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勇:寒冬孕育重生希望

较长一段时间以来，笼罩在中国产能过剩的典型代表——钢铁行业上空的阴霾，和现实中的雾霾一样，久驱不散。大部分钢铁企业陷入微利乃至亏损泥潭，其中不乏鞍钢、武钢这样的钢铁央企。作为中国举足轻重的一个重工行业，钢铁产业的上述表现引发了社会公众的深度关注。对于钢铁产业的未来，大家难免种种猜测。钢铁业界更是对此倍加关注，种种分析不一而足。

然而，河北钢铁集团总经理、唐钢董事长于勇却对钢铁寒冬的说法有着另一番见解。

行业寒冬是解决自身问题的最佳时期

本刊记者：现在有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认为钢铁行业陷入了低谷，不少人期盼着行业能早日走出这样的困境，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心态？

于勇：不应该孤立地看待钢铁行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中国用了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往多了说也就6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用了一二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工业革命，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实现了物资极大匮乏到极大丰富的飞跃。这样的发展速度本身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这是正常的也符合辩证法。换一个角度看，也只有完成了足够的量的积累，才能带来质的升华一一如果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人们是不可能有余暇思考质的转变问题的。

所以大可不必对这样的现象过于担忧。从宏观角度看，这一问题是我们这个国家快速发展转型中的必经过程。

单就钢铁行业自身而言，2008年之前的将近10年时间里，被称为钢铁行业的黄金十年。在那个阶段，堪称是一个卖方市场时代，只要能生产出来就不愁没有人争抢购买。

2008年以来，钢铁产能的大规模释放和出口下滑因素的叠加，导致了中国钢铁行业回归了买方市场阶段。生产方必须想方设法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而且是以较低的价格。按照我的判断，这样的变化是行业回归理性的表现。在高盈利期、暴利期，钢铁制造业很多内部问题全被屏蔽掉，市场一旦回归理性，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钢铁行业本身不再以扩大规模、提高增速为主，而是要盘点现在规模下的一个增长质量问题，比如钢铁本身的结构问题、产品质量提升问题、商业模式问题等等。我认为当前市场的变化是中国钢铁行业真正静下心来解决自身问题的最佳时期。

但是在我看来，现在并不是钢铁行业最艰难的时刻。

现在所谓的市场形势不好，只是产品利润较低，还没有出现明显的供过于求。因为现在的钢材库存量并不是特别大。未来几年，中国钢铁产业可能进入真正的严冬。

本刊记者：具体会是什么时候？届时行业将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于勇：具体时间很难说。不过我认为很可能是不远的近几年。

到时候，供需关系平衡会被打破，就会出现钢材大量积压，部分钢企就会出现资金链断裂，甚至不排除退出市场的可能。

只有经历了这样的变化，中国的钢铁行业才会更加健康，活下来的钢铁企业才能在困难中激发潜力，寻求变化并获取重生。只有这样，中国钢铁企业才可能真正地走向国际市场，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掌握话语权。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期盼真正的寒冬早日到来。

本刊记者：我注意到，今年唐钢内部调整的动作特别大，是不是因为对形势的上述判断？

于勇：实际上唐钢一直在调整，但今年是变化最大的一年，因为要适应大环境、生产力变了，生产关系必须调整、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架构，实现向全新的钢铁企业体制机制转变，最大限度优化配置现有优质资源，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截至5月，唐钢完成了一系列对外合作、生产系统、销售系统、物流系统管理架构变革的大动作，成立了市场部、炼铁部、长材部、冷轧部和动力部，相继完成了对检修、物流、自动化和信息化相关管理职能的调整和业务整合。6月中下旬，唐钢财务结算中心和职工服务中心挂牌运营，标志着财务和人力资源的集中管控工作初步完成，大幅度削减了管理环节，在人员优化的同时，管理效率进一步提高。

为产品赋予灵魂

本刊记者：应该说，大部分钢企对困难的看法并不如此乐观。您为何有这么乐观的心态？

于勇：是唐钢近几年的发展事实给了我足够的信心。2008年，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钢铁行业中的诸多弊病得以暴露，唐钢一样陷入了困境之中。但唐钢意识到，这正是调整企业发展模式的良好契机。于是，唐钢开展了厂区环境综合治理，开展了生产组织模式再造。

事实证明，危机使得唐钢的上述举动更快更好地完成：由于危机到来，唐钢厂区内数百家外雇施工队顺利撤出，仅仅8个月时间，唐钢就变成了唐山市的一个花园式工厂。由于危机的到来，唐钢职工的市场意识明显加强，使得唐钢的生产组织模式调整顺利起步。上述成功进一步验证了我此前的判断：我们左右不了市场，但能左右自身工作。

况且，我们也完全没有理由埋怨市场。中国市场形势再不好，也比日本、韩国强吧？还是比他们市场广阔得多的。但跟他们的钢铁企业相比，中国钢企的市场竞争力表现并不算好。再一个，软件比设备应更高端。中国是世界上钢铁装备最高端的国家之一，但产品并不是最高端的。所以近几年我多次到浦项等国际巨头调研，想从他们那学到更多搏击市场风浪的技巧，真正把唐钢打造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国际钢铁企业。

本刊记者：最具竞争力的具体内涵是什么？

于勇：这是一个大的概念，涵盖企业的各个层面。包括盈利水平、创新能力、社会贡献率，行业带动力，以及品牌价值等主要方面。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企业的管理模式和结构必须颠覆。钢铁行业盈利空间较大的时候，生产组织以量为核心，牺牲了成本，牺牲了环境，牺牲了综合实力。现在盈利空间小了，就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向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向物流要效益。为此必须建立起符合当下形势需求的资源配置模式，即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市场的资源配置。企业的管理模式和方法就要围绕这些变化而不断调整。

近一段时间，唐钢调整了一些职能部门，成立了国际部等专业部门，就是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国际资源配置的需求。我希望，唐钢能成为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提供者。

本刊记者：应该说，进口铁矿石就是中国钢铁行业在国际市场配置资源的最明显表现。除此之外，还应该怎样参与国际资源配置？

于勇：我认为，中国钢企乃至大部分中国企业的资源配置概念都是刚刚开始。资源绝不仅仅是指铁矿石、焦煤这样肉眼可见的具体资源，也包括更广义的市场、物流、服务等内容。总之，跟生产工序链条相关的都是资源。

21世纪的制造业竞争，不是单纯的产品竞争，更多的是整个资源链条的竞争。单一的产品再强大，也不可能拯救企业。比如苹果的产品很牛，但是三星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品链条，可以有效地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并由此逐渐赶上了苹果。由此可见，除产品外，包括区位优势、物流成本都应该是企业关注的目标。只有完成了这样的转型，中国企业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

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唐钢最近加大了跟国际巨头的合作力度，扩大了合作范围。比如跟世界上最大的钢贸商德高进行了股权合作。其目的就是要把德高成熟的市场资源嫁接给唐钢，让唐钢成为满足其客户所有需求的货柜和生产车间。当然，唐钢并不是隐居幕后。那唐钢就成为了德高的代工厂。实际上是德高做市场，唐钢依托德高的市场平台走向市场一线，开展售后服务，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从而打响唐钢品牌。

这几年唐钢在与德高的合作中，真正感觉到，一个企业不仅要着眼于现在，而且更要着眼于未来。所以我说唐钢与德高的合作，不在于每一单合同的盈亏，而在于我们共同拥有了未来。具体而言，我们有个预测，今年唐钢的产品出口量应该突破300万吨，明年应该突破400万吨，在“十二五”末，唐钢每年要把近500万吨产品推向国际市场。

本刊记者：一般认为，品牌对于产品的意义非常重大，钢铁工业产品品牌建设的力度似乎相对较小？

于勇：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在竞争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走品牌之路，现在中国多数产品什么都不缺，就缺灵魂。要说中国产品品质不好，那还会有那么多国际大牌企业在中国寻找代工厂？

执行力来自于凝聚力，凝聚力则来自于认同感，认同感的源泉，来自于对人的尊重

本刊记者：危机到来后，钢铁企业都在谋求改变。但为什么唐钢取得的成效比较显著？

于勇：在我看来，唐钢有着不可比拟的执行力，这是唐铜的核心竞争力。

执行力来自于凝聚力，凝聚力则来自于认同感。只有在认同感的基础上，从基层员工到管理团队才能在同一个方向上共同发力，不用发号施令，不用天天催促。认同感的源泉，来自于唐钢对人的尊重。唐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我提出唐钢再困难，也不会从员工兜里掏钱，因为职工是唐钢不可复制的竞争力。

唐钢有着良好的文化基因。唐钢成立70年来，屡遭磨难，但一直昂扬向上。不单是碱性侧吹转炉技术的故乡，也为不少钢企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唐山大地震期间，唐钢损失严重，但唐钢人仅仅用了28天时间就炼出了第一炉志气钢。今年正值唐钢70周年，庆祝活动不会办得很大，但一定要办得有意义，要用优良传统激发唐钢人的斗志，使之成为唐钢下一步的进军号角，动员令。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尽管钢铁行业形势不佳，我仍然对唐钢未来几年的发展充满期待。

本刊记者：如果具体展望下唐钢的未来，您会描绘出怎样的蓝图？

于勇：现在距离“十二五”结束还有两年半。唐钢视之为五个半年。我对这五个半年相当期待。目前唐钢产值为800亿元左右，我希望“十二五”结束时这一数字翻一番，即达到1500亿元以上。而且非钢产业要占据半壁江山。

国企要担当国家角色

本刊记者：国企究竟该进入哪些领域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尤其是诸如钢铁这样的全竞争性领域。那么您如何看待国企在钢铁行业存在的价值？

于勇：目前，国有钢企遇到的困难，比民营钢企要大些。这是由于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比如一些国有特大型钢铁企业遇到了困难，是不会做钢铁么？当然不是，是社会负担太沉重。因此，要加快国企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改革要以市场为杠杆，剥离发展过程中掺杂的其他因素，使国有企业真正回到按市场规律前行的轨道上，公平地参与竞争。毕竟竞争才是市场中最大的动力。比如唐钢积极参与铁矿石的运输、装港环节，会把运矿船打扫得干干净净，矿商评价说，唐钢运输损耗指标比民企的还低。

但不管怎样，国企都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国家角色。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日益强烈，在此背景下，评价企业成功时，不仅仅要参照经济指标，还要看企业发展对行业、社会的贡献。相对来说，国企可能更在乎产品、品牌，应该注重树立标杆，致力于带动行业发展。

国企的任务，不仅仅再是制造产品，而是应该态度鲜明地把企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密切结合，担当起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责任，要尽可能少的占用社会资源，尽量多地造福社会和职工。所以，国有资产在进入高新产业时，一定不能制造新的过剩。新业务只要干就应该起到引领作用。比如唐钢进入炼焦环节，并不止步于焦炭本身，而是要顺势延伸到精苯、甲醇，据测算，焦炭以后的环节每吨还能产生400元的利润。比如唐钢现在的自发电比例超过80%，用水全部实现内循环，还能处理一部分唐山市的市政污水。

本刊记者：您刚才提到，国企发展中面临的不少问题需要通过改革解决。那么国有企业能在此过程中做些什么？

于勇：在进行国家顶层设计的同时，国企也不能静待其变，应该积极探索。比如，唐钢发展过程中进行的市场营销服务模式改革。因为中国的改革也好，改变也好，往往始于下层，如果上边觉得这样的改变确实好，就会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国务委员王勇就提到，鼓励国企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当然，改革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担子抛给社会。在国家出台政策之前，国企绝不能通过摊薄社会成本的方式为自己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