闺阁内部的文学空间

[摘要] 康熙年间，是明清女性诗歌从“闺外”转向“闺内”的重要节点。这一时期的女诗人自觉在创作中实践着温柔敦厚的礼教要求与清新雅正的诗学宗尚，改变了晚明以来才女追求文人化、男性化的风尚，并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深细视角与温婉情感书写家庭生活，在古代诗歌畛域内开辟了富于性别特色的文学空间。

[关键词] 康熙时期；女性诗歌；文学空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5-0076-05

作为古代女性诗歌史上的首个创作高峰，明末清初时期不仅作品数量激增，诗歌题旨亦呈现出风云变幻的宏大气象。得益于江山鼎革带来的地理流动与社会动荡，女诗人突破闺门之限，行踪所至广泛结交，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创作风貌：“或洁似清霜，遥听鹤唳；或雄如飞电，迅激驰马呙。或急湍奔涛，龙门之水；或危峦绝山献，丹青雁宕之霞。”①其空前成就，已多为海内外学者所发覆。而康熙时期女性诗歌的创作特征，需要放在这一诗史发展的背景中加以总结。

随着社会趋于稳定，康熙时期女诗人逐渐失去了易代之际那样宽松的创作氛围。其视野只能集中于闺内，书写诸如养老抚幼、思夫悼亡、节候变迁、同伴嬉戏之类的家庭日常生活与人伦情怀。女性涉足闺外书写的广度、深度与频度，对闺阁书写的态度与评价，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然而，作为女性无可取代的生活空间，“闺阁”无疑才是女性诗歌本色所在。明末清初女性特殊的文人化、男性化的创作风貌，固然打破了世人对闺阁脂粉习气的陈见，却因为题材旨趣刻意趋近男性而淡化了性别特征。对于承平之世的女诗人而言，或许生存空间的逼仄限制了诗歌的格局，或许思想文化的凋敝造成了境界的平庸，但她们却已开始探索更为契合自身的创作领域，这一视野的“内转”，便是推动女性创作展示出自家面目的契机。

一、雅正敦厚：康熙时期女诗人的时代精神

康熙前期，海内耆旧凋零，明清之际影响力较大的家族女诗人群体，如吴江叶氏、桐城方氏、山阴祁氏、嘉定侯氏等，到此期已风华不再。而在清初文坛名噪一时的“诗媛八名家”等亦相继离世。以蕉园诗社为代表的“国朝”女诗人登上诗坛，开启了康熙时期女性诗歌的崭新面目。

康熙时期的女诗人因活动范围缩小，诗人群体多由家族亲缘关系联结而成。影响力较大的有苏州“张氏姊妹”及杭州“蕉园诗社”诸子。张氏姊妹共七人，包括张学雅、张学鲁、张学仪、张学典、张学象、张学圣和张学贤。“蕉园诗社”则以“蕉园五子”柴静仪、钱凤纶、林以宁、顾姒、冯娴为核心，凭借群体的声势突破了闺阁的掩蔽，造就了一时声名：“吾乡闺媛能诗者，惟蕉园五子更倡迭和，名重一里，迄今六十年来，风雅衰，良可叹也。”[1]除张氏姊妹、“蕉园诗社”以外，康熙时期代表性的女诗人还有王慧、吴永和、陈皖永等。试举其生平如下：

王慧（1639―？），字兰韫，江苏太仓人。学士王长源女，诸生朱云集室。《苏州府志》载其“早丧所天，帘笼深掩，所著凝翠楼集不示外人”[2]。集中大半为其与表妹唱酬之作。卷首唐孙华评曰：“琬琰为心，绮绣成质，长律或至千言，古体辄成数十韵。吐属风华，气体清拔，学富而才长，采高而音亮。”②有《凝翠楼诗集》四卷。

吴永和（1656―？），字文璧，江苏陵（武进）人。吴敬承女，庄澹庵从女，董之璜妻。成婚一月夫即出游，未几而染病，归家数月即卒。自后吴永和“嫠居屏去笔墨，有请益者辄不应，曰：‘此非未亡人事也。’性度凝重，遇可喜事未尝露齿，极拂意不闻怨怒声”③。有《苔窗拾稿》四卷。

陈皖永（1658―？），字伦光，号汲云老人，浙江海宁人。举人陈之暹女，杨妻，女诗人徐灿从女。诗人自称：“结后，酒食组纟川是议。不暇多作，偶有小咏，以非女子事，即弃去。间有所存，夹注于米盐籍内耳。”④有 《素赏楼诗稿》八卷、《破涕吟》一卷。

在这些代表性的女诗人的自我书写与他人记录中，呈现出大同小异的生活轨迹与思想观念：以夫家为重心、以吟咏为余事，韬光养晦，帘笼深掩，内言不出。这自然要归结于清廷强化女教推行力度，致使女诗人的生活空间与创作个性受到限制。清廷入主中原，对于汉族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格外重视，维护风教、倡导节烈之风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清廷颁布《内则衍义》，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年），蓝鼎元撰《女学》，又进一步强化女教规范。随着清廷政权逐渐稳固，文化控制也更为严厉。统治者对于儒家传统诗教极为重视，倡导雍容典雅的诗学观念。男性文人为女性所撰序跋，也多从风化的角度着意引导。毛际可《古香楼集》序中赞扬钱凤纶云：“而比事属词，尤合于风人之旨。”⑤林云铭作《墨庄诗钞序》言：“至于离合悲欢之词，咸得性情之正，有合于风人之义，则夙具异禀，所得于天者厚也。”⑥唐孙华序王慧《凝翠楼诗集》云：“观其寄兴遥深，措词雅正，真有合于二南国风礼义之训，而非后世玉台之篇，香奁之咏，纤妍柔曼者所可同日而语也。”②据统计，康熙朝六十年间，女诗人数量较明末清初有所减少，存世诗歌总集亦寥寥无几。或许因当时女性受内言不出于阃之约束较深，以双亲、丈夫、儿子为生命之重心，故纵有才华亦自觉沉潜于深闺，不欲显扬于世，更不用说如明清之际女诗人一般，直接与四方名流往来酬酢了。“蕉园诸子”虽名噪一时，但诗社中人并无露才扬己之心。林以宁《赠言自序》：“因思廿有三载以来浮沉世俗，即探讨载籍中，曾不一殚圣贤之旨。以孤母氏望而幸辱数子之知，谓可窃附艺林，因辑而银河之为若干卷。归而献诸堂上，谅必有以解母氏之颜。而因自文其固陋也。若谓以是诩于人而求知于世，余心鄙之弗为耳。”⑦恭谨、内敛、无争，成为康熙时期女诗人共同的生存姿态。这与明清之际女性强烈鲜明的求名意识，与挣脱性别桎梏、见知于世的自觉要求形成了对比。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10月

第30卷第5期吴琳：闺阁内部的文学空间

当女性生活空间趋于狭窄，其文笔也自然深入到寻常生活。陈皖永《小窗》反映了女性出嫁前的生活状态：“小窗宜静坐，竟日不开帘。破闷书千卷，同愁镜一奁。”⑧毛《小春》中温谨规矩的少女形象亦为实录：

小春人更倦，坐觉微寒侵。衰草已失绿，红梅缀疏林。

沉水焚欲尽，薄酒还自斟。筒内韬细笔，壁间静瑶琴。

古人于此时，凝神以正襟。谁知深闺里，亦惕坚冰心。[3]

出嫁前幽闭深闺、娴静贞洁，成婚之后则操持家务、勤勉婉顺，在这种秩序井然、时空幽闭的生存状态下，女性家室之累的感叹不时发诸笔端。王慧《重九怀羽卿》称：“同临月下人，暌违岁已二。非缘踪迹疏，各有家室累。”②又《哭韫玉妹》云：“玉兰枯莫问天，那堪家累苦相煎。愁无可语方为酷，病不求医更可怜。箧底常馀典衣券，笔端时给买花钱。半生劳瘁因儿女，辄对咿嘤重泫然。”②朱柔则《举第四子》亦自叹：“齿过四九非青岁，莫怪容颜渐憔悴。带病宁辞十指劳，居贫况有多男累。”⑨

康熙时期女诗人不仅在创作题材、风格上均退回到传统闺阁的范围，其观念、心态亦随生存空间的缩小而趋于保守谨慎，典雅庄重、温厚和平的作品成为一时之正宗。柴静仪被蕉园诸人公推为“祭酒”[4]。徐德音《和芷斋侍史》评价云：“蕉园诗社重凝香（柴静仪凝香诗最佳），作手今推在璞堂。”[5]柴静仪是传统女教的自觉遵守、实践者，在《与冢妇朱柔则》一诗中，对勤俭辛劳的为妇之道有所阐发：“深闺白日静，熏香垂罗帱。病起罢膏沐，淡若明河秋。自汝入家门，操作苦不休。苹藻既鲜洁，牖户还绸缪。丈夫志四方，钱刀非所求。惜哉时未遇，林下聊优游。相对理琴瑟，逸响随风流。潜龙慎勿用，牝鸡乃贻羞。寄言闺中子，柔顺其无忧。”⑨这种温柔敦厚的生存哲学必然深深影响其诗歌旨趣，在另一首《诸子有问余诗法者，口占二绝句，直抒臆见，勿作诗观》中，柴静仪还直接阐发了自己的诗学主张：“汉诗精义少人知，座咏行吟自得之。更诵葩经与骚些，温柔敦厚是吾师。”⑨

柴静仪之所以受到时人的推崇，奠定“蕉园诗社”宗主的地位，正因其温柔敦厚的诗学旨趣符合了时代潮流。林以宁《柴季娴〈北堂诗集〉序》云：“《凝香》名咏，乃贤媛之初集。《北堂》命什，识孝子之追思。……授书母氏，传壶德之幽闲。”⑥胡孝思《本朝名媛诗钞》按体裁编排，各体均以柴静仪冠首。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赞其《凝香室诗钞》“本乎性情之贞，发乎学术之正，韵语时带箴铭，不可于风云月露中求也”[6]566。柴静仪诗法杜甫，循规蹈矩，将其作为雅正风格之代表，也进一步反映出“蕉园诗社”主导性的诗学宗尚。

二、回归闺阁：家庭题材的开拓深化

“国朝”女诗人大多出生于顺治时期，成长在相对安定的大家庭中，处于固定的关系圈内。较之动乱时期女诗人家庭离散、“骨肉自此情意疏”的局面有了极大不同。以家族为基础的亲缘性群体成为诗歌活动的重心。女性在这个稳定而安全的交际圈内分题角韵，切磋交流。而与家人相处的人伦情感，也成为康熙时期女性诗歌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第一，女诗人以家庭为核心的人生观，受到男性游幕旅宦生活方式的冲击而激发了创作动力。她们用发乎情、止乎礼的方式，表达一家团聚的情感需要。

男主外、女主内的生存格局，就意味着女性在感情的天平上向着家庭倾斜。其诗作亦往往以对家庭的留恋，映照着男性在功名上的热情。女诗人大都出身于官宦之家，虽享有优裕从容的物质生活与安逸平静的读书环境，但父亲时时宦游在外，因而女诗人笔下，多劝父莫淹留在外，表达思亲忆远之情。林以宁曾作诗《忆父禹都》，表达终年难得与父亲相见的伤感：“晓登百尺楼，遥望中条山。天际有白云，日夕自往还。去来何寥邈，引领难追攀。谁云生女好，少长违亲颜。岂不眷庭闱，安能事闲关。问寝久疏阔，视膳良以艰。回步循南陔，踯躅涕澜。”诗后评云：“白华遗响，温厚可讽。”⑥对仕途不顺的父亲，女诗人往往能从共聚天伦、和睦亲厚的情感出发，进行委婉的劝慰。王慧父王发祥为顺治十二乙未（1655年）进士，任刑部主事。王慧《壬寅[康熙元年，1662]春初家大人归自都门志喜二首》之一云：“连朝乾鹊噪柴扉，早放金鸡愿不违。秉烛羌疑若梦，候门栗里喜真归。吾生忧患知多少，人世荣华有是非。历尽畏途双鬓在，从今安稳钓鱼矶。”②王发祥汲汲于仕途，引起了女儿的不满与忧虑。王慧在《丙午[康熙五年，1666]仲春送家大人北上》一诗中，规劝父亲就此隐退：“频年息意故园薇，又指东华理客衣。自是周家累重，不容何点宦情微。羊肠早历途仍险，鸡肋曾尝味本稀。人事艰难相促迫，初心莫叹出山违。”②然而，王发祥因事解职后，仍然赶赴京中寻职复补，终于在康熙八年己酉（1669年）病没。

对于身为人妻的女诗人来说，丈夫汲汲功名、远游在外是极寻常不过的场景，其赠外诗亦多围绕丈夫事业与夫妻情感的矛盾展开。一方面，她们希望夫君能成就功业、实现理想。朱柔则《寄远曲》四首“栖燕将雏苦，征鸿失侣寒。居家与行路，同是一艰难”、“取友防轻薄，持躬问老成。寄言百君子，努力事身名”⑨，表现出对夫君辛苦奔波的理解，并致以殷勤叮嘱与鼓励。柴静仪阅此诗后评道：“无端写出征途苦，助我思儿泪几行。”⑨而另一方面，女诗人独居家中操持大小事务，“居家与行路，同是一艰难”，不可能不期望能与夫君长相厮守，尤其是正值盛年，难免有离居之叹。诗末评云：“于委婉中见气节，于规讽中见性情。”[7]林以宁《寄外燕都》则意更显豁：“此去将何为，黄金台上客。振翮起蒿莱，千里自挟策。文章显当世，声名久赫奕。富贵不足慕，寸阴真可惜。”⑥《得夫子登榜后家书，言明年春不得第，即返棹西湖》中，诗人甚至促狭地写道：“不是深情因伉俪，肯期失意早归来。”⑥表现出在丈夫的事业功名与一家团聚之间的复杂的心态。

第二，女性细腻柔婉的天性，使她们更擅长于人伦亲情的点滴表达，因而诗人笔下的家庭生活，往往温馨素朴、亲切动人。在细节的采撷、语言的剪裁、情感的把握上均有独到之处。

女性对平实、日常化的书写似乎有着天然的兴趣，擅于刻画出真实鲜活的家庭场景。这一特点在康熙时期已有发端。朱柔则《举第四子》记录生儿场景，生动刻画出女儿在旁娇妒之细微神色：“儿生第四如有神，倏忽坠地无艰辛。痴女小小作娇妒，背立在傍偷眼嗔。”⑨另一幕生动的场景来自王慧的《壬寅[康熙元年，1662]春初家大人归自都门志喜二首》其二，诗人描述老父归家后之情状：

容易风霜归腊后，依然儿女话灯前。解包笑索馀铅黛，垂橐羞看剩俸钱。②

通篇皆琐细语、寻常事，只是撷取了父亲久宦归家后的短暂情境，整个画面却被温馨的光影所笼罩。王慧对母亲更为敬慕怀念，《忆昔十首》其四云：“忆昔春游风日恬，柳丝斜漾绿纤纤。拟牵萝茑愁枝蔓，欲折荼蘼怕刺尖。赌却金钗头上拔，赢来采色坐中拈。小鬟似亦知人意，拾得名花暗里添。”③王慧之母吴氏，《太仓州志》载其“博览典籍，尤悉史事得失，能诗善琴。……发祥官武昌，氏随之任，治家严肃，内外秩然，暇则惟亲翰墨。著有《遗香集》。”[8]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王慧远嫁后，“乐事减去大半”，“吾母尝泛舟相探，余之妯娌无不敬慕，则吾母之风范可知矣”②。吴氏后随夫任武昌，病卒于舟中。“嗣后家严远宦楚中，迎母之任，余送之浒墅，停舟夜话，血泪几枯，呜呼，岂意江头一别，遂成永诀。兴言及此，岂不痛哉。后虽故里时归，无复当年佳境。”②作者回忆幼年与母亲弟妹相处情景：“当吾母在日，膝下娇痴同诸弟妹，或花前拈韵，或月下联吟，一言有合吾母，必奖借劝勉，故春朝秋夕，未尝虚度。”③那些散布在诗篇中的鲜活场景，正是作者以深情之眼观照家庭生活的娓娓道来。

在视角细腻、取材平实的同时，女诗人表达骨肉亲情往往以简单语、家常语出之，避免刻意经营而损害了原汁原味的情感表现。如王慧《秋初招两弟过舍》：“漫言书信疏相候，惟望轩车过莫稀。尊酒已开期必至，待将明月送君归。”②书写兄弟相聚之乐及愿兄弟间常相探视的简单期盼，不事雕琢、语重心长。倪瑞《忆母》则为时人称道：

河广难航莫我过，未知安否近如何。暗中时滴思亲泪，只恐思儿泪更多。⑩

此诗继承了《诗经・陟岵》“心已神驰到彼，诗从对面飞来”的书写视角与朴素无华的语言表达，故全诗结构圆美流转近于造化天工，语意浅近却情真意切，展示出女性抒情的特色。

第三，课儿教子作为女诗人的职责，为女性诗带来了崭新的题材领域，并彰显出女性在培养优秀后代、传承家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教子诗是清代女性诗歌的一大特色。此类题材从顾若璞发端，到康熙时期女诗人达到高峰。女诗人对教育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钱凤纶《示钊儿》就指出：“是以汝学问未深，怀抱未广，吾之过也。”B11文化素养的提高，使她们在母教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女性的教子之功，直接影响下一代的学识与前途，并进一步维系着家族文脉的兴衰，往往比男性发挥了更加切实的作用。一方面，不少女诗人为寡妇，她们往往要独立承担子嗣的教学任务。女诗人严乘，字御时，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夫、子均丧，独自教孙读书，《课孙夜读》云：“他日学成安出处，锦衣不与换斑衣。”B12流露出对孙子光耀门楣寄予的殷切期望，其孙不负苦功，终在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年）举经魁。另一方面，男性长期宦游在外，也把接续风雅的任务留给了女诗人。朱柔则夫家衰落，倍感生计艰难，诗人勤俭持家毫无怨言，并自觉担负起了母教重任，其《举第五子》写出了女性独有的感受：“自怜乳哺多辛苦，转忆吾亲罔极恩。”B13只有自身经历抚养子女之艰难后，才能更深切体会当年母亲养育之不易。课子读书中种种不为人知的辛苦之处，都在寄给丈夫的书信中倾诉出来：

空复怜儿子，迢迢隔蓟城。燠寒劳问讯，衣食苦经营。

岁月嬉游惯，诗书背诵生。几回当与杖，思汝气全平。B13

在课儿教子的任务中，不仅包含了对子女进行学识上的督导，还常有为人处事的提点。严肃的教诲中时时流露出拳拳母爱，自是男性诗人所无法体验的。柴静仪对长子沈用济寄予厚望，晓之以“外侮旋复来，内忧方未已”的家族境遇⑨，敦促其为家族兴衰而努力。当沈用济仕途失意时，则作《长子用济归自粤中，诗以慰之》，可见其识见与襟怀：

君不见，侯家夜夜朱筵开，残杯冷炙谁怜才？长安三上不得意，蓬头黧面仍归来。呜呼！世情日千变，驾车食肉人争羡。读书弹琴聊自娱，古来哲士能贫贱。⑨

沈德裁评此诗云：“立身一败，万事瓦裂，皆由不能贫贱之故，贫贱中正可磨炼人品也。能贫贱他日即能富贵矣。学者宜三复斯言。”[6]566在柴静仪的谆谆教诲、潜移默化之下，沈用济终不负期望，成就了诗坛声名。钱林《文献征存录》卷十载：“少喜吟诵，及长出游，一至山东登岱岳，又之楚、之闽、之粤东西，与屈绍隆、梁佩兰友，诗益大进。又之边塞，留右北平，一变为燕赵声，一时名流莫与抗。”[9]

三、结语

康熙时期女诗人局促于闺阁之内侍亲、相夫、教子，却在狭窄空间中开辟了深邃的世界，以细腻笔触展开了一幕幕人伦亲情的生动图画。这些出色的作品打破了拟作闺音的男性创作路数，刻画了被男性所忽略的女性内心情感世界，清中叶女诗人继承了这一视野“内转”的倾向，朝着日常化、生活化的创作迈进。作为从清初的宏大走向清中叶琐碎深细的过渡阶段，康熙时期女诗人对传统闺阁文学空间的开拓之功不容忽视。

注释：

① 参见邹漪《诗媛名家红蕉集》，清初刻本，第2b页。

② 参见王慧《凝翠楼诗集》，清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刻本，第2a页。

③ 见吴永和《苔窗拾稿》，清雍正三年乙巳（1725）刻本，第2a页。

④ 见陈皖永《破啼吟・卷首》，民国抄本，第1a页。

⑤ 见钱凤纶《古香楼诗》，清康熙刻本，第1b页。

⑥ 见林以宁《墨庄诗钞》，清康熙刻本，第2a页。

⑦ 见林以宁《墨庄文钞》，清康熙刻本，第6b页。

⑧ 见陈皖永《素赏楼稿》 卷一，民国抄本，第2a页。

⑨ 见胡孝思《本朝名媛诗钞》，清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凌云阁刻本。

⑩ 见汪启淑《撷芳集》卷三十二，清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飞鸿堂刻本，第10a页。

B11 见钱凤纶《古香楼杂著》，清刻本，第17a页。

B12 见恽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卷一，清道光十六年丙申（1836）红香馆刻本，第15a页。

B13 见吴颢《国朝杭郡诗辑》卷三十，清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钱塘丁氏刻本，第32b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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