层，s.6161+S.3329+S.6973+P.2762《张淮深碑》载：

爰因蔸练之暇，善业遍修，处处施功，笔述难尽，乃见岩泉北大像，建立多年，栋梁摧毁，若非大力所制，诸下孰敢能为。退故朽之摧残，葺玲咙(珑)之新样。于是杼匠治材而朴厮，郢人兴役以施功。先竖四墙，后随缔构。曳其袱檩，凭八股之车卖轳，上墼运泥，斡双轮於霞际。旧阁乃重飞四级，靡称金身；新增而横敞五层，高低得所。玉豪扬采，与旭日而连晖；结脊双鸱，对危峰而争耸。

张淮深不仅对四面墙壁进行加固，又将已四层的窟前建筑扩建为五层，显然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翻修。

之后宋乾德四年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再对北大像建筑进行了维修，cH.00207《乾德四年(966)重修北大像记》：

遂睹北大像弥勒，建立年深，下接两层，材木损折，大王、夫人见斯颓毁，便乃虔告焚香，诿谕都僧统大师，兼及僧俗官吏，心意一决，更无二三，不经旬时，缔构已毕。

这次维修是对北大像及盾前建筑的全面维修。到了1936年敦煌乡绅集资再次维修，遂成今天之九层楼。

南大像的情况也类似，俄藏敦煌文献ⅡX6065《乘恩等重修莫高窟弥勒像帖》，记载的是公元817年前后，担任都教授的乘恩和尚组织敦煌僧团及窟主家族重修莫高窟“弥勒像”的通知文书，据马德先生研究，是对南大像第130窟维修的具体记载。从所记维修材料有大量的“林木”，配合有“白土”及“色、彩、麻、胶”等分析，乘恩主要是对窟前殿堂和木构建筑的维修。因为时隔南大像创建六十余年，窟家人也参与其中，不大可能这么快就对窟内壁画和大像进行大规模的维修，当然小规模修补工作可能存在。

(六)后期为了作功德对前期洞窟的整体重修

这样的情况在莫高窟主要集中在曹氏归义军晚期及沙州回鹘和西夏时期，有大量的北朝隋唐五代洞窟可以说是“从头到脚”被全面重修，前期壁画完全被后期壁画覆盖，涉此资料丰富，此不一一列举。刘玉权先生对西夏、沙州回鹘洞窟的分期文章，交代非常清楚。另可见关友惠先生之相关讨论笔者也有专文讨论，可供参考。

(七)家族后人对本家族家窟的不断维修

莫高窟洞窟营建，有很浓厚的家族特色，历代大家族多有功德窟。一般而言，一个有一定势力的大家族集团在敦煌总是要持续几百年时间，既然以家族的名义营建功德窟，则必会受到本家族后人们的礼拜与维修。

前述南大像第130窟由乘恩和尚组织维修，窟家也参与其中。最具代表性洞窟即莫高窟第220窟，据洞窟下层发现的五代初翟奉达所写《检家谱》和窟内题记可知，该窟最早由翟奉达的九代祖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翟通于贞观十六年(642)创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在甬道南壁开一小龛，内画壁画，有吐蕃装供养人；晚唐时甬道南壁小龛下再画佛像等。从这些小规模工作结合翟家一直有人在敦煌生活历史分析，这些重修当为本家族人所为。到了五代925年时，翟通的第九代孙敦煌历学博士翟奉达组织家人再次重修家窟，在甬道北壁画一铺“新样文殊”，还画了当时家族的主要供养人并书写《检家谱》。再到宋时，翟家人再次重修，这次的规模比较大，也是当时重修洞窟的风气和常见作法，整体重修，在窟内壁画上整体再画一层壁画。非常有意思的是，当时人看到初唐精美的壁画净土变等，可能是觉得这些壁画太精美，艺术水平太高，故没有舍得破坏前期壁画，直接在壁画上起地仗然后画壁。因此，1943年常书鸿先生和罗寄梅一道剥离表层宋代壁画时，露出底层初唐壁画，几乎是“毫发无损”，而且由于近一千年被保护在表层壁画下部，没有受到自然风化作用，因此非常鲜艳，几同新画，成为今天我们看到莫高窟初唐绘画的代表作。此可谓敦煌壁画保护史上的奇迹和佳话，值得我们大书特书。如此推理，敦煌石窟中还会有为数不少的类似的壁画被保存在一些洞窟表层壁画的下面，有待哪一天人们重揭其神秘面纱，也必为敦煌美术史、中国绘画史增添不可预知的重要资料。

P.4640《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记载了敦煌李氏家族在莫高窟再修之功德：

故府君赠右散骑常侍，生前遇三边无警，四人有暇于东皋。命驾倾城，谒先人之宝刹；回顾粉壁，念畴昔之是(遗)踪。瞻礼玉豪，叹鸿楼之半侧。岂使临(林)风透闼，哀陈(埃尘)宝坐(座)之前；崦岭阳乌，抱(此衍)曝露荼毗之所。嶝道之南，伏有当家三窟，今亦重修，泥金华石，篆籀存焉。于是乃募良工，放(访)其杞梓，贸材运斫，百堵俄成。鲁国班输，亲临胜境。云霞大豁，宝砌崇墉。未及星环，斯构矗立。雕檐化出，巍峨不让于龙宫。悬阁重轩，晓万层于日济(际)。其公乃以(功大矣)，笔何宣哉。

上记“重修”的李氏“当家三窟”，公维章先生认为有可能是第133、134、135等窟，但无定论。不过，碑记留下了莫高窟历史上家族窟维修的真实历史记录。

(八)彩塑重妆

彩塑在洞窟中保存的情况，整体而言比较差，有相当一部分已毁，保存下来的大多数也程度不同地经过后期的不断重妆，或上彩，或重塑。其中最为严重的情况发生在清末至民国年间，有相当数量的洞窟彩塑被按照当时艺术工匠们的意愿和艺术审

美进行了改造，把本来非常精美的艺术品搞得不伦不类，至为可惜。但是这种行为在当时的人们眼中，或在他们的理想世界中，是一种信仰及在这种信仰带动下的保护维修工作，其中王道士主持下的作品最具代表性。

(九)洞窟发生火灾后的重修

据考古资料显示，莫高窟窟前殿堂建筑遗址，有几座系因为发生火灾而遭到破坏，其中包括第72窟窟前殿堂建筑到明清时期，人们又在原来的废墟上建小型殿堂。像这样的火灾也必然影响到洞窟壁画彩塑，其中代表即莫高窟第408窟，其原为一隋代小型洞窟，现表层壁画全为回鹘时期所重绘，但我们从窟内几处表层壁画残破的地方观察到，下层壁画被严重熏黑，且非一处，似为发生火灾而非生活中用火所为。考虑到公元900年甘州回鹘兵曾火烧过莫高窟的金光明寺，当时不仅金光明寺被战火烧毁，而且也有个别洞窟被回鹘人烧毁。由于旁边回鹘代表窟第409窟内画回鹘王子王妃供养像，如果推测不错的话，第408窟被甘州回鹘人破坏，马上得到沙州回鹘人的重修。

四清沙扫窟

由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气候的关系，莫高窟自建窟以来时刻面临着风沙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破坏，在窟前地面、洞窟前室及甬道极易形成积沙，崖顶流沙又对崖面露天壁画、窟檐殿堂建筑及彩画、洞窟敞口前室壁画等均造成程度不同的打磨损坏。正因为如此，洞窟清沙、扫沙或诸如此类的活动文献中多有记载。直到今天，洞窟防沙治沙仍是敦煌文物保护的主要工作之一。现窟顶有科学的防沙网和防沙林带，窟区每天有人定时清扫积沙，洞窟均装上了防沙的铝合金门，即使如此，洞窟内佛像和壁画上的历史积沙，仍未得到清理，长时间形成微尘，有的已成为影响壁画彩塑的病害之一，亟待清除，以给佛像、壁画轻装换新颜。

下面就历史时期敦煌僧、俗在莫高窟防沙治沙事例作一简单勾勒。

(一)清沙重修

P.2641V1《推沙扫窟重饰功德记》记载公元948年冬天至949年夏天，归义军小吏安某组织家人重修了莫高窟第129窟：

偶因团聚，思想仙岩，诣就观瞻，龛龛礼谒。推沙扫窟之次，忽见南大像北边一所古窟，摧残岁久，毁坏年深。去戊申岁末，发其心愿；今己酉岁中，方乃修全。以咨推沙扫窟，崇饰功德。所申意者

第129窟盛唐时没有完工，中唐时补绘部分壁画，此次重修，主要是对前室、甬道的补绘，主室画安某家族供养人群像。由功德记可知，戊申(948)年冬天安某和家人在莫高窟巡礼洞窟时，第129窟由于长时间无人管理，窟内积沙应该很厚了，因此“推沙扫窟”成了首要的工作，然后再重修补绘该例也为我们提供了洞窟清沙与重修相结合的案例，属敦煌古代文物保护史上有趣的现象，有效地保护了窟内的文物壁画。

(二)一般的扫沙功德

沙子既然是敦煌石窟面临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则清沙自古以来即为寺院僧人和窟家的功德，实为保护措施。

s.6405《僧恒安谢司空赐疋段状》：

口恒安。右恒安二月廿日，敦煌县令宋智岳使回，伏奉委曲兼疋段等，跪授惊惕，无任战惧。且恒安生自边土，智乏老诚，才业荒残，学无所口，(司)空仁瑞，天与孤贞，槐　口，伏蒙司空猥录蠢蝓，远寄缣缃。愿持扫洒之功，巨答丘山之福。限

以夔阻，不获随状陈谢，谨录状上。

恒安为了报答司空赐疋段，表示愿以扫洒之功，以报答司空之恩德。显然他所说洒扫，包括寺院和洞窟，在敦煌洒扫工作免不了清沙扫窟，由此可见古人对清沙之重视。

莫高窟第65窟西龛南侧边饰西夏文题记：

甲丑(按：当乙丑)年五月一日日(?)，全凉州中[多]石搜寻治，沙州地界经来，我城圣宫沙满，为得福还利，已弃二座众宫沙，我法界一切有情，当皆共欢聚，迁于西方净土。

传统意见把此题记理解为西夏人在莫高窟最早建窟的记载，具体断为1085年。事实上我们并不如此理解，关友惠先生就第65窟及西夏文功德记作了特别的说明，认为并非西夏人在洞窟施工间歇所写，而是洞窟完工后西夏人所为。此说比较合理。由题记可知，主要是西夏人来莫高窟清沙的功德记载，不仅清理了第65窟的积沙，至少还清理了另一座洞窟的积沙。

榆林窟第25窟前室甬道北壁有一则西夏文题记：

雍宁甲午(1114，西夏崇宗李乾顺时期)初三月一日日，寺院出家众贤行善者酩布觉，弃除榆林寺庙中沙，以此善根，利诸生故，迥敬菩提方。

这次的清沙活动，似乎是针对整个榆林窟洞窟，因为榆林窟到西夏时也就三十余窟，相对易于清除，不像莫高窟，要一次清除所有积沙洞窟谈何容易，因此只能有选择性。

以上属一般之清沙活动，但正是这些平常的清沙功德，才保护了这些精美的艺术品。

(三)岁时节日、窟上迎来送往等各类活动时洞窟清沙及日常管理洞窟扫沙

莫高窟是敦煌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每年各类岁时节日如除日、元日、上元日、寒食日、冬至及佛教节日诸如佛诞日、盂兰盆节、腊八节期间，在“窟上”都会举办各类活动，如燃灯、行像、竖幡、斋会、祈福、赛天王等；另在一些重要功德主洞窟开工、上梁、完工开光期间，也要举行盛大的庆贺法会在“窟上”还要经常迎送节度使、都僧统、大和尚等官府和僧团领袖人物，在这些活动期间，人们要礼拜洞窟，则洞窟管理人员事先要清扫洞窟，燃灯行香。著名的《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记载公元951年腊八夜莫高窟“遍窟燃灯”，僧政道真负责具体的工作分配，发出帖子通知各责任人，在分配完任务后，通知特强调：

右件社人依其所配，精心注炙，不得懈怠、触秽。如有阙燃及秽不净者，匠人罚布一匹，充为工廨，匠下之人，痛决尻杖十五，的无容免。

交代非常清楚，燃灯的同时要加强“卫生”，在洞窟中“打扫卫生”必有扫沙之工。

长年不断的节日、迎来送往和人们的礼拜活动，促使管理者及时清理窟中积沙。P.2049V2"粟七斗，僧录窟上易沙用”，“粟七斗，僧录窟上易沙，众僧及学郎等用”，甚至出现专门的“扫窟人”，像莫高窟第61窟西夏供养人“洒扫尼”即是其中之一。有的参拜者也加入洞窟清沙行列，前述莫高窟第65窟、榆林窟第25窟西夏文题记所记最为典型，均为洞窟保护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五佛经修补

藏经洞五万余卷佛经写本，绝大多数都是残卷，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其中部分残破更严重者仅存碎片，部分属后期补修过再使用的情况。《俄藏敦煌文献》第10册以后所刊佛经，大多为残片，莫高窟北区所出佛经也以残片居多。因此对古人而言，也时刻面临着如何处理废旧佛经的问题，其中佛经修补工作不可避免。敦煌文献恰有记载，敦煌研究院藏0345、北图续0329，是长兴五年(934)在莫高窟的三界寺沙门道真发愿“寻访古坏经文，收入寺中，修补头尾，流传于世”而为三界寺收集佛经的目录，其中利用旧佛经“修补头尾”是主要工作之一，后来三界寺所藏完整的《大般若经》一部就达六百余卷，其中大概就有道真“修补头尾”的贡

献。而对于藏经洞佛经的残破及具体的修补情况，可参见《英藏敦煌文献(非佛经以外部分)》第14册公布的大量图版，非常形象，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在此不一一列举。仔细观察可知，古人修复破旧佛经，主要采取利用废旧残经纸片粘贴的办法，和我们今天的佛经文书修补二者之间有相似的理念。只是古人修补佛经时，只注重最后的使用效果而不太注重经卷的审美，并没有“修旧如旧”，因为使用了色泽、质地、时代不一样的废纸导致修补疤痕相当明显。这大概也是材料受限，不易找到完全相同的废纸的缘故，毕竟在古代纸张是非常珍贵的物品。

六余论

――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古代敦煌文物保护工作者

古代敦煌佛教寺院、洞窟、造像、佛画、佛经的维修工作分别由僧人、画家、各类工匠完成，他们中间有一般的僧人、工匠，也有高级的僧人、工匠；至于像一些土木工程、洞窟清沙等工作，也由寺院与洞窟管理者、窟家及外来礼佛的一般信众承担；佛经修复则有道真等高级僧人参与。他们都是敦煌古代的文物保护工作者，都对敦煌文物的保护工作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古代的“工”与“匠”是两个概念，分别可以理解为“良工”、“巧匠”，他们个个身怀绝技，这在大量的功德记文中有记载，完全是褒意，受到时人的尊重，和我们今天的理解有所不同。

s.3905《造窟上梁文》记：

梁栋刻仙吐凤，盘龙乍去惊天。便是

上方匠制，直下屈取鲁班。马都料方口且

空，绳墨不道师难。

P.3302V2《长兴四年(933)年河西都僧统宕泉建窟上梁文》：

儿郎伟凤楼更多巧妙，李都料绳墨难

过……康博士能行斤斧……张博士不曾

道病，到来便如琢如磨……

敦煌古代工匠有相应的组织，或为行会，或为画院组织，还有的加入到归义军官府，成为归义军专门人才且往往有官衔。工匠组织内部的级别，最高一级都料，属行业规划、指挥者。s.3929记画匠都料董保德，不仅是画行的头目，而且是归义军的“节度押衙”。其次为博士，是具备过硬专业技术、可以从事高难度技术劳动并可独立完成所承担的每一项工程施工的工匠。汜振英是一位“泥博士”，曾为人修建过一所佛堂。寺院与石窟的修建需要大量的泥博士。师(先生)则主要是画塑行业的，大概属高一级工匠。匠即是一般的技术工人。生(人)，属于跟随师傅作业的低一级工匠。人夫，即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一般劳动力。

(二)古代敦煌各项文物维修保护工作配套所需人员、材料、设施及工作伙食供应和招待

前述各类寺院维修、崖面加固、洞窟续建、补修、重修、清沙等与文物保护有关工程的进行，都需要相应的人员、材料、设施及对参与人员的伙食供应等，敦煌文献中有零星资料可反映一二。其中P，2049v《后唐同光三年(925)正月沙州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所记最为详细，反映名目也最全面，涉及各种活动参与人员的构成、活动工作内容、工作人员伙食供应及招待等。

下面按类别就有关条目摘要罗列并说明如下。

1.参与工程人员成分

“布壹疋，僧官修窟油价入”。“面柒斟，僧官画窟时造贴顿局席及众僧等用”。看来僧官也参与修窟、画窟工作。事实上我们由CH00207和，ⅡX6065两份北、南大像重修文书所记可知，像敦煌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归义军节度使及其夫人、佛教界最高领袖都教授、都僧统都曾参与寺院或洞窟维修，至于各类工匠参与其中，则属常理，资料颇多，无须一一列举。

2.工程设施

“下棚(彭)”，指在窟上搭建维修洞窟、加固崖面、窟内画壁等使用的脚手架，是莫高窟各类工程必须配套的基本设施。“粟贰斟，僧官窟上下彭回来日沽酒众僧用”。“粟叁斟，僧官窟上下彭时沽酒看煮油人及近夜看判官众僧食用”。“粟叁斟，窟上官下彭请僧统僧政录看饭食用”。“粟柒斟，马家付僧官东窟下彭用”。“面肆斟，僧官窟上造下彭时看当寺徒众及破除日看判官等平(用)”。“面壹斟，造胡饼窟头下彭回来日众僧兼看判官点心用”。“查叁饼，窟上下彭烧焙用”。“面贰斟，官窟下彭时，付善子取乳酪用”。

3.官府、寺院或僧官看望招待工程人员

官府、僧官等常有对各类工匠参与人员的看望活动。“粟贰斟，诸判官窟上看画师日沽酒用”。“粟壹斟，沽酒修寺院日看泥匠博仕用。粟壹斟，其时与泥匠用”。“油壹胜半，僧官屈画匠贴顿用”。净土寺的算会帐目，所记内容大多涉及寺院对各类人员的伙食招待。

4.寺院工程分类

该文书所记大量的“僧门造设”，应该包括寺院与洞窟营建、维修，平日则以维修为主。“麦叁硕捌斟，西库内付酒本冬至岁僧门造设兼纳官冬坐局席并西窟覆库用”。“麦两硕伍斟，卧酒冬至岁僧门造设纳官并冬坐局席兼西窟覆库等用”。“油肆胜，僧门造设纳官用”。这些是大的概括，没有特指，因此工程分工不明。

以下项目则分工是明确的，如寺院钟楼建筑工程施工、上屋泥、修基阶等等：

“粟柒斟，亦与马家付本卧酒报恩寺起钟楼人助用”。“面柒斟，寺院和泥及上屋泥修基阶叁日，众僧及功匠解斋斋时夜饭等用。面叁斟，修造了日，众僧及泥匠斋时食用”。“面柒斟伍胜，修佛殿上屋泥三日，众僧解斋斋时用”。“油叁胜，六月修寺院及上屋泥三日中间，众僧解斋时用。油壹胜，修造了日，众僧及泥匠斋时用”。“面壹斟，酉年二月六日，修补行像塑匠食用”。

5.释门以外工程

释门以外工程，即除寺院、洞窟等佛教建筑设施以外工程。“粟贰斟，垒监团街日沽酒众僧吃用”。僧人参与街道垒墙工作。“油壹胜，西窟修堰僧食用”。“面叁斟，西窟上水修堰众僧食用”。僧人参与西千佛洞各项水利事业，当然也与洞窟保护密不可分。“面叁豆斗伍胜，垒园墙两日众僧食用”。“面贰斟，垒园墙斋时用。面叁斟，弟二件垒园墙解斋斋时食用。面壹斟，园内易墼斋时用”。参与垒园活动，该项工程有可能属于寺院或窟上，也有可能属于归义军官府。

6.工程材料

本件寺院帐目文书虽然没有过多记载各类营建、维修工作所用材料，但是前文所述像第130、96等窟的维修均有涉及，可供我们参考。详细的情况笔者拟另文专论。

(三)修复理念

文物保护工作，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修复理念，今天的文物保护秉承“尽量保持文物原貌”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在古代敦煌，人们在进行文物维修时也一定有他们的理念。据我们在前面的相关考察可知，当时人们似乎没有完全相同的理念，但他们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尽可能会考虑到维修对象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如中唐人对第180窟窟顶和五代人对第446窟窟顶壁画补绘。但更多的事例表明，古人们主要考虑的是寺院建筑和洞窟空间的完整性，甚至新鲜感(这一点很像历代及内地民间对寺院的做法)并以维修当时所流行的题材进行创作式的修补，最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这种维修的结果，古人的感觉一定不错，至少是得到功德主的首肯的。到了今天，通过我们的眼光，皆是文物，皆是艺术精品，因此其意义同样重大。当然，我们今天的文物维修工作断不能仿效古人的这种作法，如在古代文物艺术品中加入现代流行的相关题材内容，则必成笑柄!

后记：2010年12月，我们应邀为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中心的职工进行敦煌历史与艺术培训，考虑到学员们的职业特点，拟谈谈古代敦煌文物保护概况，这一想法得到中心领导和同仁们的大力支持。限于时间关系，草草写了个稿子，但和大家一起交流，反响热烈。后来我们又和院保护方面的专家作了讨论，觉得有必要就此问题作专题研究。值此因缘，草成此篇，求教于敦煌学及保护方面的专家学者。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保护专家赵林毅、王小伟、郭青林、马赞峰、于宗仁、李燕飞、武发思等同仁的大力支持，谨致谢意!另得到原中心副主任李四存先生的大力支持，文未发，李主任因病仙逝，谨表深切怀念之情!

参考文献：

[1]马德，10世纪敦煌寺历所记三窟活动[J]，敦煌研究，1998(2)：80～88.

[2]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志[J]，敦煌学辑刊，1988(1／2)：70―80.

[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3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360，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