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简思维教育理论论文

一、易简思维之运用:中国古代文论例析

在古代认识论基础上形成的易简思维影响了我国古代诸多文史论著，尤其是经史著述。我国古代教育以经史教育为主体，决定了古代教育文献的易简特色。葛兆光教授认为:“很多知识、方法、理论，都要经过简化才能大众化，永久化，文化传播历来如此，这几乎是个规律。”从经史论著来看，真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如《大学》《中庸》《论语》等都表现出简约凝练的特点，反映出我国古代文论在易简思维影响下形成的独特性。

1．易简思维影响古代文论的整体意识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文论注重思想的整体性，虽然很多经典著述的逻辑并不十分严密，但是思想家们大都追求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他们注重用简约的语言阐释复杂的道理，并形成完整的体系。作为古代重要教育文献的“四书”就是如此。《大学》首篇经文部分就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的大学教育纲领和路径，正是整体思维影响下表达方式简易的表现。《中庸》首章就提出了“中和”的理念，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把它描述成“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箴言，成为儒家学派的“正法眼藏”，也表达出至道至简的理念。《论语》中充分表达了这种理念。例如孔子评价学生:“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先进篇》)。简单的一个字精确地概括出学生的特点，也反映出孔子的思维特点。问“仁”，问“孝”，莫不是用“爱人”“无违”“色难”等简约的回答揭示出问题的关键。这些经典文论实现了言辞易简与道理升华的完美结合。

2．易简思维导致古代文论的多重意蕴文似看山不喜平。尽管我国古代文论大多不注重逻辑的推演，但是文章的文采和起承转合是很多著者非常关注的问题。以古代重要的史学论著《史记》为例，在《李将军列传》中有一段李广打猎的精彩记载:“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因复更射之，终不能复入石矣”。这一简洁明快而又节奏紧凑的论述中，李广见石以为虎的紧张心情充分表达出来，而且随着语言节奏的舒缓，读者的心情也舒缓起来。司马迁并没有因为长篇历史叙事作品而浪费笔墨，接续和进一步影响了我国古代文论易简的优良传统。从“五经”的著述中也能看出表达的变易性。《易》旨远辞文，言中事隐;《书》通乎尔雅，文意晓然;《诗》藻辞谲喻，温柔在诵;《礼》章条纤曲，执而后显;《春秋》辩理，一字见义。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认为:经书“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经学作品典雅简约却意蕴深厚，为后世章句注疏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也使得不同的读者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和人生阅历作出独特的解读，这种不同的诠释提供了经典重生的不同路径，为经典历久弥新提供了可能。

3．易简思维形成古代文论的兴观群怨我国古代文论语言流畅，通俗易懂，其中一个重要的奥秘在于充分地利用了比喻论证的方法。通过类比思维，形成了语言的意境之美。王靖宇认为:“中国的一个基本哲学观念是:真相只能暗示而不能直接表达。”比如《论语》中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篇》)。用一种自然事物来比喻君子之德，后世逐渐衍生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等自然物类比的诗句，通过自然事物的一些特点来“观物取象”，因象知义，运用对比联想来反映人世道理。这种比喻论证的表达方式给人亲切生动的感觉，使得古代经典喜闻乐见，而无逻辑著作苦涩繁琐之弊。孔子就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篇》)。这种“比兴”的方法成为古代教育文论的重要表达方式。

二、弘扬易简思维:转变教育研究表达方式

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和写作方式一直是我国古代经典文论的重要特点，适应了国人善于整体、综合思考问题的思维习惯，创造了生动、简约的古代文论体系。反观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在教育学领域，随着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转变，学科分化进一步加剧，学科的理论色彩进一步加强，教育研究表达方式开始注重追求科学化、逻辑化，研究论文既复杂、抽象又繁琐，进一步加大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所以，经常能听到教育实践工作者对教育理论苦涩繁杂的抱怨。基于寻求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立场，教育研究要结合国人特定的思维方式与阅读习惯，吸收古代文论的优良传统，建构适合国人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教育理论表达方式，找寻教育研究表达的中国方式，适应教育领域阅读者的习惯成为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

1．教育研究表达方式的易简是教育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手段正如伽达默尔所说:“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绝不是单纯符号和其所指称或代表的事物的关系，而是摹本与原型的关系”。［6］11但是，有时语言表述时会存在先哲所指出的“真相难以用语言表达”的现实困境，要求语言表述采用特殊的方式，我国先哲简约隐喻的表达方式值得借鉴与吸取。简约的文字使得作品容易记忆诵咏，从而达到虚心涵咏的效果，使读者能于日常言行中随意引经据典，阐发己意。这一特点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古典阐释路径，造就了浩如烟海的经典诠释著作，经典的常道在这种诠释中实现了变通损益和与时俱进。当前我国教育研究存在的一个重要病症就是教育理论界总是高高在上，并试图建构一套事无巨细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教育实践，以显示教育理论的科学化，但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膜反而更加凸显，这也成为关注教育发展的研究者不得不直面的问题。教育理论建构应该指向我国广阔、复杂的教育理论实践，为当代中国教育问题提供改进的凭资。教育实践的复杂也预示着不能提出包治百病的良方，而是要建构出有利于教育发展和个体成长的理论，给实践者足够的诠释融通的空间。同时，如果教育理论研究试图贴近生活，贴近实践，也应该找寻教育实践者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来阐述教育理论。看似严密的逻辑化理论体系容易成为自说自话的理论推演，进而变成理论工作者的悲哀。从我国先哲秉持的“大道至简”理念来看，越是经典的理论与观点，越能够通过简洁明快的语言来表达，也越能给读者以多元阐释的空间。这为创建经典的教育理论提供了反思的视角，提醒我们不再去追逐盛世宏典式的套餐巨著，而是建构包容开放的简约体系，撰写中国特色的简约之作。

2．教育研究表达方式的易简是教育研究科学化的应有之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并不仅仅是为教育理论提供科学的依据，也意味着教育研究表达方式的科学化。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教育理论的表达需要一种精确而富有哲理的表述。熊和平对教育研究科学性表达的困境提出了归类:“接着说”的研究者由于追求教育学的学理逻辑，为了创新研究成果，常常在理论框架的狭小范围内寻找突破口，致使表达话语严重脱离日常的教育经验。……“照着说”的表达方式，将不可避免地丧失本土原味，弱化研究者对于母语的应用智慧与创新能力。［7］熊氏的论说提出了教育研究追求科学性可能存在的弊病。笔者认为从表达方式的角度来看，教育研究追求科学化与其所说的弊病并不矛盾。跳出过分注重逻辑化和西方化的窠臼，用符合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理论语言来表明自己的教育思想，而不是用新鲜的生僻词汇和谱系化的文献隔断教育研究表达的灵性，正是教育研究表达科学化应走的道路。在教育理论论著的撰写中，即使专门术语也要用一种简约易懂的方式来呈现，而不是故弄玄虚，这本身就是教育研究科学化的表现。科学化意味着要用教育研究自身的逻辑说话，追求用“辞简而旨远”的语言来表述研究内容，形成内容凝练、思想厚重的作品是科学化的应有之义。因此，只有在充分尊重国人思维和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异域经验，发挥教育智慧，教育学的经典论著才能呈现。

作者：任炜华单位：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