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的民族政策

【摘 要】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从无到有，提出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文化政策，内容涵盖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积累了经验。但同时由于经验的不足和对苏联模式的照搬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早期民族政策的制定上走了弯路。

【关键词】民族自决；民族团结；平等

1、中共早期面临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不断探索，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如何处理中国复杂的民族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不久的时候就面临着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当时的党在这方面的思想不够成熟，所以党初期的民族政策具有明显的苏联痕迹，主要就是表现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民族自决”的思想。

2、中共早期所制定的民族政策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个宣言明确提出了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自决”、“自治”、“民主自治邦”和建立联邦共和国的主张。这次大会通过的决议和宣言特别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回疆建立共和国。1923年中共三大制定的党纲草案再次明确提出：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国本部”的关系，“由该地民族自决”。在地域上出蒙古、、回疆外增加了青海。1928年党的六大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口号里面明确提出：“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在中央苏区，还通过立法形式把“民族自决”予以肯定。这样“民族自决”就成为党早期关于民族政策的主要的主张，以至于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为独立的国家的权利”。？由此可知，中共在创建之初，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解决，在建国形式上主张采用邦联制，在民族关系上主张自决，建立联邦制共和国。

2.1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政策

1922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阐明了“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方针。土地革命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将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作为民族工作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建立民族学校、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措施。中共在建党初期就在《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1927年11月，《土地问题党纲草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了一系列帮助少数民族提高文化水平的具体目标。同时在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中提出了“开办苗瑶简易学校”，1930年前后成立的广西左、右江民主政府提出：劳动人民子弟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并创办了劳动小学、列宁小学、妇女识字班等，保障各族群众的教育权；此外，中国共产党还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1931年11月，《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生产，必须建立完全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学校。1934年初，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强调：苏维埃政权保证劳苦大众受教育的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实行完全免费的教育，引导各族青年参与到政治、文化生活中来，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

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中共也在早期进行了探索。1923年底，在、邓中夏等的帮助下，北京蒙藏学校的蒙古族青年荣耀先、李裕智、乌兰夫、多松年、佛鼎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传播革命刊物《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等，参加革命运动，后来他们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组建了党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支部。此外，中国共产党还有组织、有计划的选派少数民族青年赴黄埔军校、各地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甚至派遣他们去苏联中山大学和第三国际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办的党务大学深造或赴法国勤工俭学。井冈山根据地开辟后，党积极吸收民族干部参与到根据地的管理中。《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提出：“尽量引进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并且坚决的反对一切的倾向。”1932年2月，党中央《给四川省委的信》强调：必须团结夷民中的先进青年，通过培训提高其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以造就夷民自己的干部，为夷民的解放斗争做准备。1934年7月7日，《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内蒙党委员会的信》针对内蒙民族问题，强调：“必须建立蒙民族的独立支部和小组……加强在这些组织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经常提拔与培养蒙古劳苦群众中的干部，健强支部与小组的生活”。

2.2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对民族风俗习惯的理解并不深刻，仅从差异上把握，没有提出具体政策。随着土地革命的开展以及与少数民族接触的增多，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复杂性日益显现。为此，党专门制定了关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政策。1925年10月，中共四届一次扩大执行会通过的《关于蒙古问题议决案》指出“宣传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风俗言语及其它特点”。1926年12月，《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中指出：“汉族不得故意诬造侮辱苗瑶的言论”。这实际上包含了汉族必须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内容。这些政策的制定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民族压迫的主张。

同时，中共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做了大量的调查作为决策依据。1929年6月25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讨论组织问题结论》提出：各地党组织必须尤其重视对少数民族生活状况和风俗习惯的调研，将其作为制定民族政策的参考。1930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在谈及“政纲问题”时，强调由于蒙古族长期的游牧生活和“纯粹的封建统治制度”，“它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是特殊的”，因此，“必须按照当地情形，具体定出各种办法执行这一通告，发动内蒙群众拥护中国红军及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进攻的广大运动”。这些思想的提出说明党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特殊重要性，要求在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之下，加强少数民族的调查工作，把民族风俗习惯政策贯穿于民族政策的始终。

2.3关于少数民族宗教的政策

在关于少数民族宗教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主要提出一下方针：第一，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将信仰自由和反对宗教的自由并列而提出，是宗教政策的一种进步。第二，信教与不信教者在法律面前平等突显了党反对宗教特权与宗教歧视的根本立场。第三，没收教会土地给农民使用。宗教土地政策是在土地革命的背景下提出的，带有浓厚的时代特征与阶级色彩，这种“没收”的方式存在历史的局限性。

2.4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

民族语言文字是民族的基本特征，对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21年到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坚持“维护各民族语言平等，反对任何语言特权”的思想，既重视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又提倡运用民族语言文字，制定且实施了相关政策：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强调：苏维埃政府扶助“弱小的或者落后的民族”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保护、发展民族语言文字作为纲领纳入宪法中，为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1年11月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1934年4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重申了这一方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也出台了具体政策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其次是大力推广运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规定：“在其他民族工农分子中用其民族语言以便于工作”。1930年11月5日，《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指出：内蒙各级党组织，应“建立经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出版汉蒙两种定期刊物”。1931年11月，《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提出：苏维埃政府应设立民族语言文字的编辑馆、印刷局，要求在民族地区的党政机关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办公。这些政策的制定在对少数民族文字保护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3、中共早期的民族政策的特点

3.1融入了民族平等的思想

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是各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其成立伊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族平等的主张，既承认和坚持形式上、法律上的平等，也着力实现事实上的平等。中国共产党民族平等的主张是彻底的，也是涵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方位的，其中包括少数民族文化的平等。党的民族文化平等思想从一开始就根植于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之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所采取的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实行自由、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措施，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文化平等的追求和对民族文化权利的维护。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所制定的民族文化政策，不仅满足了少数民族群众保护、发展民族文化的迫切要求，而且使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各民族人民谋利益的党，是能够领导中国各民族解放事业的党。

3.2初步与革命实践相结合

1921年到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在发展上具有明显规律性：由土地革命前的宏观性政策向土地革命开始后的具体化、多样化政策转变。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同各族群众有了更为直接地接触后，加深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认识，促使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民族文化政策。比如：《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解放苗瑶决议案》提出了“开办苗瑶简易学校”的政策；《关于内蒙工作计划大纲》根据蒙古族较广泛的特点，积极宣传“政教完全分立，信教自由”的主张；《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决议案》提出“用苗族自己的语言文字。这些发展苗族的文化”的措施，都是民族文化政策与民族地区实际结合的典型。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自主性、针对性明显增强，逐步摆脱了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影响，走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

3.3存在一定的不成熟

建党初期是党民族文化工作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制定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初期党的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成熟。这种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残酷的革命环境中，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受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较大，在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有着较多矛盾的地方。二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基本概念的认识上还不甚清晰。常常把迷信与宗教混为一谈。当然，这种不成熟只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期的一种体现，这个时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主要方面是进步的，也是基本符合各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政策从无到有，反映了党解决少数民族文化问题的探索过程，体现了实践对少数民族文化政策发展的推动作用。尽管中国共产党早期少数民族文化政策还不够成熟，但是在革命实践中加深了对少数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拓展了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迈出了因地制宜制定与实施少数民族文化政策的步伐，为少数民族文化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陈梧桐.《中国民族关系史讲稿》

[2]范文澜.中国通史[M].人民出版社，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