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快乐原则与生产方式的选择

［摘 要］ 追求幸福，既是一个经济课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价值课题。文化创造的根本价值目标是争取实现个体实践的特殊利益和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之间的和谐，以个体生存的广泛化来最终完成人类普遍的幸福追求。这是一种社会管理视角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转变，从而实现文化生产方式的选择。这一模式，既不排斥科技，又有利于避开“现代化陷阱”，实现人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经济学快乐原则 人文价值 生产方式 理性选择

经济的发展能够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一般来说，发展比不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要更强。如果经济发展是由膨胀的“物欲”所主导，那么人们很难获得其所企盼的幸福感。在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转变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技术理念会对传统文化具有冲击力和瓦解力，然而现代化道路并不是平坦的，甚至存在“人性的陷阱”。后现论开始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造成社会繁荣，也可以造成社会崩溃；既可以给人们带来快乐与幸福，也可以使人们处于痛苦与困境中。现代化过程中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不应存在文化价值理性的缺位，社会需要一种正确的价值理性，能包容技术性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向人类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的社会管理方式。

一、幸福的当代问题

人，是天生追求快乐的动物。但是，几千年贵族统治平民的形态，造就了一种贵族标准的审美观念，已经超出了快乐的实在需要。我们在《红楼梦》中读到一些离奇的食谱，是贵族们挖空心思的制造，显示身份，能吃平民们吃不了的精细。现在的豪华盛宴，走的大体也是这一路。同样，合适的时装，是工业与艺术的混血儿，现在的T型舞台，据说仅仅服装制作，就有花费几千万美元一台的，美女们装在金壳子里走，艳丽之极。说句挖苦的话，那顶多也只是学了点几百年前皇宫贵族的皮毛！可怕的是，这样的追求，并非停留在少数人的表演上，它已经像生命力顽强的病毒，深深潜伏在亿万人的心灵之中。这样一来，对为什么会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经济的发展虽然能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但经济发展对幸福的贡献却是边际效用递减的，即最初的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幸福感较强，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它所带来的幸福感反而降低了。调查显示，发展中国家的青年比发达国家的同龄人更乐观。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会自动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欲望和期待，而期待与现实情况的差距会降低幸福感。

当然，金钱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18世纪英国的启蒙思想家边沁就提出，国家政策应当是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幸福问题得出的一个最初结论，来自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理查德・伊斯特林。他的结论就是，虽然富人通常比穷人更幸福，但一旦一个人越过了贫困线，那更多的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就没有开始时那么大了。

当下，这种人在现实关系中的压抑性满足，表明了当代文化中物欲流行的实践危机，正像杰姆逊教授在论述后现代文化的深度模式丧失时所指出的：“现在人们感到的不是过去那种可怕的孤独与焦虑，而是一种没有根，浮于表面的感觉，没有真实感。这种感觉可以变得很恐怖，但也可以很舒适。”［1］（P190）正是由于感性与物欲的合谋，策划了一起又一起令大众觉得“很舒适”的生活享受事件，把感性与物欲的合作推向了空前“诗意”的地步， “审美化”的文化由于“感性主义”的实现而成为“形象”文化的存在。

另一方面，人口的过量增长，是人类劳动的一个无奈的成就。人们以能够劳动（就业）为快乐，以不能够劳动（失业）为痛苦，这是生活的无奈，也是社会发展的无奈。过度的劳动与就业竞争，绝非是人类理性的成就。那种把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当作人类社会发展成就来宣传，多少是有些无知。［2］（P17）中国由于城乡隔离政策与农村发展不够等原因，城市居民的收入远远高于农民，并且城市有较多的工作和娱乐机会，进一步吸引了人们进入城市。不过，多一个人进城，不但增加拥挤与污染，而且降低了其他类似人们找到工作的或然率（当失业是一个问题时）。如果根据总外部成本向他们课税，以达致效率（城市人口不会太多），则可能会导致这些边际城市人口的收入过低，不但无法满足平等的条件（每个人收入的边际社会福祉价值相等），甚至可能会有饥饿等不人道的情况出现。［3］（P3）

经济虚拟化，资产证券化以及现代科技水平的发展，一方面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使得社会经济运行的程序高度复杂化。而这种复杂化的背后则隐藏着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的真正目标之间的新矛盾。例如，贫富悬殊、社会诚信、突发的安全生产危机、腐败、犯罪问题等。这些都是我们贯彻科学发展观，保持社会、经济、文化繁荣与稳定必须考虑和研究的深层次问题。同时，从审美的感性层面上来完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是十分必要的。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美学话语的转型，不仅是学理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批评进程。［4］（P68）

二、追求幸福，必须彰显文化价值理性

追求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价值课题，对幸福的理解往往决定了人的现实生存原则，决定了生存实践的客观具体性。它通常表明人们在自身行为方面对文化方向的把握和对文化价值的具体阐述。

现代化的繁荣是对人的主体的中心地位确认和履行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而人类幸福与否的问题，将理性的权力话语直接引入到人类生活的进程中，再一次表达了人类理性之于价值规范的合法性。这里所谓“理性的权力话语”是与作为人的生存的普遍性――“人所达到的最高目的，就是一个自由人和理性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去展示和完善他所有的潜能。”［5］（P200）然而，人的生存的普遍性与作为独立实体的个人生活之间经常性的冲突和矛盾，才造成了幸福作为一种理想状态，常常与现实生活实践的困窘联系起来。可以说，人类迄今为止在幸福问题上的很多困惑，都无疑来自于这种感性方面的冲动性要求及其对理性话语权力的抵制，它构成了理性话语权力的“合法性危机”。

所谓合法性危机 ，指的是当某一理念和实践模式被社会认同后，再经过社会权威方式确定，就会形成一种惯性，直接威胁着系统重新的整合，从而危及原有的社会系统结构。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互动正有利于克服这种“合法性危机”。当人们满足自己了解“世界究竟是什么”的强烈愿望时，“他们惊奇发现世界的‘现实’，原来是由同一文化成员共同享有的某些观念所建构的。”［6］（P16）但任何社会的共同认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社会认同是通过旨在维护系统的整合能力而间接确定下来的，在阶级结构基础上，这种社会认同往往是很脆弱的。”［7］（P92） 人在社会生活中被结构化，而形成稳定的人格，不同的文化会磨铸出迥然不同的人格。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对同一件事情的态度反应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对于成功，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愉快和自豪，因为成功是他有能力的表现。而中国人对成功的体验则是愉快中夹杂着惧怕，因为鹤立鸡群意味着游离群体而构成孤立的威胁，这是中国人中庸哲学的文化价值的反映。文化是一种社会资源，文化反思恰恰具有一种克服“合法性危机”的力量。经济一体化伴随着文化一体化的冲突和交融，并不是文化链的断裂，也不是重建文化的篱笆，而是通过文化对话，找到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既能保持文化特质，也能促进文化交融的，并具有再生意义的价值模式。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人对现实的不满足、不自由的消退与自由、满足的生存诱惑的增长，随着人对于自身不断深入的认知而不断发展。因此，“幸福不仅是一种满足感，而且是一种实在的自由和满足。幸福包含了知识，它是理性动物的特权。”［8］（P73）

就人类的个体实践活动而言，文化创造的根本价值目标，是争取实现个体实践的特殊利益和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之间的融洽和睦，以个体生存自由的广泛化来最终完成人类普遍的幸福追求。因此，对于个体实践者来说，其理性原则和感性利益应当服从于这一价值维度。而市场经济是重价值的，是一种创造价值、交换价值、消费价值的实践活动，从本质上定义，它就是价值实践，文化的“意义”是它的轴心。重新审视原来物质生产方式理论，建构一种符合价值实践的“技术――经济――文化”融为一体的新的文化生产方式，应是经济学中快乐原则的理性选择。

三、幸福对文化生产方式的理性选择

文化生产方式是使文化从“反作用”模态到“结构”模态的转变，这一模态的转变强化了文化的社会参与性。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只看到了文化对生产方式的外在力，忽视了文化对生产方式的内在力。文化具有极强的贯穿力，当社会有了文化的对话，“人的一切活动，不管是内心的活动，还是外在的活动，都会产生质的变化。”［9］（P4）传统的教科书把生产力中最具活力的要素――劳动者界定为“生产过程中，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它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劳动者的心理状况 、情感、情商等较重要的文化因素，人是由生物、心理、社会和文化等因素多重迭加而成的，文化总是对人的生物差异进行不断调整。人的生物生命只有一次，但是人的精神再生可以有无数次。文化通过文化人去作用其他生产要素时，不管是生产工具的设计和使用，还是对自然环境的采撷和利用，就会更容易采取一种人性化的“普世伦理”的态度，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生产方式是以价值为主导的社会管理，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任何政治经济都是一个权利系统，是需要有运用权力的政治技巧的。“文化型”社会管理仍离不开运用“权威”。社会权威资源分为权力型和非权力型的。权力型权威是与国家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带被迫性色彩的社会认同。非权力权威是利用非强制性权力建立起社会认同，如经济的杠杆作用，文化的价值影响等。的确，文化是价值的手段，文化全球化同样也可能存在文化双（多）边平等对话，制定出共同遵守的文化规则，这种规则应是粗线条的，而不可能是十分精确的“量化”标准。美国后现代学者杰姆逊认为“全球化的标准化或美国化意味着一种盲目性”。［10］（P293）在现实中任何生产方式，任何主导性的社会秩序，任何主导性文化都不能完全包含所有人类实践、人类能力和人类意图。既要看到某一具体的文化主导的局限性，也要警惕和提防文化霸权主义的危机。可以预计，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最终会选择一种能保持不同文化和谐相处，又有旺盛生命力的社会活动方式。不要轻易怀疑文化生产方式的存在，毕竟文化生产方式已初露端倪，并带动了巨大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我们别无选择，以我们所具有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意识及敏感性，掌握、缓和、规范其发展方向。”［11］（P232）“文化型”管理实现非权力型管理，使政治权力对社会干预发生了从直接到间接的转变，更多的采取了与非权力方式相融合的方式。文化生产方式同传统的物质生产方式相比，它更具有精神价值性和创造性，其影响力也更持久。

当今，我国社会正处于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容易导致“边际生活”。“人类不像动物那样，他们缺乏对付危险状况的直觉应对技能，因此人类在危险来临的情况下，总是动用曾用于解决生存问题的文化工具。假如文化工具在全新的、根本不熟悉的新任务面前确实无能为力的话，人们就如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困兽。”［12］（P66）从而会导致一场严重的危机。此刻还有什么比得了对文化的引导需求更迫切，能比“以德治国”更具有力量的呢？因此，对现代化建设，对幸福的追求中，应该有与之适应的文化回应、文化理性、文化模式和文化生产方式。

文化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人文价值生产方式。它是突出“以人为本”。文化生产方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①精神价值性，即文化具有对人有重塑和对物质世界的再造作用。以最小的对有形资产的消费争取获得最大的精神美满（幸福）。②主导性。文化生产方式对需求的萌生具有原创性作用，是建立在对人的生物性和对客观物质性的深刻理解基础上的。但也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即据此而怀疑需求的客观物质性。在社会现实中看，物质商品的服务具有后置“满足性”，它表现为这种物质生产滞后的需要，因为供给生产是以假定需求为“蓝本”的，这样就铸定一种令供求关系难以适配的盲目性。要克服这一盲目性，就必须借助于新的经营方式，即文化经营，利用精神生产的媒介，如广告、企业文化、售后服务等形式，创造无形资产，引导新的需求和创造新的消费理念，享受幸福的生活。③可持续发展性。即文化生产方式不仅创造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创造超越经济价值的东西。文化是属于一种较高层次的约束机制，在文化“场”中，人与文化的关系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人被文化所模化，被创造；另一方面，人又是文化的再创造者。人凭借自己的努力超过自己肉体上的有限范围，达到全面和完整的发展，并在人道主义的原则前提下，保持和发展自己的自由和独立的个性，通过对不可再生资源的适度的、有节制的消费，保持人类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造福。④伦理道德性。人不仅为自然立“法”，而且也为自己立“法”。文化生产方式并不局限于物质生产，它给生产物质商品、精神商品和人的过程赋予了伦理道德的意义。不难看出，文化生产方式是一种立根于物质生产基础上，关注人、关怀人，兼顾社会，治“标”也治“本”的彻底性管理。

文化生产方式会随着“后现代化”革命的兴起而逐渐显化。后现论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文化生产方式，但是它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概括起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从以商品生产型经济为主转向以服务型经济为主。二是与经典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经济增长不同，后现代化的核心目标是使个人幸福最大化，追求生活质量和生活体验的最优化。文化生产方式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应充分考虑这些变化。然而事实上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它存在着如此多的“现代化的陷阱”。现代化在带来了极大的物质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理性的专制，人性的失落，精神的空虚，生态灾难等等“陷阱”。就连作为社会发展强大推动力的科技也是一把“双刃剑”。发达国家的对不可再生资源膨胀消费，是不能移植到人均资源拥有量很低的中国来的，本土生态资源破坏性消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仅有法律还是不够的，多元结构的发展更需要文化力量和道德精神。

“发展表明社会的一种转变，从传统的关系、传统的思维方式，传统的对待健康和教育的方式和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方式的一种运动。”［13］（P393）这样，我们的文化也需要理智地慢慢地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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